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15年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状况及变动趋势

1．社会景气指数略有下降，民众对社会总体发展信心充足

在调查数据(分别是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样本量分别为8070、7114、7171、7938)和对观测量表进行检验的基础上，课题组构建了用以分析社会发展状况的两项指针——社会景气指数和社会信心指数。以2012年为基准，社会景气指数与社会信心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态势，2015年社会景气指数为100.09，比2014年下降了0.75；对总体事项的信心指数为101.1，为四年来最高，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见图3-2、表3-1)这一方面意味着，民众对国家社会发展状况的要求越来越高，盼望着国家在社会发展上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尽管国家在社会发展上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大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仍然信心充足、预期良好。虽然统计的分值只有微弱增势或减势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及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呈现出显著，但是，这种分值的细微变化仍然蕴含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5年以来，在新领导集体的带领下，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全面深化改革，扎实稳健地在推进中国的发展。在这样不断推进发展的过程中，深层次的矛盾日益变得清晰起来，改革的难度也变得愈来愈大，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以及对新领导集体的期待也变得愈来愈高，当这种期望与期望的实现有了一些距离的时候，当人们感知到愈来愈多的“成长的烦恼”的时候，人们对发展的满意度就会出现下降的趋势。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促进政府进一步的努力，激励人们在改革过程中迎难而上，加快改革的步伐，是一种鞭策和鼓励。

第二，即便是人们看到一些来自社会发展滞后所带来的结构性紧张以及变迁过程中的严峻挑战，仍然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前景充满着信心。对总体事项的信心指数逐年趋高，反映了人们对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预期，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进步的期待和希望。在我们国家艰难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的人民不丧失信心，且充满着期待，这正是这个国家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第三，从社会景气指数与社会信心指数的关系来看，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和充足信心是建立在当下社会发展状况之上的，一个景气的社会是一个发展状况良好的社会，也是人们对未来有着良好预期的社会。

2．民众对总体事项的满意度高于对个体事项的满意度，二者关联度逐年提高

满意度不仅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主观感受，群体乃至社会整体层面的满意度水平亦能反映出一个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的景气状况；人们的满意度不仅是个人期望是否得以满足的体现，同样受到社会发展情势的影响。在一定的程度上，人们对自己、对组织与社区、对国家与政府满意不满意的主观感受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一个国家与社会的稳定水平、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程度。一个矛盾凸显和冲突频发的社会必定是人们满意度处于很低水平的社会，反之，一个发展态势良好、总体景气的社会也必定是大多数人满意度较高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众对个体事项和社会总体事项的满意度水平可以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与稳定程度的有力指针。

图3—3是满意度指数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到，以2012年为基准，人们对总体事项的满意度都呈现出逐年不断增长的态势。这表明我们社会在总体上正朝着良性、协调的方向发展。虽然总体的发展趋势令我们振奋，但这种总体印象对于进行更为细致的判断难以“对症下药”，接下来还需要对满意度的各事项进一步分解，以知晓哪些因素是当下民众最不满意的以及哪些因素是阻碍人们满意度提升的关键。

如图3—5的数据显示出，与2014年相比，2015年人们对环境质量(48.39%)、基础设施(56.80%)、教育水平(47.26%)以及治安状况(50.61%)满意度有明显的提高。同样，与2014年相比，人们对物价水平以及食品安全的不满意度均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

为了对社会总体事项满意度的内在结构进行分析，我们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对社会总体事项满意度所包含的维度即采用的题器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在这里，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排序的原则主要是，社会总体满意度的各个题器或事项将依据被访者对相关题器认知上的贡献率大小来进行排序。根据这种方法，我们以人们对社会总体发展满意度为因变量，以构建总体满意度的各事项为自变量，通过夏普利值分解方法来探讨各项因素对社会满意状况的影响力大小。分析的结果表明(见表3-3)，影响力较高的事项分别是社会保障(贡献率为14.66%)、就业机会(贡献率为11.08%)、社会风气(贡献率为10.81%)和医疗服务(贡献率为10.22%)。

