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问题开始凸显，产业转移研究在国内迅速升温，逐步发展成为研究热点。总体上，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是重实证少理论，而国外则是理论研究多于实证研究；国内研究较多关注宏观角度，从区域发展或政府行为角度来分析产业转移，而国外研究则较多涉及微观领域，从企业迁移的视角切入；国外起步较早但成果散见于各个学科领域，未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国内研究则缺少对理论的深层次关注。如何在产业转移的探索中将国内研究和国际接轨、如何实现宏观和微观的同时兼顾、理论和实证的完美结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本章通过回顾国内外产业转移研究进展，围绕产业转移研究的微观基础和动力机制展开综述，并对研究现状进行述评，以期对产业转移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第一节　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理论综述

一　企业迁移理论研究综述

企业迁移的理论基础包括新古典企业迁移理论、企业迁移行为理论以及新制度企业迁移理论。

（一）新古典企业迁移理论

新古典企业迁移理论源自古典经济学，考虑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理论假设理性企业会选择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区位，促使企业迁移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

古典区位论由Isard于1956年提出，核心是企业根据生产成本最低点确定最优生产区位，因此又称作成本学派。韦伯的后续研究将成本学派发展成系统学说，称为工业区位论。产业区位根据投入和产出的运输成本最小来决定。

Rawstron（1958）和Smith（1966、1971）提出了空间盈利边界的概念，空间盈利边界是指企业配置在一定范围内才能获利，超过这一边界就会亏损。假设企业开始在空间边际收益率的范围内选择了最佳的位置P，由于受到外界条件和企业自身发展的变化，P不再是最佳位置。在不考虑搜寻成本和运费的情况下，企业将会采取迁移行为。Smith认为如果企业不迁移，那么企业将在低于该产业利润率的水平上生产，不久将会亏损，因此企业必须选择迁移。企业迁移决策受到推力的作用，使得企业离开现有区位。如果存在运输费用和信息不对称，一个次优区位进行迁移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企业所处位置仍然在空间边际收益率的范围内，但决策者发现其他位置的收益率更高，那么企业迁移就会受到拉力的驱使，吸引企业寻找其他区位。但是企业还有受到阻力因素，使它留在当地。这一因素主要与迁移引起的固定和可变成本有关（如图2-1所示）。

根据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思路，Nakosteen和Zimmer在1987年发表了《制造业企业的区域迁移决定》（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Migration by Manufacturing Firms），文中提出了解释企业迁移决定的模型，他们认为，企业利润决定了企业的迁移行为。安德森等（Anderson et al.，1992）对企业空间均衡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企业区位均衡的两个模型。一是价格与区位同时发生的博弈模型，二是先区位后价格的博弈模型。

Nakosteen和Zimmer假设企业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从而单个企业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假设地区j的企业i的利润函数为：

Eij=E（Xi，Zj，εij）

其中，Xi代表考察的企业或者市场特定要素；Zj代表考察的区位特定因素，εij代表企业迁移时没有观察到的特定影响因素，企业区位要素假设随着企业和产业的不同服从随机分布。

模型继续假设企业对自己的利润与临界值之间的差异会经常监控。当出现：

Eij（Xi，Zj，εij）＜Ek

按经济学理论，在长期，如果价格不能弥补平均可变成本，企业将会停产或者关闭。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企业则可能会考虑迁移到低成本地区，使利润率再次提高到临界值Ek之上。因此企业是否迁移取决于两地成本利润的比较。

模型将企业迁移看作资本投资项目，在时间t这项投资所带来的利润增加为：

其中，j代表竞争区位，r代表股东贴现率，C'ij则代表迁移成本的现值。企业决定是否迁移的前提条件是目标区位与现有区位之间的盈利差额贴现值大于企业迁移成本，也就是PVi（t）＞0。[1]

新古典迁移理论认为，企业迁出城市的中心地区可以导致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外部的资金、技术信息传递到农村，从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Ahlburg，1996；Solinger，1999）。

（二）企业迁移行为理论

在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当利润最大化不是企业的最终目标时，新古典企业迁移理论无法解释企业迁移的内在动力。因此我们需要探寻更深层和更本质的因素来考察企业迁移过程中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以及做出该行为所面临的约束。

