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明代江西进士研究的文献分析

明代（1368—1644）去今不远，遗留下来的各种文献十分丰富，为明代进士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直接记载进士名录的文献我们可以称之为进士名录，大体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考试完后官修的明代各科《会试录》《登科录》，题名碑、《进士题名录》等；二、民间编修的同榜进士名录，如《进士履历便览》《同年序齿录》等；三、民间对科举名录的汇编，其实也是编者初步研究的成果，如现存的《登科考》《贡举考》，以及清以后的《类姓登科考》《碑录》等；四、各地方志中的选举表（或称进士表、科第表等）。这是我们开展相关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取材范围。

对于各种进士名录的修纂、体例和利用价值，钱茂伟的《国家·科举与社会》和陈长文的《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本书仅就这些资料在使用时应注意问题稍作几点补充。

一 《登科录》资料

毫无疑问，《登科录》资料（包括《进士履历便览》《同年序齿录》等）是研究明代进士最为权威的原始资料。在《登科录》中，进士的字号、籍贯、行第、生日、登第年龄、各级考试的名次，以至主要家族成员的相关情况都有介绍，其价值颇类《清代硃卷集成》。尽可能地收集、利用《登科录》，可以说是每个科举研究者的毕生追求。但遗憾的是，明代《登科录》流传下来的并不完整，据陈长文的研究，现存世的明代《登科录》资料尚有73科共151种。其收藏也比较分散，而且，由于各种原因，有些资料我们目前暂无法利用。比如天一阁所藏的孤本《登科录》29种，孤本《会试录》32种，至今秘而不宣；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收藏的14种《登科录》资料也未见出版。我们所能收集到的只是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明代登科录汇编》和分别藏于国内各图书馆的《登科录》资料，合计58科。

《登科录》中的信息基本上准确可信，但对进士登科年龄的记载存在问题，即官年现象，对此钱茂伟和陈长文均有论述。不过钱茂伟认为，尽管明代《登科录》中存在这一现象，但并不普遍；陈长文通过详细考察各科《登科录》和相关资料，证明这在明代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但是他们对明代存在官年现象的具体原因的分析，尚存不足，以下试作探讨。

在明代，减年入试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以《万历八年（1580）进士登科录》为例：邵伯悌廷试年龄载作31岁，然《万历八年庚辰科进士履历便览》（下称《履历》）载其为己酉年（1549）十一月二十六日生，至庚辰当为32岁；王梦晹作30岁,《履历》（广信府下）载其为己酉年十月初五日生，则亦当为32岁；王德新作26岁,《履历》（吉安府下）载其为庚戌年（1550）五月三十日生，实际当为31岁；李廷谟作30岁,《履历》（南昌府下）载其为丁未年（1547）四月十六日生，实际当为34岁；但贵元作28岁,《履历》（南康府）载其为乙酉年（1525）九月二十九日生，实际当为56岁。

增年的例子在《登科录》中也有，不过相对减年而言比较少见。如黄建中，《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登科录》作30岁，然《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进士履历便览》载其为乙酉年（1585）七月十五日生，则实际年龄只有14岁。李继周，《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登科录》载其廷试时年26岁，然据《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进士履历便览》载其生于丁亥七月十七日，自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至万历甲辰（1604），实际当为18岁，《登科录》增年8岁。陈长文对官年现象产生原因的解释，只适用于减年现象，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要增年。

当然，这还是需要从明代考选庶吉士和科道官的相关规定中寻找根源，但必须注意，对于庶吉士选拔的限年来说，的确是只有上限而没有下限；而科道官的选拔，不但有上限，还有下限。

先说庶吉士的选拔。有关的制度性规定，在史料中并不多见，以下略引数条。《皇明贡举考·纪略》（第51页）引《吏部职掌》云：“凡考选庶吉士，或间科一选，……或限年三十五岁以下，或不限年，……”，而《国朝典汇》载，嘉靖十一年（1532）十月，“上命李时等于新进士未选者年三十而下，悉令就试，取二十一人”。据我们的研究，所谓“或不限年”的规定似乎仅为具文，大多数时候还是限年的，但其限或高或低，各朝规定不一，明人别集中的记载更为具体些。

如明储巏《陕西布政使司左参议王公徽墓志铭》载，天顺四年（1460），王徽“预选庶吉士，内阁李文达、吏部王忠肃二公试《春雨诗》百余韵，奇其才，以限年不果用，为给事中”。按，王徽卒于正德庚午（1510）七月七日，时年83岁，逆推其登科时为33岁，可知天顺四年榜选庶吉士的年龄当在33岁以下。

成化二年（1466）榜的林瀚，登第后被选为庶吉士，《成化二年进士登科录》载其时年33岁，但据章懋《林公瀚传》云其“正德丁卯（1507）之秋卒，享寿八十有六”，则成化二年时实际年龄已45岁，可知成化二年选庶吉士的上限至少也在33岁。