然后，我们再根据满意度水平高低和影响大小进行矩阵分析，以确定哪些因素满意度较低且对社会总体和谐状况的影响力最高。图3—6是民众对社会事项满意度与各因素影响力大小的关系矩阵，结果显示，物价水平(不满意比例为45.98%，贡献率为8.79%)、食品安全(不满意比例为37.4%，贡献率为10.04%)和医疗服务(不满意比例为30.8%，贡献率为10.22%)问题不仅民众满意度水平较低而且其对社会和谐状况的贡献率也很大，故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更需要保持政策和制度安排的优先性，进而有效地提升总体满意度，促进社会景气发展。

在对个体事项满意度的分析过程中，我们首先分析人们对个体事项满意度各个具体因素的分布状况。比较欣慰的是，与2014年对个体事项的满意度相比，2015年人们对个体事项的满意度均呈上升趋势。在这里，人们对自己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与健康状况持比较满意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个人收入与生活压力仍然处于满意度最低的水平。

在2015年的调查中，有一项题器专门询问受访者对个体事项的总体满意度，答案分为“很满意”“较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和“很不满意”五类。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进一步查看各类事项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大小。夏普利值分解的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压力三类事项的贡献率最高，也意味着在所调查的个体事项中，这三类因素更多地影响民众的总体满意度水平。(见表3-6)

在上述基础上，通过交互分析，形成民众对各事项满意度和其重要性的关系矩阵。(见图3-8)结果显示，在所有事项中，家庭经济状况(不满意比例为18.6，贡献率为22.72%)、个人收入水平(不满意比例为22.9%，贡献率为18.32%)和生活压力(不满意比例为22.3%，贡献率为12.53%)，不仅民众的满意度较低，而且其也构成了对总体满意度水平影响最为重要的因素。

3．民众主观地位认同下移趋势减缓，经济社会地位获得感增强

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从满足基本需求即低收入阶段步入到了满足社会发展更高层次需求的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们的诉求更多地关注在自身权益的保护，关注自己在经济社会等诸方面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关注自己与周围社会群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对公共事务参与表达出强烈的意愿。事实上，我们在调查中很容易触摸到：人们的一些重要的期盼，已经不再是基于温饱的点点滴滴，而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人们的一些重要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国家宏观的形势、社会与政治参与的程度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上来了；人们的一些重要诉求，也主要放在了住房、环境质量、食品安全、物价水平等关乎民生的基本问题上，放在了自身权益的保护以及一些实实在在“获得感”的实现上。

以往人们在评估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时候，往往把自己评估得较低，这样做的根据，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的确符合事实，处于社会的底层；另一方面也可能出于一种与他人或者其他社会群体比较过程中的愤恨与相对剥夺感，当然也可能是出于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事实上，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非常容易因为利益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所产生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让一些处于劣势地位的社会群体通过比较产生一种权益和利益被他人剥夺的感觉，产生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当这种心态和情绪在社会中蔓延开来，又得不到有效的疏导和宣泄的时候，那么就会很容易引发人们对社会的大规模的不满，从而造成一个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自己主观地位评估得愈低，这种主观地位认同下移的趋势发展的愈快，那么，对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就会变得很不利。

比较欣喜的是，在2015年人们主观地位认同的下移趋势明显地减缓。从图中可以看到，2012年人们主观经济地位自我认同为下层的比例为38.82%，而到了2015年，人们主观经济地位自我认同为下层的比例则减少为23.81%，减少了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被访者，则由2012年的25.35%增加到了2015年的33.25%，增加了近8个百分点。在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上也是如此。2012年，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属于下层的被访者为32.57%，而到了2015年，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属于下层的被访者减少为17.34%，减少了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中层的被访者，在2012年为32.07%，而到了2015年，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中层的被访者则上升到了43.13%，增加了约11个百分点。人们主观地位认同的下移趋势在2015年明显减缓的情况，非常大的可能是因为人们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获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社会分配过程中的那些极端的不公平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人们主观地位认同的下移趋缓以及经济社会地位获得感增强，从一个方面也支持了2015年社会总体和个体满意度不断提高的社会事实。

