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选题来源及相关研究综述

1.1.1 研究背景

赫尔巴特（Herbart）曾言：“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任何人否认这一点，他对于道德是什么，肯定地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至少在这种地方，他没有发言权。”这段话足以说明道德教育的灵魂地位，它不仅是历久弥新的教育主题，也是社会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强势崛起的今天，多元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等新锐思潮已经冲破了国家和民族、集体与个人之间无形的心理疆域，演变成真切而又紧迫的道德教育命题。然而，大学生作为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继承人，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依然缺乏入木三分的价值判断力，尚不能完全认知到价值相对主义的潜在危害，更容易在光怪陆离的文化思潮中丧失自我，由此引发的诸如考试作弊、违约欠贷甚至毒杀室友等失范行为更是发人深省，人们不禁要问：今天的大学生到底怎么了？

事实上，多元文化作为全球化的衍生产品，其影响力绝非局限于某一国家、某一族群内部，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生也同样遭遇多元文化时代的鬼魅，在价值相对主义面前彷徨，此起彼伏的校园枪击案，或明或暗的黑帮文化，令人痛心疾首的大麻风潮以及抢劫、黑客行为等都在提醒美国人：大学生的行为失范并非简单停留在可能之中，而是发生在真实的当下。对美国青年大学生道德价值的丧失与“人”的异化，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犀利地指出：“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这种危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显然，两国大学生同时遭遇道德囹圄绝非偶然，其背后的精神动因并不是变动不居的多元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羽翼下的价值相对主义思潮。那么，如何在中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比较中寻得共同的道德核心价值？又如何在多元文化的波涛狂澜中展开捍卫道德生态的雷霆行动？为此，国内外学者展开了持久深入的探索，成果丰硕，但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单一国别研究，着力点则起自教育理念、课程、方法或者技术等微观视角，缺乏中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比较研究，宏观视域与微观视域相结合的研究依然不足。为此，探寻新时期中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共性，展示双方的德育优势，并且在全球化的交流平台上相互借鉴不失为中美两国对多元文化视域下道德教育的一种严肃回应。

1.1.2 回溯国内研究

多元文化视域下的道德教育如何才能拨开层层价值迷雾，抵御相对主义的文化鬼魅，授大学生以价值批判的精神利器？有着丰厚道德文化资源的中国和有着发达文化生产力的美国都将此视为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从而展开了大量研究。

1.1.2.1 学术论文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两国学者对多元文化时代的道德教育研究颇多，但是直接以中美两国大学生道德教育作为比较对象的则为数不多。查阅中国知网（CNKI）可知，截至2015年5月20日，自1915年有记录以来，我国发表涉及道德教育的论文共912748篇，足见对道德教育的重视非同一般，涉及中美道德教育比较的论文却只有37904篇，其中涉及“中美大学生道德教育比较”的论文更是仅有7133篇，最早的成果由张应强发表在《江苏高教》1994年第3期上，题为《中美大学德育之比较》。以上论文多是以道德教育理论为研究对象，如蔡春的博士论文《德性与品格教育论》（复旦大学，2010年）、丁锦宏的博士论文《品格教育论》（南京师范大学，2003年）；或从道德教育的单一元素介入，如郭凤志的博士论文《德育文化论》（东北师范大学，2005年）、张艳红的博士论文《德育资源论》（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许桂清的博士论文《美国道德教育理念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2年）等；或以单一国别进行研究，如王宏伟的硕士论文《美国高校德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陈卫东的硕士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联邦高等教育战略分析》（首都师范大学，2001年）等；而以中美两国道德教育为比较对象的则多以途径、介质为切入点，或者以思想政治教育来代替道德教育，如周中明的硕士论文《中美两国高校道德教育途径的比较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刘艳的硕士论文《中美高校校园精神文化比较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2007年）、李加雷的硕士论文《中美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2008年）等；直接以中美大学生道德教育为比较对象的则鲜有见到，这为本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

