刑法问题探索

二、基本刑事政策视域下我国贿赂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一、我国不同时期基本刑事政策的简要梳理

基本刑事政策视域下贿赂犯罪立法的应然走向[1]

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主观方面的界定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主体的界定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客观方面的界定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直接客体的界定

论黑社会性质犯罪构成特征的界定[1]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概念的沿革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1]

四、结语

三、“飞车行抢”案件定性问题之分析

二、司法解释对于“飞车行抢”案件定性问题的态度

一、关于“飞车行抢”案件定性问题的理论争议

“飞车行抢”案件的定性问题探讨[1]

四、对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诈骗罪基本犯未遂形态规定的评析

三、诈骗罪基本犯未遂形态判断标准之确立

二、诈骗罪客观方面基本构造之厘清

一、对诈骗罪基本犯未遂形态不同观点的评析

论诈骗罪基本犯的未遂形态[1]

三、笔者关于抢劫罪加重犯既遂问题的观点

二、对上述各种观点的评析

一、关于抢劫罪加重犯既遂问题的不同观点

抢劫罪加重犯的既遂问题新论[1]

八、余论

七、让虚拟财产永远待在虚拟空间，不是科学的做法

六、保护虚拟财产会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的说法，于理有悖

五、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是严重干扰金融秩序的违法行为的说法，于法无据

四、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违背价值规律和价值交换规则的说法，于理不通

三、否认虚拟财产的价值属性，是缺乏理论支撑的

二、否认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一、“侯文”对虚拟财产的特性没有准确地予以理解和把握

论虚拟财产刑事保护的正当性[1]

四、结语

三、扶养关系成立范围的界定

二、关于遗弃罪犯罪客体的理解

一、关于遗弃罪构成要件的两种观点

遗弃罪构成要件的新思考[1]

三、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应以卖出为判断标准

二、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形态判断标准的理论争议

一、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形态判断的实践检视

论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的判断标准[1]

六、“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司法认定

五、“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司法认定

四、“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司法认定

三、“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司法认定

二、“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的司法认定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的司法认定

拐卖妇女、儿童罪六种加重情形的司法认定[1]

六、“偷盗婴幼儿”型拐卖儿童罪的既遂标准问题

五、“婴幼儿”的界定问题

四、利用监护人无力监护而当面抱走婴幼儿的情形的认定问题

三、“偷盗”的界定问题

二、“出卖目的”产生的时间问题

一、“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规定的渊源问题

拐卖儿童罪中的“偷盗婴幼儿”新论[1]

四、“奸淫”的主体

三、“奸淫”的对象

二、“奸淫”的时间

一、“奸淫”的范围

拐卖妇女罪中“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新论[1]

三、“人格尊严说”的刑法意义

二、“人格尊严说”之提倡

一、关于拐卖妇女罪犯罪客体的理论争议及评析

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客体及其刑法意义[1]

三、“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罪名表述的调整

二、“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罪名表述的调整

一、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立法的演进

关于调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罪名表述的思考[1]

三、被绑架人未死亡情形的处理

二、“杀害被绑架人”的犯罪形态

一、“杀害被绑架人”的具体表现

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新论[1]

三、高利放贷行为的立法发展前瞻——疏堵结合的高利放贷行为规制

二、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对高利放贷行为应进行无罪化处理

一、现行法律体系之疏漏——高利放贷行为法律规制的缺位

论高利放贷行为的刑法命运[1]

五、余论——对假释制度的改革应以累进处遇制的构建为基础

四、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改革路径及理由

三、关于我国减刑制度存废主要学说的介评

二、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状况及启示

一、世界范围内减刑、假释制度的发展趋势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路径前瞻[1]

三、转变扭曲的报应观念

二、逐步确立“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行刑观念

一、确立假释优于减刑的行刑观念

论行刑观念之更新[1]

五、对“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范围的延伸性思考

四、坦白从宽制度入刑规定的司法适用

三、坦白从宽制度入刑规定的内涵之解析

二、坦白从宽制度入刑的正当性分析

一、坦白从宽制度入刑的背景

坦白从宽制度入刑的思考[1]