嘉靖二十六年（1547）榜进士马一龙，《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登科录》作39岁，但《嘉靖丁未科进士序齿录》载，马一龙生于弘治己未（1499）五月初三日，登科时实已49岁。李春芳《南京国子监司业孟河马公一龙墓志》云，“阁臣雅重公才，特破限年例改翰林院庶吉士”，马一龙已减年10岁，还须破例。同科汪镗亦选为庶吉士，《登科录》作36岁,《序齿录》载其生于壬申年（1512）二月初五日，据沈一贯《汪公镗行状》载，汪镗生于正德壬申（1512）, 23岁中举，“数困于春官”，至丁未（1547）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登科录》未减年。由此可以推知，36岁或许是嘉靖二十六年选庶吉士的上限。

据我们对《献徵录》所载150余位庶吉士的统计，他们入选的实际年龄平均为30.1岁，其中最大者为正德六年（1511）榜的刘夔，时年55岁。通过对照《登科录》，我们发现其中相当多的庶吉士是减年入试。庶吉士的目标是未来的内阁辅臣，这个过程足够漫长，以致年龄偏大者没有培养前途。我们今天在确定后备干部时，对不同的级别规定相应的限年，与此道理相同。

再说科道官的选拔。因为科道官不像庶吉士那样需要长期的特别培养，故选拔的年龄较庶吉士更为宽松。上面所举的天顺四年进士王徽，33岁因限年例未能选庶吉士，但被选拔为给事中。万历五年（1577）榜进士沈孚闻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王世贞《河南汝宁府光州商城县知县沈君孚闻墓志铭》载，沈年“四十三而始成进士”,“既成进士，刻《登科录》，当以生齿闻，而君具实数。或请减不过三岁而可以预馆选，即毋选，而更五岁以当给事、御史选，毋害也”。所谓“更五岁”，即再过五年。在减年至40岁的前提下，沈孚闻即使当年没能选上庶吉士，五年以后可以参加科道选拔。

有资料表明，当时选拔科道有最低年龄的限制。《皇明贡举考·纪略》（第54页）云：“今例，进士……年三十以上者，方许选科道官，盖皆裁抑成就之意云。”指出科道官的选拔必须大于30岁。张朝瑞是隆庆二年（1569）进士，所言当为隆万之制，对于其前代的规定，作者没有言及，但我们从若干科次的实例中大致可以推测得知。据《承直郎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东君野墓表》，东野于弘治十五年（1502）中进士，年21岁，“正德丁卯（1507）秋，吏部以御史起君，君年不当为御史，乃为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云。其年冬，……乃遂不起，终年仅二十有六”。显然，26岁是没有达到选拔科道官的下限。由此推知，科道官限年30岁以上的规定，可能在明代一直得到施行。为何科道选拔需要设定下限？科道作为风宪官，履行监督百官、讽谏时事的职责，需要相当成熟的气质和经验，年纪太轻，阅历必然有限，是难以承担如此重任的。

庶吉士是通向最高官位——内阁辅臣的捷径。按照明代定制后的规定，翰林官只有两个来源，一是殿试三鼎甲，可以直接除授翰林修撰和编修；二是考选庶吉士，散馆后优者除授编修或者检讨。对于鼎甲以外的新科进士而言，考选庶吉士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的机会。超过年限，意味着连这唯一的机会都将丧失。科道官虽然品秩很低，但在明代士人中却有着崇高的声望，对以后的升迁也有很大帮助。景泰五年（1454）进士孙珂曾说：“人有恒言，‘中科中进士，作官作御史’。吾非此，宁老死不仕也。”为了达到目的，年龄不合格的进士们必然要增减岁数，这只不过是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手段而已。

从明代各榜《登科录》中的记载来看，增减年岁的进士并不罕见。陈长文有非常详尽的数字可以证明，官年是当时社会的一种习见现象。据李乐《见闻杂记》载：“高大学士仪教诸进士曰：‘减年入齿录，嘉靖辛丑以前无此事，今日始有之，诸子慎勿为。’卒无人从先生之言者，致齿录与同年叙会大相矛盾，恬然不以为非。”高仪所言嘉靖辛丑以前没有减年之事，只是为了教育新科进士而说的官话，貌似冠冕堂皇，其实当不了真，故诸新进士“卒无人从先生之言者”。

除考虑选拔庶吉士和科道官的限年外，另一个经济方面的因素也应加以考虑。明代官员一旦致仕，除非有特旨，一般不再有官俸收入，因此减年的做法可以延长自己为官的时间，以保证获得更多的收入。