上述统计结果对构成社会景气的子量表——总体事项满意度和个体事项满意度的特征与分布状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在2015年，影响民众满意度高低的关键事项分别是总体层面的物价水平、食品安全、医疗服务以及个体层面的收入水平、生活压力和家庭经济状况。这样我们就能较为清晰地确定影响民众满意度的关键要因，进而使得政策安排能够有的放矢。同时也意味着，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加大如上几个方面的政策力度，使得民众的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社会实现公正，以进一步实现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提升民众的满意度。

上述结果所隐含的其他意义还在于，一方面，通过对民众满意度诸事项的调查与分析，也即对民众社会态度走向的把握可以从根本上反映出我们社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与GDP水平或者基尼系数等过于单一的客观指标不同，民众的社会态度包含综合的心理感受和价值判断，从而可以更为全面地反映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此处的分析纠正了以往关于民众满意度研究的一个偏误，即只对总体的满意度水平进行判断，忽视满意度的组成因素及各因素间的差异，而我们恰恰需要的是“目无全牛”，并非“盲人摸象”。当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不同事项满意度水平的测量，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社会在践行各项政策时所存在的差距以及面临的问题，从而为政府解决这些问题和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提供一项事实基础。

4．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稳中有升，对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明显

对政府的信任度是人们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主观感受，是对政府所做的相应制度安排的评价，同时也是人们对政府行为绩效的一种认可以及人们对政府行为的一些预期与这些预期实现状况之间关系的评判。一个不被公众信任的政府，很可能是一个执政能力不高、绩效不好的政府，在这样一个政府的领导下，社会很可能不会稳定，人们对这个社会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也很可能不会满意。对政府信任度的研究事实上涉及的是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的核心议题，即政府执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问题。就合法性而言，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政府及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一般民众的认可；对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而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过低则意味着政治体系或政府行为丧失了民众基础，从而使得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会遇到更多的阻力和反对，需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

首先，对政府信任是对政府行为绩效以及执政能力的一种肯定与社会承认。在理论意义上，政府代表公众来掌握和分配公共资源，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政府与公众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为公众服务理应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政府存在的题中之义。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分配的公共资源越公平，为公众提供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越多以及质量越高，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与期望越好，那么，人们对这样的政府以及政府绩效的评价就会越高，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就会持一种赞赏与肯定的态度。这里事实上包含着两层含义，一层是政府行为的绩效与表现，另一层是公众的需求与期望。政府行为的绩效越高，公众的需求与期望实现得越好，那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就会越高。

其次，对政府的信任是一个政府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从理论上说，合法性“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仅来自于正式的法律或命令，更重要的是来自根据有关价值体系所判定的、由社会成员给予积极的社会支持与认可的政治统治的可能性或正当性”。如果我们按照韦伯对统治的定义来理解政府的合法性，起码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统治是一种社会承认了的权力。只有在对政府行为及其行为的能力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认可的情况下，政府管理作为一种统治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统治的基础是顺从，是一种社会承认的、发自内心的顺从。第二，统治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力。在这里，政府的统治的合法性与公众的认可形成了一种高度相关的关系，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质量越高，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与期望越好，那么，人们对这样的政府就会越信任，其政府实施管理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就越巩固。第三，统治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力，意味着权力合法性的确立要通过一定的程序，遵循特定的规范来实现。

再次，对政府的信任同时也是对形成政府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框架的承认与肯定。从实质上说，当人们对政府行为的绩效以及政府的管理和执政能力表示认可和承认的时候，这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对承载政府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框架的认可与承认。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行为往往是嵌入一定的社会与政治结构以及制度环境之中的，政府行为被这种结构与制度所规范与制约。也恰恰在这个意义上，对政府的信任反映出来的同时也是对政治系统与制度的信任。