1.1.2.2 中文专著

在中文著作领域，学者倾向从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教育哲学、教育现状等方面切入，或以单一国别，或以中美两国为比较对象展开研究，比如，鲁洁和王逢贤教授的《德育新论》（2002年版），以多元文化风云并起为时代背景，对我国道德教育的新时期境遇和未来走向作出了深度分析，提出道德教育要回归人自身的价值理性，道德教育应着力于实践的途径，成就德育的新气象；班华教授的《现代德育论》（2004年版）则从“现代性”与多元文化的延伸视角提出道德教育的历史转向问题，使德育回归应有的文化功能，呈现本真的气质；陆有铨教授的《躁动的百年》（1997年版）以宏大的历史视角阐述道德教育在人类历史文化进程中的变动，清晰地勾画出道德教育的衍生谱系，突显工业技术革命之后人们苦苦追寻道德教育真谛的心路历程；朱小蔓教授的《情感教育论纲》（2007年版）一改往日道德教育的生硬面目，从道德情感的细微视角着手，让教育对象感受到道德情感的真实魅力，为道德人格的建构带来一抹亮色；杨韶刚教授的《道德教育心理学》（2007年版）则融合道德哲学、道德发展心理学的学科内容，详尽分析了道德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有的学科性质、内容、方法、评价指标和地位等问题，着重突出心理学实证方法的意义，令学界感受到心理学介入道德教育研究的深层影响力；檀传宝教授的《学校道德教育原理》（2003年版）以新的理论视角对多元文化时代道德教育的机遇与挑战、传统与现代转换以及未来走向作出全面分析，使人耳目一新；钟启泉教授的《道德教育展望》（2002年版）站在新时代的文化高度，对道德教育的前世今生作出了深刻的哲学分析，对发展前景则给出了有力的文化预测；戚万学教授的《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2010年版）蓬勃大气，以儒雅的文风将多元文化时代道德教育的文化困境与文化选择娓娓道来，提出道德教育的文化性格，把握文化流变，完成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郑富兴教授的《现代性视角下的美国新品格教育》（2006年版）对新品格教育在美国国内开展近况、质疑的声音、未来走向逐一进行介绍，尤其是对现代性与新品格教育的内在文化联系作出深入探究，新意独具；朱晓宏教授的《复归与重构：当代美国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变革》（2011年版）则分为理论篇与实践篇，对当前美国流行的品格教育、关爱教育和领域理论都作了翔实的解读，大量鲜有的研究材料则为该书的观点提供了坚实论据，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国内学界对美国道德研究的深度；黄坤锦教授的《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2006年版）从通识教育的路径切入美国高校的道德教育，虽未直接提及大学生道德教育，却从通识教育的理念、哲学根基、通识课程、道德评估的视角分析了通识教育与公民教育和大学生德育的内在关联；王霞副教授的《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反思》则对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背景下的价值观教育作出翔实分析，为研究美国大学生德育开辟了新思路；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同时，国内不少学者以中西方道德教育或中美道德教育为比较对象展开宏大研究。李萍教授的《比较德育》（2009年版）系统阐述了比较德育的原则、方法和道德哲学基础，通过对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新加坡和我国港台地区道德教育的系统比较，为学界呈现价值转型时期道德教育的流变；李霞教授的《中外德育比较研究》（2009年版）也以诸如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为对象，梳理分析了当下世界道德教育的基本走向和成功经验，为我国德育工作的改进提供了有益的学理参考；秦英君教授的《东西方道德的转型与比较》（2002年版）则以全球化为背景，对东西方道德教育的转换思路、德育内容的厘定、道德哲学的迁徙、道德成果的未来走向作出了清晰比较，令人豁然开朗。

1.1.2.3 中文译著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多元文化持续发力，该如何看待多元文化的利弊得失？它与道德生态的内部平衡点又在哪里？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如何在新时期有效革新，如何向海外同人学习借鉴？这些都成为我国道德教育前进征途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于是，学者们积极翻译了大量海外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期在评析中借鉴吸收。