现存的明代《登科录》资料还有一个版本问题。《登科录》在殿试结束时即由礼部加以编制，并装订成册，本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但后人在流传、翻印过程中，个别科次的《登科录》难免会出现错页的情况。《明代登科录汇编》收集的《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登科录》就很明显：第一甲三名，依次为秦鸣雷、瞿景淳、吴情，不误；第二甲九十三名，自传胪至第7名分别为涂铉、章士元等，亦不误；但紧接章士元之下的，不是二甲第8名，而是第三甲第1名曹三暘，显然是个错误。因此，该科进士的名次就不能依据该版本的《登科录》了。这是我们在利用明代《登科录》时所发现的仅有的一个例子。《履历便览》的编写应该是依据《登科录》，但其对进士甲次的记载问题不少。从现存的几种《履历便览》看，基本是校对方面的错误，大多是“二甲” “三甲”相混。以《崇祯七年（1634）甲戌科进士三代履历》为例，程峋和牟贤均载作二甲38名，却不载三甲38名；王永积和南永台均作三甲50名，但却不载二甲50名；二甲本只57人，但张星作二甲76名，孙必达作二甲87名，向玉轩作二甲193名，等等，其实“二”是“三”之笔误。

二 《登科考》《贡举考》

对明代《登科录》进行研究，其实在明代就开始了。嘉靖俞宪的《登科考》和万历张朝瑞的《贡举考》即是其中最有影响者。二书对于明代中前期的科举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编纂体例等可以参见陈长文《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从进士研究的角度来看，除榜次不全（俞书收录至嘉靖二十九年榜，张书则至万历十一年榜止），存在的问题还有：一、内容过于简单。据《登科考》各科下附见的考证可知，除明初少数科次外，嘉靖以前各榜《登科录》都有礼部刊本流传，如果俞宪能将《登科录》中一些重要信息多加记载，那么其价值将大大提升。二、内容有若干记载错误和脱漏，涉及籍贯、朝榜、名次等诸多方面。以《贡举考》为例，有地名错误71处，地名脱字63处，人名错误36处，人名脱字90处，还有数科进士名次与其他文献所载不同。二书存在的问题大体相当，张朝瑞在编纂《贡举考》时，参考过俞宪的《登科考》。但张朝瑞并非照搬俞著，特别是对于洪武十八年至洪武三十年（1397）春榜5科，张抛弃了俞的记载而另有所本，二书存在相当大的矛盾。孰对孰误，需要使用另外比较可靠的文献来证明。以下以洪武十八年榜为例试作分析。

洪武十八年榜的进士《登科录》和题名碑，因为“革除间，子宁、子澄皆柄用，侵削藩王。靖难师起，以奸党戮之，仆碑削籍”，后人只能通过其他资料加以辑补。张朝瑞当然没有见过该科部本《登科录》，他在《贡举考》（第11页）中说：“是录部本缺，湖本不全，此据俞振才本录之。二甲缺五名，三甲缺一百八十二名。”所据为“俞振才本”，但其本亦残缺不全，而且来历不明，其可信度相当值得怀疑。以下试举几例以明之：

卓敬，卷2（第16页）: “（洪武十八年）第三甲三百六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卓敬，浙江瑞安县。”按，卓敬其实为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袁袠《户部右侍郎瑞安卓公敬传》: “卓敬，浙江瑞安人也。……洪武戊辰中进士，拜给事中。”洪武戊辰即洪武二十一年。《温州府志》亦有其传：“卓敬，瑞安人。……登洪武戊辰进士第，除给事中。……升宗人府经历，再升吏部侍郎。……靖难兵南下，敬死之。”同样作洪武二十一年进士。

齐泰，卷2（第16页）: “（洪武十八年）第三甲三百六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齐德，更名泰，直隶溧阳县。”按，齐泰其实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献徵录》卷38《兵部尚书齐泰传》: “齐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乡贡，明年举进士，……赐名泰。三十年升兵部左侍郎，明年进本部尚书。”

吴谦，卷2（第12页）: “（洪武十八年）第二甲一百七名赐进士出身……吴谦，河南许州。”但同卷（第22页）于洪武二十一年榜重出：“第二甲一十四名赐进士出身……吴谦，河南许州。”明《许州志》载吴谦于洪武戊辰榜下，可证吴谦当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

这种两榜重出的还有不少，如湖广夏铭善，《贡举考》重见于洪武二十一年榜；河南朱懋，亦重见于二十一年榜；江西戴安，重见于洪武三十年春榜；南直隶俞本，重见于建文二年榜，等等。这些重出的现象进一步证明，《贡举考》对洪武十八年榜进士缺乏充分的考证，吸收了别人错误的成果，当然也可能别人不误而张朝瑞自己犯了误收的毛病。上述所举数人，我们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都不是洪武十八年进士，考证的详细过程，限于篇幅，当另文撰写。

对于卓敬、齐泰等人的榜次，俞宪没有犯张朝瑞同样的错误。俞宪《登科考》成书在前，张朝瑞在参考该书时，为何没有吸收其研究成果呢？据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28云：“俞宪《登科考》名姓次序俱以会试为准，然不载杨靖、蹇瑢，其脱略可知矣。”他认为《登科考》未载杨靖和蹇瑢，因此怀疑该书的可信性。但据我们收集的版本看，杨靖见第94位（第47页），蹇瑢见第379位（第61页），全科472人一个不少，并不存在“脱略”的情况。或许徐氏当时所见为残本，故有此语。徐学聚为万历十一年进士，和张朝瑞的生活年代相差无几，因此我们推测，张朝瑞所见的《登科考》同样残缺，故不予采信。