从预期—实现逻辑出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低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政府履行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以及政府的社会管理是否达到人们的预期。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的权威以及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问卷调查中我们将对政府的信任度操作化为民众对政府总体的信任度和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度。对政府总体的信任度包括对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对政府服务是否能够征询民意、对政府服务是否公道、对政府服务是否能让民众得到实惠、对政府服务是否贴近民众需要的感受和评价；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度包括对城管部门、信访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工商(税务)部门、公安局(派出所)的信任度。

图3—11和表3—8是在多年调查数据基础上所计算的政府信任度指数。首先我们看到，对政府的信任度仍然呈上升的趋势。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与2014年相比(70.28%),2015年上升了近11个百分点(81.09%)；与往年相比，2015年人们对区、县、市、省政府的信任度也是呈上升趋势，分别为60.08%(对区县政府的信任)和73.63%(对省市政府的信任)。同时，我们在这里仍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2015年，人们对政府信任“央强地弱”的差序结构仍然明显(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为81.09%，对省市政府的信任度为73.63%，对区县政府的信任度为60.08%)。

图3—12是2012—2015年人们对政府工作的一个评价。图中我们看到，与2014年相比，2015年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政府服务惠民、政府工作贴近民众，政府工作听取民众意见以及政府公道处理事情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努力说明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这也恰恰是人们信任政府的重要的事实基础。

图3—13列出的是人们对政府职能部门信任状况的年度比较。在2015年，人们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度由高至低依次是公安局、派出所(58.80%)，法院(57.80%)，社会保障部门(49.60%)，工商、税务部门(43.30%)，信访部门(38.20%)，城管部门(26.20%)。从横向比较来看，与往年相比，在2015年，人们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度略有提高，说明国家的治理以及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效率方面还是有积极的成效的。

表3—9是对不同社会群体对政府信任度的差异状况进行的分析。分析发现，在性别上人们对政府信任度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从对被访者的年龄结构上分析，我们首先看到，社会年龄愈大对政府信任度愈高的这样一个线性的趋势；如果再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31—40岁这样一个年龄组的社会群体，在我们的样本中表现出对政府最低的信任度。相反，30岁以下年龄组的社会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度，在我们的样本中则表现出略高于31—40岁这个年龄组的社会群体的社会态度。看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能够有的放矢地去做一些思想工作，针对特定社会群体来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应该说是很重要的。

在对不同文化程度的社会群体进行分析中我们发现，2015年，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对政府更容易持有一种批评和怀疑的态度。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在社会上这样一种社会群体的存在有利于监督政府的行为，督促他们做得更好。恰恰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今改革开放的中国，有这样一些社会群体能够用怀疑、挑剔和监督的眼光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督促和推动政府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对样本中不同收入群体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2015年月收入为6001—10000元的这个群体中，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对于其他群体较低；而月收入为2001—4000元的这个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则表现出对政府较高的信任度。在今天中国的城镇居民中，月收入为2001—4000元的群体属于中等偏下的收入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企业职工和新工人群体居多，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比较容易细腻地感受到国家点点滴滴的改变，对党和政府怀有一种特殊的朴素感情。一旦政府的行为有了向好的变化，一旦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一些好的改善，他们都会记在心里，从而产生一种比较强烈的获得感。这个群体是政府执政的基础，是我们党和政府依靠的主要对象。月收入为6001—10000元的群体属于中等偏上的收入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一般知识分子、白领阶层居多。他们有的本身就属于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或者说，他们与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相类似，对政府更容易持有一种批评和怀疑的态度。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在社会上这样一种社会群体的存在有利于监督我们政府的行为，督促他们做得更好。恰恰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今改革开放的中国，有这样一些社会群体能够用怀疑、挑剔和监督的眼光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督促和推动政府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5．关于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主要是指人们从期望得到的和实际得到的差距中(Discrepancy between Expectation and Actuality)所产生出来的或所感受到的，特别是与相应的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负面主观感受，一种不满和愤慨的情绪。在我们理解相对剥夺感这个概念的过程中，起码有以下四点需要强调：首先，相对剥夺感总是在期望以及期望的实现的不断比较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当人们认为能够或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在实际上却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自然而然地感到在实际行为过程中受到剥夺。其次，相对剥夺感同时也是人们在其行为的过程中，不断地与其相应的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相比较的结果。在这里，相对剥夺感的特殊之点在于：它更多地在意自己所得到的回报和奖赏，在和自己的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的比较过程中，是否处于一种等值或公平的状态。人们在拿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与其相应的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越感到平衡与公平，那么，其相对剥夺感的程度就会越低。反过来，如果人们在拿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与其相应的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越感到不公平和愤恨，那么，不仅满意度的程度会变得愈低，而且，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种被相对剥夺的感觉。再次，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负面的感受(Negative Feeling)，反映的是人们的失望和失落，表达的是一种愤慨和不满的情绪。只有当人们具有高期望值和低期望实际实现值的时候，人们的那种被相对剥夺的感觉才会变得强烈起来。最后，相对剥夺感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不切实际地大幅度提高人们的期望值，做出许多没有实现或不可能实现的允诺。这样所造成的结果必然会使人们的期望值和实际实现值的差距不断拉大，使人们经常地陷入失望与失落、不满和愤慨的情绪之中。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也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