比如，德性伦理的积极倡导者、美国著名学者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2011年版），把多元文化时代“人”的德性丧失和价值失落归结于对传统道德（即德性伦理）的无视，他严厉批判价值相对主义，大声疾呼应该回归传统道德价值观，重构失序的价值世界；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2007年版），则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上揭露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化流毒对人自身价值的解构与戕害，呼吁以超越的勇气重塑人的价值，以便突破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精神束缚；美国学者约翰·杜威的《人的问题》（2006年版）深入批判了后现代性的文化危害，希冀通过道德教育解决“人的问题”；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精神》（1998年版）则以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多元文化为研究因子，归纳自身的文化脉络与价值本真，使人们明晰了后现代精神不应是分裂与痛苦，而应该是整体的不可分割性；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的《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2006年版）引经据典，以深邃的学理态度对所谓后现代性进行彻底的批判，引发了学者的强烈共鸣；美国学者埃里希·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1994年版）批判了社会道德精神支离破碎的现状，勾画了健全人格、健全心理、健全社会的蓝图；美国学者E．希尔斯的《论传统》（1991年版）指出了价值转型时期人自身地位丧失的严峻问题，突显文化传统在人们适应新时代过程中的积极意义；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的《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2002年版）揭露了后现代道德的“碎片”状态与无奈，期待在碎片的精神世界中找回人的价值；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2002年版）则对全球化领域中文化的地位、境遇、张力、功能等问题一一解读，还原了全球化与文化之间的本真面目。此类译著汗牛充栋，不再逐一赘述，大量海外优秀译著开拓了国内学界的研究视域，为促进多元文化视野下中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研究提供了相应条件。

1.1.3 审视国外研究

1.1.3.1 如火如荼：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一览

在美国，多元文化裹挟的价值相对主义依然是困扰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文化难题，为此，美国国内开启了新一轮的德育改革浪潮，培养有德性、勇于负责任的美国公民，如火如荼的道德教育研究表现出检讨与建构并举的特色。在实践领域，出现了自上而下参与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的火热局面，联邦政府直接干预大学德育的实践方向，教育专家直接参与大学德育项目的实施，各大高校也一改往日对道德教育听之任之的“超脱”态度，开始着手实施目标明确的道德教育。

然而，美国社会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态度转向并非一蹴而就，一波三折的德育改革历程足以说明美国对价值观传递的复杂心态。从道德教育的发展历程考察中不难发现，受制于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保守共和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无形影响，德育理论经历了从传统品格教育到新品格教育的几度轮回，本质却依然是“获得什么样的道德价值”与“怎样获得道德价值”之间的理论对抗。20世纪20年代前，美国道德教育始终以彰显德性伦理气质，倡导道德核心价值的传统品格教育为主流，统一的道德价值观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每个教育阶段必然承袭的“美国精神”。30年代，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了打破道德权威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因为迎合了美国由来已久的自由权利意识而广受欢迎，直至出现50、60年代反对价值传授、倡导方法指导的价值澄清教育和70、80年代以科尔伯格为代表的道德认知教育，源发于欧罗巴传统文化的美国道德核心价值终于走下了神坛，价值判断方法成为道德教育的主流，遗憾的是，剥离核心价值的道德教育如同行尸走肉，再也无法完成传授大学生以道德灵魂的文化任务。