《登科考》的可信度如何，这是考实洪武十八年榜进士的关键问题。《登科考》该榜收录472人，是唯一一部与实际总数相吻合的名录。但因为二、三甲名数次序失考，所以将二、三甲编在一起，共计469名，加一甲3名，合计正好472人。那么俞宪所依据的原始文献是什么？他对比了湖本和闽本，发现“湖本据其可考者，增入三十四人；闽本以其多湖人，疑而不录。宪校刻时，仍依湖本”，可见其开始时依据的是湖本，后来“见佥事章蘗《补遗录》，有是科会试人数，乃续而全之。然廷试名第，漫不可考矣。惟一甲传其可信，二甲、三甲但载其名籍，而次序姑以会试为准。若二甲首马京，次齐麟，则本诸《实录》云。按察使范钦谓，章本得之莆阳，第不知闽本何考不及此也”。则其最终依据的是当时存世的该科《会试录》及《明实录》，那么其记载又是否可信？

我们从《明实录》《献徵录》及《御制大诰三编》中，找到了该科180名进士的相关资料，这三种原始文献的记载相对可靠。通过对比《登科考》和《贡举考》对此180人记载的吻合度（见正文末附表2），我们不难判断出二者的可信度。在这180人中，《登科考》收176人，只有4人不载，吻合度97.8%;《贡举考》收95人，不载85人，吻合度52.8%。再结合《贡举考》误将他榜进士收入洪武十八年榜的情况，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断：《贡举考》的可信度相当低，而《登科考》则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俞宪所谓参考了洪武十八年《会试录》云云，看来并非虚言。至于为什么没能完全吻合，我们推测不外以下几种原因：一是进士入仕后改变了姓名，或者以字行，或者记载中出现错别字，致使二者出现不一致；二是俞氏参考的《会试录》本身存在个别的错误，出现误收的情况。

三 《类姓登科考》

清代与俞氏、张氏同类收集明代进士名录的著作，有盛子邺的《类姓登科考》，我们收集到的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湖北图书馆藏清钞本。关于该书的体例，我们必须纠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一个说法：“……宋谢维新《合璧事类》所列诸姓故实，则以乡塾所诵之《百家姓》赵钱孙李诸字为纲。此本盖用维新之例，其《百家姓》所不载者，则附录第六卷末焉。”《百家姓》是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等依序排列，但《类姓登科考》并非如此，而是根据姓氏所属韵部，依照一东二冬三江最后到十七洽的平水韵目来排列的；附录部分是复姓，如欧阳、皇甫等姓，并非“《百家姓》所不载者”。《清文献通考》沿袭其误，有些当代学者同样没有细查。

关于该书的作者，《四库全书总目》和《清文献通考》著录时均作“不著撰人名氏”。湖北图书馆藏清钞本著作“惰率斋主人盛子邺汇录”，应该可信。朱彝尊撰《经义考》尝引用“盛子邺说”两条，题《刘氏玉执斋易图说》云：“盛子邺曰：刘玉，万安人，弘治丙辰（1496）进士，历官刑部左侍郎，赠尚书，谥端敏。”题《林氏云同尚书正宗》: “盛子邺曰：林云同号退斋，莆田人，嘉靖癸未（1523）（按，实当作丙戌，见下文）进士，改庶吉士，累官南京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端简。”其文字与《类姓登科考》刘玉条和林云同条所载大体相同，见《类姓登科考》卷2: “刘存业，……弘治庚戌（1490）一甲榜眼。……刘东，……丙辰二甲。……刘玉，江西万安县人，乔子，字成栗，三甲，刑部左侍郎，赠尚书，谥端敏。”卷2（第574页上）：“林文华，福建莆田县人，嘉靖癸未二甲。……林琼，……丙戌二甲。……林云同，福建莆田县人，二甲，庶吉士，南京工刑二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端简。”可以断定，盛子邺就是《类姓登科考》的作者。

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因为它收录朝榜的下限为崇祯十六年（1643）杨廷鉴榜，肯定是入清之作。从清钞本的内容判断，应该在清康熙年间。

《类姓登科考》劳永嘉、吴希周、沈声等人的籍贯均作浙江石门县，但明代浙江无石门县，《贡举考》等书均载作“浙江崇德县”。这并非编纂者（或者抄书者）的笔误，而是有意识的更改。石门县乃崇德县在清初的改称，据《大清一统志》卷220《嘉兴府·石门县》载：“五代晋天福三年，吴越析置崇德县，……明洪武二年（1369）复为县，属嘉兴府。本朝康熙元年（1662），改曰石门，仍属嘉兴府。”改名的原因是避讳，乾隆《浙江通志》卷6《建置·嘉兴府·石门县》: “国朝，崇德县属嘉兴府，编户一百六十四里。康熙元年，因与太宗文皇帝年号相同，改名石门，以县有石门镇故也。”由此推断，该书成于康熙元年以后。又，该书既为朱彝尊撰《经义考》所引用，则其成书也必在前。据毛奇龄《经义考·序》尾云“因卒读而为之序，康熙四十年萧山毛奇龄初晴氏”，可知《经义考》成书于康熙四十年（1701）以前。由此推知，《类姓登科考》（清钞本）的成书当在康熙元年至康熙四十年之间。该书中数次提及“刊本作某”，则刊本较钞本更为前出，惜今不见刊本传世。