总之，“相对剥夺感”作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所要测量的，则是人们在与相应的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对两者之差异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一般而言都是负面的和消极的，都会透露出一种不满和愤慨的情绪。

首先，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社会行动者通过比较行为期望和期望实现的程度，所形成的付出与所得不对等的主观感受：当人们的行为期望值总是高于实际实现值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失望和失落。对单位组织来说，这种感受在心理上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组织或体制本身对他个人的剥夺。更重要的是，一旦他们将与其相应的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纳入他们主观的比较和判断过程之中，上述感受会再叠加一个维度，从而变得更加强烈。在这里，参照群体指的是这样一些社会群体或个人，他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通常被其他某些社会群体或个人当作自身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而由此造成的社会行为及其效果也被这些群体或个人用来与自身相比较。也就是说，相对剥夺感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单位组织内的个人或群体从主观上与单位组织外的个人或群体有所认同，这种认同可能会表现在身份、地位、等级或声望等许多方面。事实上，人们总是在与他们自己所认同的参照群体与个人的比较过程中，不断认定或修正自己的行为，而这种比较的过程，同时也是估算自己相对被剥夺的程度的过程。

所以，就社会的总体环境来说，相对剥夺感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不切实际地大幅度提高人们的期望值。特别是在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组织变迁形成了结构的诸多不确定性，加之各种各样的新的社会因素，使各种不同的组织结构形成了许多交叉、重叠和错落的局面，所有制度的调整和转换都会使制度本身变得越来越不透明，越来越不明确，社会成员也越来越难于确定自身的行动目的和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整个社会通过文化系统进一步做出许多没有实现或无法实现的承诺，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参照群体或个人的比照下，必然会使自己的期望值和实际实现值的差距不断拉大，从而产生越来越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甚至是怨恨和愤慨的情绪。

表3—10是2012—2015年人们相对剥夺感的一个横向比较，从中可以看出，以2012年为基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那种被相对剥夺的感受呈逐步下降的趋势。这说明，经过多年的努力，群体间的那种结构性紧张得到了缓和，群体间的那种非常不平衡、不平等以及不公平的状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反映到大家的社会情绪上，就变得比较平和一些，由此集聚的一些正能量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具有了积极的意义。

表3—11是2015年不同结构群体对相对剥夺的感受，我们首先看到，在性别上，男性受访群体比女性受访群体更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被相对剥夺，这可能是由于男性受访群体的社会参与意识要强于女性受访群体。其次，从年龄结构上看，60岁及以上的受访群体被相对剥夺的感受最低，而31—40岁的受访群体则表现出较高的相对剥夺感。31—40岁属于青壮年时期，在职场中起骨干和中坚的作用，他们血气方刚，对国家、民族、事业、家庭都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上进心，对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现象敏感，敢于拍案，挥斥方遒。这样一种群体的社会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舆情与发展趋势，值得研究者和社会管理者高度重视。