步入80年代，多元文化羽翼下的价值相对主义对大学生的诱惑与日俱增，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的判断标准日渐模糊，大学生作为“人”的价值却在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无政府主义中消耗殆尽，大学生的道德颓势引起美国社会的严重忧虑，亟待破解。伦理学家麦金太尔的著作《追寻美德》成为美国社会的道德呐喊，回归德性伦理，发掘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建构“人”的完整性是遏制大学生道德滑坡的“精神药方”, 21世纪初十余年来更是如此，复归古典的道德教育成就了当下美国大学生德育的文化基调，实现了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道德教育自始至终的文化谱系，大学必须向学生传授道德价值观正在成为美国道德教育的共识，当然各种不同的声音和争论也依然在美国沸沸扬扬。正如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尼尔·陆登庭所说：“大学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文过程，是有关价值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信息或知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指出，由于21世纪是多元文化的新世纪，“高等教育本身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必须进行从未要求它实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以使我们目前这个正在经历深刻的价值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度的道德和精神问题”。这轮道德教育浪潮中，里根任总统期间的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是一名理论先锋人物，他在著作《拯救我们的遗产——高等教育人文科学报告书》中对大学阶段衰落的人文教育表示担忧，认为人文教育的没落是道德价值的没落，他积极主张以名著为线索设置核心课程进行道德教育，用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核心价值浸润大学生。纽约州立大学的利考纳（Thomas Lickona）则是另一位灵魂人物，他的著作《为品德而教》和《美式课堂》已经是家喻户晓的道德教育著作，他对美国社会的价值相对主义态度和价值澄清教育理论作了犀利的批判，认为道德核心价值教育必须是道德教育的内容之一。波士顿大学理论与品格发展中心主任瑞安（Kevin Ryan）与伊利诺斯大学的温尼（Edward Wynne）合著《改善我们的学校》，他们认为青年大学生和美国社会道德颓废的直接原因就是学校道德教育的缺失，所以道德教育应该成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一切性质学校的教育责任。教育家切妮（Lynn Cheney）在其著作《50小时》中极力主张在大学通识教育中设立核心课程，通过人文课程向大学生传递道德价值。还有一批学者梳理出诚实正直、可信赖、端庄而富有同情心、忠诚聪明、自由、正义、平等、差异和宽容、责任、团结、自律和勇气12种颇具德性伦理气息的道德核心价值观，鼓励高校以隐性的课程方式或实践途径向大学生传授，捍卫传统的美国精神，做一个文化大国的自信公民。在此背景下，美国形成了不同于他国，以道德核心价值为精神主旨，以实践育德为主要途径，以通识教育为重要载体的大学生道德教育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德教育的理论研究中，民间组织、学术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纷纷在高校设立研究机构，召开学术会议，谋划美国未来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前景，不仅给国内外学者提供了研究交流的学术平台，也在努力影响国会和政府的行政决策，成为它们实际上的教育顾问组织。比如说，课程发展指导协会（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SCD）就邀请了11位道德教育专家组成了一个专家组，他们起草了一份报告《学校生活中的道德教育》，列举了一个道德成熟的人所应具备的六种道德价值观，同时建立网站（http://www.ascd.org），致力于开发道德教育项目。全国性学术机构杰弗逊道德教育中心（Jefferson Character Education Center, JCEC）提出道德教育“六大支柱”，即关心、尊重、负责、公正、幸福、诚实，引发热议。全国社会学习委员会（National Studies, NCSS）、全国公民教育联盟（National Alliance for Civic Education, NACE），也从各自立场出发阐述道德价值观和公民教育的关系。道德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Moral Education）的成立（1976年）则是个重大事件，该协会每年举办学术会议，且有两种杂志已经出版，即《道德教育论坛》（Moral Education Fo-rum）和《道德教育杂志》（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一直都是道德教育研究的主力期刊，为美国大学生德育拥抱道德核心价值观、回归德性伦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学者和民间研究组织加入德育研究的大军，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获得了全面拓展。不少学者充分肯定了道德核心价值教育对大学生精神引领的积极意义，但也有些学者发现不少缺点，引发众多争论。首先，统一的道德教育容易形成道德集权，剥夺了大学生的价值选择自由，斯坦福大学知名教授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她认为如果道德教育强调传授具有传统道德价值观色彩的道德规范，则否定了亚文化价值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大学生是具有独立思辨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应该有个人精神层面的私人空间，不应该以集体道德共识为理由挤压大学生的“私人空间”。所以，或许道德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克服价值相对主义对大学生的道德影响，但是，也可能出现道德沙文主义、集权主义对学校德育和大学生个人权利的侵蚀。其次，道德教育效果难以证明，因为测量一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变化并非易事，洛克伍德认为，也许教师比较容易得到道德行为量化后的数据，但这和大学生内在德行修养没有直接关系，反倒遮蔽了他们实际的道德品格问题。显然，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前进征途并不平坦，尽管如此，这些心怀道德理想的学者前赴后继的研究都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道德教育的理论，促进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发展。

1.1.3.2 另一种视角：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大学生道德教育

相比自身道德教育如火如荼的研究，美国国内还比较缺乏对中国道德教育尤其是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系统研究，把中美两国大学生道德教育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目前仅见陈晓静《中美两国道德教育研究综述》（《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而此篇综述也只是以宏观的视角把我国学者1990～2000年十年间对中美道德教育的研究情况分为三个不同时期进行梳理，并未提及美国学者如何看待中国道德教育。另一篇是刘康的《美国人如何看中国——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实证调研〉之一》（2011年），其中零星谈及中国的文化研究影射道德教育，意味极其模糊。还有一篇为陈屹的《从美国看中国教育》（2004年），阐述在美华人家庭对子女进行的传统中国文化理念教育如若加之美国的教育方式就更容易成就子女的成功，略有对中国道德文化认可的意味。除此之外，难见直接相关的研究材料，即便如此，也不妨从另一种视角来透视美国眼中的中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现状。由于可借鉴的材料非常少，作为权宜之计，我们可以从新闻媒体相关评论中略见一二。