根据书中“谦牧堂藏书记”“朱彞尊印”“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等藏书印识，此书在康熙年间至少已经两度易主。“谦牧堂”为清揆叙居室名，按，揆叙，字恺功，康熙时官至左都御史; “潜采堂”则为朱彝尊藏书处。二人均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家，能先后为两大名家所收藏，说明该书具有比较高的价值。

但《类姓登科考》历来未能引起科举研究者的注意。我们认为，就研究价值来说，该书并不逊于《登科考》和《贡举考》。首先，该书收录榜次之全、进士之多，可谓前无古人。除崇祯十三年（1640）赐特用出身榜外（该科并非进士榜，详后），其余89科均被采录，所载进士总数达24314人，和明代进士的实际总数相去不远。其次，该书不是对明代《登科录》的简单汇编，还利用其他资料，补充了一些名进士的终官、赠官和谥号等信息。尤为可贵的是，“或一家世膺是选者，则注曰某为某子，某为某孙，某为某之兄弟”，对于明代进士家族的研究，无疑可以提供相当重要的线索。

当然，清钞本《类姓登科考》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地名之误、人名之误、甲次颠倒、错简等不为少见。限于篇幅，我们仅以进士家族关系的记载为例。

卷1（第423页上）: “孙如洵，浙江余姚县人，癸丑二甲，燧子。”按，“燧子”误，孙如洵与如游、如法、如滨等为兄弟，当同为燧之曾孙。见同页：“孙如游，浙江余姚县人，三甲，燧曾孙。”《嘉靖丙辰同年世讲录》载孙鑨“祖燧，父陞；……子如滨”，亦可证孙如洵当为孙燧之曾孙。

卷2（第434页上）：“钱喜起，浙江仁和县人，若赓子，二甲，三代进士。”按，钱喜起与钱若庚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喜起一家是三代进士不误，但他的父亲名养廉，《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以下简称《崇十三履历》）载其“祖立，嘉靖乙丑（1565）进士，广西副使……；父养廉，万历己丑（1589）进士，吏部员外……；本生父养度，刑部主事”。而钱若庚是鄞县人，他的儿子名敬忠，《类姓登科考》卷2（第433页下）: “钱敬忠 浙江鄞县人，若赓子，天启壬戌（1622）二甲。”卷2（第434页上）: “钱肃乐 浙江鄞县人，丁丑二甲，若赓孙。”也是祖孙连续三代进士。《类姓登科考》张冠李戴，误将二者混为一谈。

卷3（第698页上）: “郭鎜，山西高平县人，鋆弟，同胞三进士。”同页载：“郭鉴，山西高平县人，二甲，鋆弟，兄弟同榜。”按，其实三人并非同胞，而是叔伯兄弟，见《献徵录》载《郭公鎜墓志》: “郭氏……质知光州，生定，…定七子，以长子鋆贵赠官。次子城，判安州，生銮及公。……公与从弟鉴又同年举进士，鉴副使，而公为侍郎。”

其他种种错误，不一一列举。总之我们在参看时，应当结合《登科录》、墓志铭等文献细加考证。

四 题名碑、《碑录》与《索引》

从资料渊源看，现存的明各科进士题名碑、清李周望《碑录》、今人朱保炯等编《索引》大体上可归为一个系统。其体例内容及相互关系等相关内容，参见陈长文《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下编第二章，本书只对《索引》中的问题稍加补充。

自《索引》问世以来，便被学界奉为“研究明清科举人物的最重要、最权威、最方便的工具书”。不可否认，作为目前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进士人物索引，《索引》为我们的研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评价。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索引》是在《碑录》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文献编辑而成的，已经是第三手、第四手资料了，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能作为原始文献来使用的。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索引》存在着比较多的错误。陈长文曾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中谈到其中的人数错误、姓名错误、后附注释中的错误等，多达数十项，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李大东也认为《索引》中存在的问题比较重大，“直接影响了其价值的可靠性”。沈登苗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怀疑《索引》的权威性、可靠性理由不足”。我们认为，在充分肯定《索引》价值的同时，也不必讳谈其缺陷，否则对学术的健康发展不利。