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以及在不同的文化程度的社会群体中，我们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2015年，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大家的那种被相对剥夺的感受反而愈强烈，这和20世纪80年代那种“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状况比较相似。从社会背景上分析，那个时候和目前的这个时期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不平等、不公正和不公平的现象。大量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公正超过大众所能承受的限度的时候，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公平和公正。没有差异，就不可能有发展；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政府是否有可能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在不平等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时候，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当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导致利益分配机制严重失衡的时候，努力调整利益分配政策。

从社会学理论上说，一个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并不是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的。只有在以下三种条件逐步递进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导致一个社会的不稳定。这三个条件简单地说就是：(1)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地位的不一致性和不满意度变得愈来愈高；(2)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发生动摇和混乱；(3)政府不作为。具体地说，不平等和不公正首先造成的一个最明显的社会后果是利益分配不当、激励机制扭曲和贫富差距过大。先富起来的群体以及一些腐败分子的炫耀性消费的示范效应，人们在经济制度中行为的激励结构扭曲以及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行为规范与取向混乱，使人们的羡慕与妒忌、攀比与模仿、失落与愤怒等各种情绪交织在了一起。如果再加上媒体不适当的炒作与推动，就会使得其他社会群体心理上的那种相对剥夺感与地位的不一致性在相互比较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烈，由此引发的不满意度就会变得越来越高。如果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政府的政策没有做适当的调整，在结构上没有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那么，人们就会对一个社会的诸如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道路等这样的基本价值观念发生怀疑和动摇，对我们的政府以及政府的行为越来越不信任。只有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偶然的事件都可能会引起这个社会大规模的动荡和全面的不稳定，人们的愤怒与不满就可能会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泄出来。在这里，被剥夺的感受在这样一个结构紧张与冲突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现在这样一些处于社会中间层的群体，与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群体相比，他们的自我意识、维权的觉悟、对公正公平的向往以及高品质的生活质量的追求都是80年代那个群体不可比拟的。当这样一个群体在一个社会中发展到相当数量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舆论，左右社会思潮甚至会左右一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如果我们的研究者不深入地分析处于社会拐点的社会中间层，探讨他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如果我们的社会管理者不在研究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改变我们管理的方式以及治理方法，有针对性地引导发展中的社会中间层，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会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国家和政府就不可能制定出有效的、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政策，从而成功地引导全体人民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变迁。

如果我们以相对剥夺感为因变量来分析人们对诸如像满意度和信心度这样的状况，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两者之间都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相关(表3-12)。这说明，人们对被相对剥夺这样的感受的强弱，直接可以影响人们对其他诸如满意度和信心度这方面的感受，从而从总体上影响人们的社会情绪。恰恰在这个意义上，关注人们是否、为什么、在什么方面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被相对剥夺的感受，对我们理解一个社会的景气状况，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6．关于社会信心

在我们的研究中，社会信心主要是指人们在当下社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期。社会信心与社会景气是分析与研究一个社会发展状况的两个重要方面。缺少了对社会景气的研究，对社会信心的观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过来，缺少了对社会信心的分析，对社会景气的探讨便缺少了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尽管社会信心与社会景气一样，都是人们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但是两者之间一个最根本的区别是，社会景气研究的是人们对目前社会环境的主观感受与看法，而社会信心则是人们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期和心理期望。下面表格是我们2012年到2015年的调查数据(表3-13)，试图说明，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两者之间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即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是建立在当下社会发展状况之上的，一个景气的社会是一个发展状况良好的社会，也是人们对未来有着良好预期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社会的景气状况决定了人们的社会信心，从预期—实现对比机制出发，当下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越高则对未来的预期越高，反之则低。