从新闻媒体视角来看，美国对中国大学生道德教育体制和效果似乎持有矛盾观点，以否定态度居多。例如，2008年4月24日《福布斯》杂志发表文章《中国教育之弊端》，文中没有明确提及大学生道德教育，但认为中国教育制度有不少缺憾，例如不能换专业，父母给很多压力，结果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否定了自己，兴趣被压抑，也没有掌握广泛的技能，最终影响大学生对世界的价值判断和对他人的关爱，造成道德缺失；2010年11月16日，美国广播公司发表文章《中国的教育体制能否跟上超级大国的步伐》，文中密歇根大学中国教育体制研究专家赵勇说，中国高考制约了创新人才培养，进行的是唯智教育，道德生活和教育被忽略了，所以，是否真能跟得上作为世界大国的发展步伐值得怀疑；2012年2月16日，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没赢：美国高等教育依然做得好》，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在生源选取、培养、发展定位、价值观方面都超越了中国，这是美国高等教育成功的关键原因。在这些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道德教育直接谈及较少，更多是从教育体制或学生行为来判断道德教育的实效性，相对比较认可美国自身的教育成果。

也有相关报道透露与之相反的观点。2011年1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发文《中国学校赢得胜利》，文中宣称，在有65个国家学生参与的国际知识竞赛中，来自中国的学生夺得了数学、科学、阅读前三名，美国只排在第15、23和31位，说明中国政府、家庭尊崇教育，教师颇受尊重，中国的教育体制行之有效，而中国的学生远比美国学生更有集体主义精神和荣辱观念，这要比隐形战斗机更可怕。该文最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不会变成儒家学者，但我们可以列出教育的优先顺序”，表现出对美国被中国超越的忧虑。2012年6月13日，美国《芝加哥华语论坛》发表社论说，中国频频出现“最美女教师”“最美司机”“最美战士”，说明中国人的道德高地并未丧失，而且有所提高，中国道德教育是高效成功的。

直接谈及大学生道德素养的则是2013年4月24日美国《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校园投毒惨案凸显道德教育缺口》，该文对我国校园出现的清华学生铊中毒、马加爵杀人案和复旦大学硕士中毒身亡案等案件频发进行了道德追问，认为大学生道德问题出在教育，实用主义者获得回报比理想主义者高，袖手旁观者获得回报高于多管闲事的人，拥有良好道德素养的人不应该出现这种令人沮丧的境况。另一则报道是2010年7月27日《环球时报》报道美国百年学院（Centenary College）关闭在中国远程教育、停止授予学位，因为中国大学生作弊猖狂，美方认为中国大学生缺乏诚信，是失德的表现，与院方坚守的核心价值观相左。

通过媒体报道可以判定，美国对中国大学生的道德素养以及中国道德教育的态度恰恰反映目前我国在大学生道德教育征途中艰难跋涉的状态，虽然仅凭媒体报道来推断美国对中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全面认知有失客观，但我们的确从中发现了中国大学生的道德缺失和德育体制的低效，也感受到了未来前进的方向。

1.2 研究的内容和难点

1.2.1 理论探索与实验设计

本书主要研究多元文化视域下中美两国大学生道德教育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价值征途和革新行动，通过对独具特色的两个世界大国道德教育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揭示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复杂性和必要性。为此，本书重点依托相关领域的文献研究进行理论探索，学理框架则以伦理学为统摄，文化学、心理学和教育哲学互为资源，砥砺促进，从德性伦理、多元文化、价值相对主义、道德心理学和教育哲学的不同视角梳理中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共同价值取向——大学生作为“人”的价值与源自传统文化的道德核心价值，并在追寻这两种价值的过程中解读两国道德教育积极革新与相互借鉴的实际意义，从而在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外部现象中凝练出贯穿两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主线索——价值与行动。通过对线索的追溯和对两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多方位比较，指出建构我国新时期以道德核心价值为精神主旨，以人的幸福为价值终点，有强力法制保障，依托学校、生活、家庭的密切联合，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和亲和性特征的大学生道德教育模式的可能性。

同时，本书辅之以实证研究，该实证研究基于如下假设：中美两国大学生道德教育都有回归德性伦理的明显倾向，那么二者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通约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核心价值，如仁、礼、信，美国大学生也能认同，差异并不显著，由此也说明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核心价值具有绝对意义。本项研究计划自行编制测量问卷，要求信度不低于0.75，效度理想，使用李克特5级量表问答，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