从其产生原因看，《索引》中的错误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第一，刊印时校对的疏忽。从我们对《索引》正文的掌握看，如果采用今天的校对标准，它恐怕连一部合格的出版物都算不上。一些非常显而易见的错误，在正文部分比比可见。比如永乐二年榜的刘灏，《索引》正文作“明永乐20”，显然是2后误加0了，后附《历科进士题名录》不误（第2426页）。天顺元年（1457）三甲乔凤本为55名，误作54名（第636页），与张元济同（第500页），导致以下全错，至最后一名李和由194名变为193名（第1244页）,《历科进士题名录》不误（第2456—2457页）。嘉靖二十六年榜《碑录》有两个林一新，一为漳浦人，一为晋江人，《历科进士题名录》不误（第2532页），但正文却仅见漳浦林一新（第1619页）。此外在摘抄《碑录》时，也往往出现偏差，比如万历四十一年（1613）榜的孔贞时，《碑录》作“应天府句容县儒籍，佥充江西抚州所屯田，建德县人”,《索引》误作应天府句容籍，江西建德人（第546页）。不过也难怪，《索引》总收明清进士多达五万余人，其校对工作的确足够繁难，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做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这类校对上的错误虽然较多，但比较好解决，只需对校即可。

第二，照搬原材料中的错误。《索引》的主体来自《碑录》，但《碑录》本身的错误也不少，《索引》多未能更正。比如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蒋机，《碑录》误作“山西南昌府丰城县民籍”（第861页）,《索引》同作山西丰城人（第1460页），其实南昌府丰城县不在山西，山西乃江西之误。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邢实，《碑录》误作“江西平阳府洪洞县军籍”（第846页）,《索引》亦作江西洪洞人（第610页），洪洞不属江西，江西乃山西之误。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刘瓒，《碑录》作四川行都司合州卫（第521页）,《索引》同（第1973页），按《明史·地理志》四川行都司无合州卫，有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弘治十八年进士登科录》载刘瓒“贯四川行都司会川卫军籍，江西安福县人”，可知“合州”乃“会川”之误。如此仅是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也比较好解决。《碑录》还存在一些更为重大的错误，处理起来颇为棘手。比如《碑录》误将万历二十年（1592）榜的4人（黄炜、李作舟、穆深、杨逢时）窜入万历二十六年榜，导致万历二十六年榜虚增4人，《索引》未加考辨，以讹传讹（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再如洪武十八年榜进士，《碑录》全采自《贡举考》，里边就存在不少错误的记载，《索引》亦全盘照录。

第三，考证的疏误。编者在《索引·前言》中说他们“把清乾隆十一年（1746）所刊行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及其所附刊明代诸科，以《进士题名碑》的拓片、《登科录》、各省方志等校订增补”，这在《索引》后附《历科进士题名录》下的注解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但这些“校订增补”的质量，应该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先说《索引》的“增补”，主要表现在洪武十八年榜，其中据地方志补缺者多达123人（第2418—2419页），功劳可谓不小。但是，地方志的可靠性就如此之高？其实不然，更何况《索引》的引证都是孤证。以下试举两例。《索引》据《江西通志》补缺的永丰人张睢（第505页），实为张唯，《江西通志》收入洪武十八年榜下，十七年乡试榜下云其为解元，河南中。这是一条错误的记载，《明史·选举二》卷70、《弇山堂别集》卷81、《翰林记》卷4等均以张唯为举人，未登进士第。《弇山堂别集》对此记载比较详细：“是年（洪武六年），遂诏天下举人罢会试。正月初八日，河南解额内选四名，第一人张唯，年二十七；其次王辉，年二十八；……二十三日，山东解额内选五名，……皆拜翰林编修。又选国子监蒋学……等拜给事中，于文华堂肄业，命太子赞善大夫宋濓、太子正字桂彦良分教之。”后来张唯等16人改官监察御史。由此可见，张唯其实为洪武五年（1372）举人，并没有中进士；方志不但误作进士，连乡试科次也给弄错了。再如江西分宜的欧阳贞，《索引》据《江西通志》补缺作洪武十八年进士（第2269页）。《江西通志》洪武四年榜下载欧阳贞，但在人物本传中却说：“欧阳贞，字元春，……国初科举法行，始以《易》魁乡试，任考城、扶沟县簿。”当是洪武四年举人。康熙《江西通志》不载，编者应该是作过考证的。但雍正《江西通志》却收于洪武十八年榜下。方志对进士的收录并不十分可靠，在参考时应当格外谨慎。

再说《索引》的“校订”。《索引》对《碑录》某些科次进行了校补，如成化八年（1472）榜，《碑录》三甲160名张抚下空缺2人（第347页）,《索引》补第161名为薛真，仍空缺1人（第2467页）。其实该榜单只空缺1人，补上薛真即可，但《索引》榜末却又据地方志多补缺2人：金迪、翟廷蕙（第2468页）。此2人不见载于《贡举考》等书。按，《索引》正文载翟廷蕙作“河南洛阳，明成化8”，注云“据《河南通志》补缺”（第604页）。然《河南通志》载翟廷蕙入成化二年榜，其实就是《索引》所载成化二年榜的翟庭蕙，河南洛阳人（第603页）。金迪，《索引》正文据《江南通志》补缺，为直隶安东人（第2284页）,《江南通志》则不知所据。《索引》对《碑录》嘉靖二十三年榜的校订同样如此，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此外，《碑录》中多漏载进士的原籍，《索引》也未利用《登科录》作必要的订补，详见本书第四章。