三、关于减轻处罚制度再完善之建言

二、对修改后的减轻处罚制度的评价

一、减轻处罚制度修改的背景

减轻处罚制度立法再完善之探讨[1]

五、禁止令制度的完善

四、禁止令制度的适用

三、禁止令制度解析

二、禁止令制度增设的背景及其意义

一、关于禁止令制度的具体规定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禁止令制度[1]

六、结语

五、对“天价罚金”案中犯罪人财产状况对罚金数额影响问题的分析

四、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在罚金数额确定过程中应然地位的分析

三、我国刑法理论对罚金数额影响因素在认识上的分歧

二、罚金数额的影响因素在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中的演变

一、罚金数额影响因素的四种立法例

论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对罚金数额的影响[1]

四、我国终身刑制度的改革路径

三、我国学界关于终身刑制度改革的主要建议

二、我国终身刑制度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世界范围内终身自由刑制度的概况

论我国终身自由刑制度的改革[1]

四、结语

三、死刑替代措施忽视人权保障的负面后果之警惕

二、构建死刑替代措施的理论根据之辩驳

一、死刑替代措施的概念之辨析

死刑替代措施：一个需要警惕的刑法概念[1]

四、附论

三、对我国死刑改革的展望

二、对《刑法修正案（九）》中修改死刑规定的评价

一、《刑法修正案（九）》对死刑制度的修改

死刑改革问题新思考[1]

四、刑罚结构调整前瞻

三、管制刑的完善问题

二、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威慑力的强化问题

一、死刑罪名的削减问题

刑罚结构调整的反思与前瞻[1]

五、协调罪种间的法定刑配置

四、调整资格刑的配置

三、调整财产刑的配置

二、调整自由刑的配置

一、调整死刑配置

刑罚配置结构调整论纲[1]

四、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相关剥夺人身权利措施的完善

三、分流的具体方案

二、分流论正当性的根据

一、三种替代措施观点之争及其评价

论后劳教时代法律制裁体系的完善[1]

三、结语

二、基本犯未遂时结果加重犯的既遂、未遂问题

一、加重结果未发生时结果加重犯的既遂、未遂问题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问题新论[1]

二、加重结果

一、基本犯罪

论结果加重犯的构造[1]

三、数额加重犯未遂的认定与处罚

二、数额加重犯的既遂与未遂之区分

一、数额加重犯的概念之辨正

数额加重犯基本问题研究[1]

三、数额犯的既遂与未遂之区分

二、数额犯数额的性质

一、数额犯概念的界定

数额犯基本问题研究[1]

五、完善我国大陆犯罪停止形态的立法之建议

四、犯罪中止的立法之比较

三、犯罪未遂的立法之比较

二、犯罪预备的立法之比较

一、犯罪既遂的立法之比较

海峡两岸犯罪停止形态立法比较研究[1]

四、结语

三、既遂标准的层次性理论在不同类型加重犯的既遂问题中的展开

二、既遂标准的层次性理论在加重犯既遂问题中的贯彻

一、既遂标准的层次性理论之引入

从既遂标准的层次性理论看加重犯的既遂问题[1]

五、结语

四、“最低标准论”导致犯罪构成符合性评价与犯罪形态符合性评价被人为地割裂为两个独立的、前后衔接的步骤

三、“最低标准论”会导致基本犯的犯罪构成要件陷入无法确定的状态

二、“最低标准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功能作了歪曲的理解

一、“最低标准论”偷换了犯罪成立这一概念

成立犯罪最低标准意义上的犯罪构成理论之批判[1]

三、分层式逻辑判断还是平面式综合判断——德日犯罪论体系与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的比较与取舍

二、穿越迷雾——两类解释论之争的核心问题依然是犯罪论体系的选择

一、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混乱的战场

形式和实质的解释论之争与犯罪论体系的选择[1]

三、法定刑的轻刑化改造

二、犯罪圈的轻罪化改造

一、“重罪重刑”式刑法典之流弊

论我国刑法典的轻罪化改造[1]

五、结语

四、但书与犯罪停止形态的关系

三、但书与犯罪认定的关系

二、但书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一、但书与犯罪概念的关系

论刑法第13条但书的功能[1]