1.2.2 当前困难所在

1.2.2.1 学科知识跨度大

本书进行中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比较研究，其形在道德教育，而神却在背后隐匿的伦理学、教育哲学、心理学和文化学之间，其学科知识跨度很大，对本书写作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所以，必须清晰、准确、有力地把握伦理学、教育哲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内容，尽力形成以伦理学统摄心理学、教育哲学和文化学，后者之间相互嵌入的学理风格，清晰地把握全书线索——价值与行动，并不断进行合理熔炼，夯实研究的理论根基。

1.2.2.2 海外参考资料有限

先前学者多对中美两国道德教育进行宏观比较，鲜有集中在施教对象身上，而本书则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大学生身上，既是创新，但也面临着材料不足的困难；若以国别而言，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研究资料比较丰富，而美国由于独特的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和教育体制，并没有专门针对大学生实施的道德教育，取而代之的是以提升道德行动力为目标的实践育德和培养公民责任意识的通识教育，且多以隐性方式进行，并无统一的德育课程，更勿谈统一的德育教材，州政府和大学对道德教育有充分的自主权，这就为本书获取研究材料平添了诸多困难。

1.2.2.3 实证研究存在一定难度

本研究使用自编问卷，所以如何编制一份具有较高信度、效度的测量问卷，以此为工具对理论假设进行论证，并对测量结果作出解释具有一定难度。除此之外，编入量表的施测项目也是难点之一，具体选取哪些道德核心价值才能更好地反映中国大学生的价值认同？这还需借助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答案。再者，正式测量问卷编制完成后的大样本正式测验中包含对美国大学生的测量，其结果要和中国大学生的测量结果进行差异性比较分析，获得足够的美国大学生测量样本尚存在不小的困难。

1.3 研究的创新之处

1.3.1 研究内容创新

道德教育的本质是价值观教育，其功能是赋予人们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认知能力，并将道德观念转化成为道德行为，从而在生活中实现“人”的终极价值，走向幸福的道德人生。大学生的道德素养、价值观念以及道德能力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走向，因此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中美自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毅然决定以中美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为研究对象，从目前国内外道德教育的研究现状来看，这一方向具有创新性。因为对中美两国的道德教育研究已不在少数，但多集中在一国道德教育的某个方面，如丁锦宏的博士论文《品格教育论》（南京师范大学，2003年）、许桂清的博士论文《美国道德教育理念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2年）和史静寰等的著作《当代美国教育》（2012年版）、李喜英的著作《中国道德教育的现代转型与重构》（2007年版）等；以中美为比较对象的也多集中在某一微观领域，如刘艳的论文《中美高校校园精神文化比较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2007年）、李加雷的《中美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2008年）和李萍的著作《比较德育》（2009年版）等；直接以中美两国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为研究对象的鲜有见到，这使笔者的参考资料不足，但也为本书开拓创新研究提供了契机。

除此之外，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还将遵照宏大与精细结合、陈述与评论结合的研究原则，在研究内容上突破以往道德教育比较研究专注于教育方法、课程、教材、师资研究的思路，从而在魅影重重的多元文化视域下对中美大学生道德教育困境的文化缘起、道德教育的价值应对以及未来走向的前瞻等作出学理分析，让人们对两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然与应然、相同与差异、有形与无形之别都有比较清晰的把握，这与以往的道德教育研究也有所不同。

1.3.2 多视角理论研究

不同于以往道德教育研究在教育理论体系下完成的固有模式，本书从多个理论视角出发，着重把伦理学、教育哲学、心理学和文化学整合到一起，形成理论合力支持实证研究，同时，从每一不同学科理论中梳理出直接影响本书学理架构的重点内容，如把伦理学中的德性伦理和交往伦理引入理论体系中，用以说明中美两国大学生道德教育回归传统道德的价值取向，交往伦理则为两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相互借鉴以及实践育德的本质要求提供学理依据；心理学理论中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理论很好地说明了道德能力的核心——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形成的心理机制；教育哲学中杜威的进步教育理论曾经广泛影响中美两国的教育改革，系统梳理这些内容，正是本书研究的目的之一；而文化学领域中的多元文化、价值相对主义则是影响中美大学生道德的文化因素，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不但会对它们进行有机融合，也会探索本书自身的理论建构，夯实研究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本书对多元文化视域下中国大学生道德教育新模式建构的可能性作了些许理论探索，提出吸纳中美比较研究的积极成果，依据道德教育的规律，建构一种以道德核心价值为精神主旨，以大学生的幸福人生为目标，有强力法制保障，依托高校、家庭、大学生、社会密切联合，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和亲和性特征的大学生道德教育新模式的理论观点，希冀能为我国道德教育改革作出微薄的理论贡献。