由此我们认为，不能把《索引》的价值过分拔高。作为一本编于20世纪80年代的工具书，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以之作为检索工具当然可以，若据为原始资料，则其研究结果恐怕会产生新的问题。

五 地方志中的选举表

明清时期，方志编纂之风盛行，由于去今未远，故保存下来的方志数量相当可观。方志记载一方文献，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当地的建置沿革、水利山川、户口赋税、名人显宦，乃至名篇佳作，无不纳入其中。几乎无论从哪个研究角度，方志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本课题出发，我们主要利用了江西方志中的选举表和人物志。此外，方志对当地坊镇和丘墓的记载，也能为进士的籍贯提供重要佐证。散见于其他各省地方志中的职官、名宦、流寓等处对江西进士的记录，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在考证时也充分加以利用。

关于江西一省的方志，现在保存状况较好。我们选取了《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及《续编》和《中国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所收明清江西各地府志（包括个别县志），三种《江西通志》（嘉靖本、康熙本和雍正本）。在众多的方志中，我们尽量使用明代刊本，《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及《续编》收有建昌、临江、九江、赣州、南康、瑞州、饶州、广信和抚州等9府志，缺南昌和吉安2府，另有（广信）永丰、瑞昌、东乡、瑞金、武宁、丰城等8（州）县志，大都修纂于正德、嘉靖年间。《中国方志丛书》和《中国方志集成》对江西方志的收录相当齐备，我们主要选择其中的明末清初刊本，部分也参考了同治版府县志，具体版本见本书附录参考文献。

进士作为本地名人的杰出代表，一般都会在地方志中留下记载。相对于其他进士名录而言，方志对进士的字号、家族关系、历官、生平事迹等情况的记载比较翔实，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

但方志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是误收非进士者。方志对进士的收录在原则上是宁滥勿缺，其中有些是举人，明代拟古亦称乡贡进士，编纂者误以为进士；有些则无凭无据，不见于《登科录》或其他进士名录。比如前面所举的张唯、欧阳贞，就是典型例子。

其次是误收他地进士者。明代有些地名的设置不太合理，同名者不少。比如永丰县，一属于广信府，一属于吉安府；新昌县，既见于江西瑞州府，又见于浙江绍兴府；建昌既是县名，不属于建昌府，却隶南康府；而南康之为县，亦不属于南康府，却归南安府，等等。凡此种种，不但令今人迷惑，即便古人，也不免误此为彼、误彼为此了。比如正德六年榜三甲进士俞集，本为浙江绍兴府新昌县人，《登科考》《贡举考》、同治《瑞州府志》均误收为江西瑞州府新昌县人。正德《瑞州府志》不载，其他明代方志均作浙江新昌县人。如万历《新昌县志》（浙江）: “俞集，正德六年。”嘉靖《浙江通志》: “（弘治）十七年（1504）绍兴府三十二人：萧鸣凤，解元……俞集，……璿、集，正德六年进士。”

最后，由于明人的户籍和乡贯时有分离，造成一个进士而同时被两个甚至三个平行层次的地方志所收录。比如杨一清，祖籍云南安宁州，随父落籍于湖广巴陵县，后又家于南直隶丹徒县，以故清代云南、湖广和江南三地通志的选举志都载有其名。我们把清初官修的各省通志选举表所录进士作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共得26086人，大大超出了明代进士的实际总数；多出来的部分，除了少数非进士而窜入者外，大多是由一人两见或三见这种情况引起的。

我们以三个版本的《江西通志》中的进士表为例，来具体说明地方志对进士记载的问题。嘉靖《江西通志》为林庭、周广等编修，刊于嘉靖四年（1525），所收进士名录截至嘉靖二年（1523）榜止。该书体例仿照《大明一统志》，因而进士表在各府下分别罗列，基本上就是府志选举表的翻版。这一体例在后来的通志中被弃用。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本《江西通志》为清于成龙等奉旨编修，编者对选举表进行了改造，一是不再分府，而按照榜次先后，对全省进士加以罗列；二是将举人表和进士表分开，各自成卷，其中卷18为明代进士表。雍正十年刊本《江西通志》同样是官修之书，在体例上基本沿袭前志，但选举表有所改动，即将进士表和举人表合二为一，依照年代先后，对江西的举人和进士统一加以编订。从实用的角度看，雍正《江西通志》的体例较旧志更方便检索。