前言

版权页

封面

封面

版权页

前言

论刑法第13条但书的功能[1]

一、但书与犯罪概念的关系

二、但书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三、但书与犯罪认定的关系

四、但书与犯罪停止形态的关系

五、结语

论我国刑法典的轻罪化改造[1]

一、“重罪重刑”式刑法典之流弊

二、犯罪圈的轻罪化改造

三、法定刑的轻刑化改造

形式和实质的解释论之争与犯罪论体系的选择[1]

一、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混乱的战场

二、穿越迷雾——两类解释论之争的核心问题依然是犯罪论体系的选择

三、分层式逻辑判断还是平面式综合判断——德日犯罪论体系与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的比较与取舍

成立犯罪最低标准意义上的犯罪构成理论之批判[1]

一、“最低标准论”偷换了犯罪成立这一概念

二、“最低标准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功能作了歪曲的理解

三、“最低标准论”会导致基本犯的犯罪构成要件陷入无法确定的状态

四、“最低标准论”导致犯罪构成符合性评价与犯罪形态符合性评价被人为地割裂为两个独立的、前后衔接的步骤

五、结语

从既遂标准的层次性理论看加重犯的既遂问题[1]

一、既遂标准的层次性理论之引入

二、既遂标准的层次性理论在加重犯既遂问题中的贯彻

三、既遂标准的层次性理论在不同类型加重犯的既遂问题中的展开

四、结语

海峡两岸犯罪停止形态立法比较研究[1]

一、犯罪既遂的立法之比较

二、犯罪预备的立法之比较

三、犯罪未遂的立法之比较

四、犯罪中止的立法之比较

五、完善我国大陆犯罪停止形态的立法之建议

数额犯基本问题研究[1]

一、数额犯概念的界定

二、数额犯数额的性质

三、数额犯的既遂与未遂之区分

数额加重犯基本问题研究[1]

一、数额加重犯的概念之辨正

二、数额加重犯的既遂与未遂之区分

三、数额加重犯未遂的认定与处罚

论结果加重犯的构造[1]

一、基本犯罪

二、加重结果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问题新论[1]

一、加重结果未发生时结果加重犯的既遂、未遂问题

二、基本犯未遂时结果加重犯的既遂、未遂问题

三、结语

论后劳教时代法律制裁体系的完善[1]

一、三种替代措施观点之争及其评价

二、分流论正当性的根据

三、分流的具体方案

四、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相关剥夺人身权利措施的完善

刑罚配置结构调整论纲[1]

一、调整死刑配置

二、调整自由刑的配置

三、调整财产刑的配置

四、调整资格刑的配置

五、协调罪种间的法定刑配置

刑罚结构调整的反思与前瞻[1]

一、死刑罪名的削减问题

二、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威慑力的强化问题

三、管制刑的完善问题

四、刑罚结构调整前瞻

死刑改革问题新思考[1]

一、《刑法修正案（九）》对死刑制度的修改

二、对《刑法修正案（九）》中修改死刑规定的评价

三、对我国死刑改革的展望

四、附论

死刑替代措施：一个需要警惕的刑法概念[1]

一、死刑替代措施的概念之辨析

二、构建死刑替代措施的理论根据之辩驳

三、死刑替代措施忽视人权保障的负面后果之警惕

四、结语

论我国终身自由刑制度的改革[1]

一、世界范围内终身自由刑制度的概况

二、我国终身刑制度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我国学界关于终身刑制度改革的主要建议

四、我国终身刑制度的改革路径

论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对罚金数额的影响[1]

一、罚金数额影响因素的四种立法例

二、罚金数额的影响因素在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中的演变

三、我国刑法理论对罚金数额影响因素在认识上的分歧

四、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在罚金数额确定过程中应然地位的分析

五、对“天价罚金”案中犯罪人财产状况对罚金数额影响问题的分析

六、结语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禁止令制度[1]

一、关于禁止令制度的具体规定

二、禁止令制度增设的背景及其意义

三、禁止令制度解析

四、禁止令制度的适用

五、禁止令制度的完善

减轻处罚制度立法再完善之探讨[1]