从理论上说，个体层次上的主观态度一旦“化合”到总体性的社会情绪(Aggregated Mood)便具有了社会事实的特征，这是因为所有外在的客观变化都能在人们的主观感受中稳定地表现出来。虽然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是人们某种主观态度的总和性体现，但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结构是否整合有序、整个社会环境是否安定团结、整个社会方向是否顺应民意。在研究中，社会景气主要是指人们对自身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一种主观感受，社会信心则是人们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对社会未来发展状况的预期。按照理论概念演绎的方式，社会景气被操作化为民众的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和对政府的信任度；社会信心被操作化为对社会宏观层面的信心度和对社会微观层面的信心度。从人们对可指涉对象的预期目标与目标实现程度之间的对比关系出发，民众社会态度产生的微观机制，即预期—实现的对比关系可以成为我们勾连微观个体与群体及社会宏观状况的“桥梁”。当然很难将这种对比关系进行精确化，但对比的差异程度却成为人们进行相关社会问题评判的“模糊”标准。依据此机制，一旦人们的预期目标未能达成或只是部分达成，则会降低满意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度并激发相对剥夺感；同样的道理，对当下社会景气状况的判断则构成了人们对未来进行预期的现实基础，直接影响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1) 民众对各事项的信心状况有不同程度提升

图3—14和图3—15是2012年到2015年人们对各个不同事项信心状况的比较。如果我们把2012年到2015年这四年的数据连接起来比较来看，就可以发现，和历年相比，2015年人们无论是在对反映社会宏观层面具体事项的信心还是在对反映社会微观层面具体事项的信心上，均表现出不同程度上的提升。2015年，我们国家虽然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上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新的领导集体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方式处理发展中的难题，扎实稳健地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改革。人们对我们国家未来发展中各个事项的信心呈现出的上升状况，从一个角度肯定了我们国家和政府一年来的工作与成绩。

(2) 民众的社会信心状况因组群不同呈现出较大差异

下面的表格是具体分析，什么群体在什么事项上对未来有信心(表3-14)。数据表明，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状况在性别上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在年龄结构上，对反映宏观层面的总体性事项，60岁以上的被访者表现出了最充足的信心，而对反映社会微观层面的个体性事项，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表现出了最充足的信心。这样的一个结果与我们的经验观察相符合。今天的年轻人，如果在收入、工作、住房以及职业发展等诸方面对未来不抱希望的话，这个国家的发展就会出现不可忽视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年轻人的希望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希望。所以，我们的数据中，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对社会微观层面的个体性事项表现出了最充足的信心，说明了人们对我们国家2015年一年来工作的充分肯定。

同样表现在文化程度上，文化程度较低的被访者对宏观层面的总体性事项的信心度较强，而文化程度较高的被访者对微观层面的个体性事项的信心度则较强。

此外，从户籍结构上看，持农村户口的被访者无论是在对反映社会宏观层面具体事项的信心还是在对反映社会微观层面具体事项的信心上，都表现出相对于持城镇户口的被访者较高的信心度，这说明，国家政策在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上，得到了许多弱势群体的拥护，他们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他们自身发展的希望，从而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3) 民众的社会信心与现实状况密切相关

图3—16是2013年中国民众的社会信心度与欧盟30个国家的一些比较的数据。由于我们没有欧盟2015年这些方面的数据，所以不能用我们2015年的数据与欧盟国家在社会信心度方面进行比较。但是，我们就是利用2013年的数据仍然可以看到，中国民众在经济发展状况、住房状况、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度在和欧盟30个国家的比较中处于一种比较先进的状态，说明中国民众对自己国家的信任以及对将来发展的信心。

图3—17、图3—18试图说明人们对2012—2015年社会发展状况的满意度与社会信心度之间的关系。从中我们看到，在对总体性事项的满意度与信心度方面，从2012年到2014年，人们对基础设施与教育水平满意度与信心度始终处于前列，而到了2015年，对基础设施与治安状况满意度与信心度处于前列，对环境质量希望未来变好的预期列为第三项，说明了人们对青山绿水的向往，对国家与政府在环境治理上更上一层楼的盼望。另外，人们对物价水平、食品安全以及社会公正方面的满意度与信心度从2012年到2015年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对个体性事项的满意度与信心度方面，从2012年到2015年，对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健康状况的满意度与信心度始终处于前列，没有发生变化。同样，在这四年里，人们对生活压力、收入水平、发展机会方面的满意度与信心度也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在2015年，住房状况则成为人们最期盼的一个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的改善与努力，应该是国家与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