1.3.3 研究方法创新

1.3.3.1 实证研究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之一是走出传统方法的局限，打破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无形藩篱，引入实验测量求证前期理论假设，把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德价值用实验测量的方法展示，丰富研究的论据。实验假设中国大学生道德认同源发于传统文化的道德核心价值，如诚实守规、文明律己、仁爱、团结助人、孝敬、尊重等，对这些道德观念美国大学生也能认同，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而证明我国传统道德价值具有绝对意义。

1.3.3.2 文本研究

本书研究方法的第二个特色在于文本研究，选取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代表性文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和美国为迎接充满挑战的多元文化世纪而颁布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三个重要文本，通过对文本的比较，从细微处解读中美两国道德教育的现实境遇、共同价值取向、不同的应对措施等道德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可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除此以外，本书还从中国“211”大学和美国常青藤大学的校训入手，涵盖综合大学、师范大学、涉外大学、工程大学等，通过对它们的校训进行比较研究，发掘两国在大学生道德教育领域的不同道德价值侧重点和共同期待，以丰富本书的研究，而这鲜见于前人的研究。

1.4 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4.1 理论基础的梳理与凝练

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在于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哲学等诸多学科的有机融合，其中伦理学是精神灵魂，贯穿始终，也是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中美大学生道德教育依据的伦理学与教育哲学基础各有侧重，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中国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高度契合，甚至有学者把道德教育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美国则很少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来表达，而是代之以价值观教育、品格教育、公民教育、爱国教育等词来阐释，有必要梳理澄清，以便凝练更为清晰的学理脉络。除此之外，回溯中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历程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道德哲学还是美国所崇尚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都为各自的大学生道德教育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那么，既然中美两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文化方向都指向回归德性伦理的价值，我国倚重的德性伦理与美国青睐的德性伦理是否吻合？二者又有多大的通约性？我国主张德性伦理中的核心价值，美国大学生能否认同，是否具有绝对意义，能否成为中国道德文化走向世界的价值资源？寻得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是本书的目标之一。

1.4.2 实践中的合理借鉴与运用

美国社会学家格里芬曾告诫说：“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错的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此言值得深思，多元文化反映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互相关联、互生互融的现实，也是对世界发展的整体性和互动性关系的深刻认识，文化因子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借助交往而频繁流动，逐步形成了全球化浪潮，尽管带来了价值相对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思潮的持续困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多元文化的开放性与交往的行为特征也使丰富的文化资源接踵而至，突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论”和“东方文化优越论”的束缚，为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历史契机。在多元文化交往过程中，只要秉持应有的价值理性，注重在批判中继承，在反思中吸收，我国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就可以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大餐中淡定自如地进行跨文化比较，通过学习借鉴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成熟经验，丰富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路径选择。

1.4.3 探索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模式的可能突破

目前，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尚存诸多不足。首先，以往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在理念上过于强调政治属性，以政治哲学代替道德哲学，缺乏贴近生活的亲和性与灵活性，大学生学习了丰富的政治哲学知识，却并未直接转化成道德行为，出现了知行脱节的现象；其次，大学生道德教育背负的社会期望过高，具有泛道德化倾向，这不仅大大超越了道德教育的正常社会功能，也令大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倦怠和排斥情绪；最后，目前我国的大学生道德教育模式还缺乏与生活的衔接，道德教育和高校、家庭、大学生、社会的有机联结也未实现系统化和长期化。相比美国的现有优势，我国可以从它的教育模式中汲取不少有益的经验，也可以回避美国所走的弯路，国内诸如鲁洁、朱小蔓、杨韶刚、樊浩、檀传宝、陆有铨、李萍等一大批学者都曾展开过令人敬佩的研究，而本书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进行多元文化视域下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新模式的探索研究，希冀在道德教育的现实应用中有所突破，同时辅以实证的方式证明源发于传统文化的道德核心价值的普世可能性，并指出建构一种以道德核心价值为精神主旨，以大学生的幸福为人生目标，依托高校、家庭、大学生和社会密切联合，具有开放性、灵活性、亲和性的德育模式的可能性，以求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