一、减轻处罚制度修改的背景

二、对修改后的减轻处罚制度的评价

三、关于减轻处罚制度再完善之建言

坦白从宽制度入刑的思考[1]

一、坦白从宽制度入刑的背景

二、坦白从宽制度入刑的正当性分析

三、坦白从宽制度入刑规定的内涵之解析

四、坦白从宽制度入刑规定的司法适用

五、对“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范围的延伸性思考

论行刑观念之更新[1]

一、确立假释优于减刑的行刑观念

二、逐步确立“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行刑观念

三、转变扭曲的报应观念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路径前瞻[1]

一、世界范围内减刑、假释制度的发展趋势

二、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状况及启示

三、关于我国减刑制度存废主要学说的介评

四、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改革路径及理由

五、余论——对假释制度的改革应以累进处遇制的构建为基础

论高利放贷行为的刑法命运[1]

一、现行法律体系之疏漏——高利放贷行为法律规制的缺位

二、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对高利放贷行为应进行无罪化处理

三、高利放贷行为的立法发展前瞻——疏堵结合的高利放贷行为规制

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新论[1]

一、“杀害被绑架人”的具体表现

二、“杀害被绑架人”的犯罪形态

三、被绑架人未死亡情形的处理

关于调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罪名表述的思考[1]

一、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立法的演进

二、“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罪名表述的调整

三、“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罪名表述的调整

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客体及其刑法意义[1]

一、关于拐卖妇女罪犯罪客体的理论争议及评析

二、“人格尊严说”之提倡

三、“人格尊严说”的刑法意义

拐卖妇女罪中“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新论[1]

一、“奸淫”的范围

二、“奸淫”的时间

三、“奸淫”的对象

四、“奸淫”的主体

拐卖儿童罪中的“偷盗婴幼儿”新论[1]

一、“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规定的渊源问题

二、“出卖目的”产生的时间问题

三、“偷盗”的界定问题

四、利用监护人无力监护而当面抱走婴幼儿的情形的认定问题

五、“婴幼儿”的界定问题

六、“偷盗婴幼儿”型拐卖儿童罪的既遂标准问题

拐卖妇女、儿童罪六种加重情形的司法认定[1]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的司法认定

二、“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的司法认定

三、“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司法认定

四、“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司法认定

五、“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司法认定

六、“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司法认定

论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的判断标准[1]

一、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形态判断的实践检视

二、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形态判断标准的理论争议

三、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应以卖出为判断标准

遗弃罪构成要件的新思考[1]

一、关于遗弃罪构成要件的两种观点

二、关于遗弃罪犯罪客体的理解

三、扶养关系成立范围的界定

四、结语

论虚拟财产刑事保护的正当性[1]

一、“侯文”对虚拟财产的特性没有准确地予以理解和把握

二、否认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三、否认虚拟财产的价值属性，是缺乏理论支撑的

四、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违背价值规律和价值交换规则的说法，于理不通

五、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是严重干扰金融秩序的违法行为的说法，于法无据

六、保护虚拟财产会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的说法，于理有悖

七、让虚拟财产永远待在虚拟空间，不是科学的做法

八、余论

抢劫罪加重犯的既遂问题新论[1]

一、关于抢劫罪加重犯既遂问题的不同观点

二、对上述各种观点的评析

三、笔者关于抢劫罪加重犯既遂问题的观点

论诈骗罪基本犯的未遂形态[1]

一、对诈骗罪基本犯未遂形态不同观点的评析

二、诈骗罪客观方面基本构造之厘清

三、诈骗罪基本犯未遂形态判断标准之确立

四、对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诈骗罪基本犯未遂形态规定的评析

“飞车行抢”案件的定性问题探讨[1]

一、关于“飞车行抢”案件定性问题的理论争议

二、司法解释对于“飞车行抢”案件定性问题的态度

三、“飞车行抢”案件定性问题之分析

四、结语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1]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概念的沿革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

论黑社会性质犯罪构成特征的界定[1]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直接客体的界定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客观方面的界定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主体的界定

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主观方面的界定

基本刑事政策视域下贿赂犯罪立法的应然走向[1]

一、我国不同时期基本刑事政策的简要梳理

二、基本刑事政策视域下我国贿赂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