从内容上看，后志一般都袭用前志的文字，而稍作调整，或者加以充实、补订，进士表也是如此。限于编纂年代，嘉靖《江西通志》对嘉靖二年以后的进士没有收录，总计全书共收明代江西进士48科，载进士1711名。康熙《江西通志》对此48科江西进士进行了比较大的补充，共得1830名，多出119人。雍正《江西通志》在总数上和康熙省志较接近，仅相差4人，但具体到各个科次，其实误差还是不小（见下表）。

嘉靖《江西通志》固然存在漏收的情况，但后志的补充是否就可靠？未必尽然。三个版本的《江西通志》都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漏收，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洪武朝进士的记载。比如洪武四年榜，嘉靖《江西通志》漏收叶孝友、熊谊、吴权、黄载、毛煜；洪武十八年榜的漏载更为严重，仅以三者皆未收的进士为例，就有黄德安、危瓛、余子恭、郭昌、胡肃、聂以大、陈孟芳、吴渊等8人。后志在对前志的传抄过程中，也偶尔出现脱漏。比如康熙《江西通志》卷18载：“傅瀚，新喻人，官至礼部尚书。夏景，新喻人，大兴籍，官佥事。”雍正《江西通志》载作“傅翰（当作瀚），新喻人，大兴籍，佥事”。对比两处文字，我们可以发现，雍正《江西通志》抄脱“官至礼部尚书，夏景，新喻人”等内容，以致把夏景的资料挪移到傅瀚身上。

第二，误收，指误将举人或外省进士收入江西进士榜。比如饶州府的许仲猷、查仲源、俞敬德、汪彦思和袁州府的欧阳贞，嘉靖、康熙《江西通志》均收入洪武四年榜，但《明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不载此5人；雍正《江西通志》则收入洪武十八年榜，同样是错误的。南昌府的刘端和熊瓒，三志皆收入建文二年榜，但《建文二年殿试登科录》不载，可知他们也不是进士。

第三，重出，不少进士两见于不同的科次，个别进士则两见于同一科次不同府县。如戴安，嘉靖《江西通志》两见于洪武十八年榜和洪武三十年春榜；赵礼，康熙《江西通志》两见于永乐九年（1411）和十年（1412）榜；萧仪，康熙、雍正《江西通志》均两见于永乐四年（1406）和永乐十三年（1415）榜。正统元年（1436）进士龙文，三志皆重出，一作泰和人，一作兴国人，其实是同一人。嘉靖《江西通志》正统四年（1439）榜载的孙俨，其实与正统七年（1442）榜孙振望为同一人（见后文考证）。

第四，窜榜，本作此榜而误入彼榜。比如永乐四年榜，雍正《江西通志》较前志多出8人，除了误增1人外，其余7人均由永乐十三年窜入：曾令得、张永、周崇厚、李学、刘智安、章旭、张彦昞。雍正《江西通志》对正统十三年（1448）榜和景泰二年（1451）榜的记载更显混乱。正统十三年榜有5人窜入景泰二年榜：胡皞、刘泰、周瑚、朱厚、彭广；而景泰二年榜有10人窜入正统十三年榜：邓秀、刘彝、项倬、李钧、刘敷、刘昇、龙需、吴绰、左兴、吴汇。

由此可见，通志进士表的记载并不完全可据。从嘉靖二年以前48科进士总数的统计看，嘉靖《江西通志》显然偏少，而康熙、雍正两志又偏多，与实际人数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上表中我们统计的数字显示，嘉靖《江西通志》的总数为1711人，少于实际总数84人；康熙《江西通志》同期总数为1830人，多于实际总数35人；雍正《江西通志》则多出实际总数31人。从对明代江西全部进士总数的统计看，康熙《江西通志》为3066人，雍正《江西通志》为3070人，二者相去不远。但据我们的考证，户籍在江西的明代进士有2719人，加上乡贯为江西但户籍在外省的进士362人，则明代江西有进士3081人。虽然康熙、雍正《江西通志》总的数字与此差距并不算大，但考虑上述种种情况，具体到每个科次，其数字统计就有比较大的问题，需要作细致的考证。

六 其他文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各种进士名录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本书所作的研究，就是针对以上问题而开展的。我们在考证时，除了名录之间的互相比勘外，还充分利用了现存的《明实录》《献徵录》《翰林记》《弇山堂别集》《抑庵文集》《万历野获编》等各类明代文献，以资佐证。

《明实录》中详细记载了明代各朝科举考试的相关情况，包括考试时间、地点，考试官的安排，会、殿试录取人数，等等，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明实录》还有为数不少的人物传记，由于编者距离传主的生活年代不远，其可靠性相对较高。

《献徵录》一称《国朝献徵录》，为明焦竑所编。焦竑，字弱侯，号澹园，南京旗手卫人（原籍山东），万历十七年状元，官修撰，仕宦不显，卒于泰昌元年，享年81岁。该书收集了万历中期以前的各种人物传记资料，其中进士近2400位；相关墓志、圹志、神道碑铭等1180余份，行状、行实等170余份，传记900余份，为我们研究人物的家世、履历等提供了十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其他别集、笔记类资料，同样值得我们参考，兹不一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