企业迁移行为理论源自企业行为理论，该理论假设决策者不具有完备的知识，特别是在企业迁移的决策问题上，管理者由于自身的局限，很难把所有途径和结果考虑到，因而追求的可能是自身的效用最大化（Williamson，1964）。Simon（1959）、Cyert和March（1963）建立了企业行为理论，该理论强调“合适行为”（satisfier behavior）而非“最优行为”（optimizing behavior）。Pred等（1967）将企业行为理论引入到企业迁移决策中。企业迁移决策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是否迁移；第二，迁往何处；第三，对新区位的考察；第四，选择新区位；第五，对整个过程评估（Lloyd and Dicken，1977；Hayter，1997）。

Townroe（1972）提出了五阶段决策模型，分别为刺激、问题说明、寻找、明确表达并比较可选方案、选择和行为。其中选择阶段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八个步骤。之后Lloyd和Dicken（1977）提出了较Townroe复杂的模型，但是在实证研究中很少被使用。

Louw（1996）在博士论文中建立了荷兰大办公室区位选择的决策阶段模型。将决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意向阶段、选择阶段和谈判阶段。模型中认为地理位置、交通便利性、环境等空间因素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起重要作用，金融和合同因素在第三阶段作用很大，它是企业谈判的结果。当企业决定自己建造厂房时，空间因素在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但是当企业决定租用厂房时，空间因素对企业决策过程并不是很重要。

Pen（1998）在Louw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多阶段的企业迁移决策模型，其包括七个阶段：①问题识别；②问题诊断；③战略形成；④搜寻阶段；⑤选择阶段；⑥发展阶段；⑦实施阶段。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问题识别、搜寻阶段、选择阶段和实施阶段。

Pellenbarg（2005）对Louw和Pen的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五阶段模型，分别为迁移与否的决策、可选区位的研究、可选区位的评价、新区位的最终选择、新区位的评价。

行为理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过度依赖于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使用大量描述和探索性方式得出结论，从而缺乏适用性较强的解释模型。和新古典理论一样，行为理论对区位因素关注过多，而在企业内部生产、投资和扩张过程等方面关注较少。二是行为理论过多地考虑了社会和心理等变量，从而忽视了经济变量。

（三）新制度企业迁移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出现了对新古典企业迁移理论和企业迁移行为理论的批评，两者都是在静态条件下研究企业迁移决策机制。但是在考虑企业迁移时，不仅要考虑决策行为，而且要考虑这些行为中的社会和文化内涵。

新制度企业迁移理论的假设是：空间经济过程是由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组合而成，并不是由企业的区位行为来决定。企业区位行为是企业与政府、公会和供应商等针对一些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如价格、工资、税收等谈判所得到的结果。

这种研究方法适用于大企业，因为大企业具有较强的谈判和议价能力（Pellenbarg et al.，2002）。对于小企业来说，尽管它们只能接受强加的环境（Hayter，1997），但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以解释中小企业的区位行为。首先，区域环境对企业成长很重要；其次，政府政策是影响中小企业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最后，房地产市场对中小企业迁移也是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Pellenbarg et al.，2002）。

二　区际产业转移理论研究综述

产业转移的理论是紧随着产业转移的实践而发展的。从理论渊源来分析，产业转移理论有两个源流：第一是产业发展理论，第二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早期产业转移理论依据主要是产业发展理论，包括赤松要的“雁行模式论”和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论”。对产业转移理论做出里程碑式贡献的是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他将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引入到产业转移分析中，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产业转移问题。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局限在于由于它较为成熟和成体系化，因此不能很好地解释和回答现实经济中不断出现的各类产业转移问题。

考察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后发现，产业转移所涉及的问题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产业为什么要转移？第二，产业怎样进行转移？第三，产业转移到哪里？按照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本章整理了产业转移理论的主要发展历程。

较早出现的产业转移理论可以追溯到赤松要（Akamatsu，1936）提出的雁行模式。在这之后，学者对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展开。微观分析是从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空间扩张或转移的原因，经典理论主要包括：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邓宁，1988）、企业成长空间扩张论（Watts，1980）、泰勒的组织变形和区域演化模式（Taylor，1975）、Dicken的全球转移模式（Dicken，1994；Dicken and Lloyd，1990）、史密斯的企业赢利空间边界理论（D.M.Smith，1971）等。

宏观分析主要是在产业层面上对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包括：阿瑟•刘易斯1984年提出的成本上升论，他将劳动力成本上升看作是导致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因；R.Vernon在1966年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从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视角解释了产业国际转移现象；劳尔•普雷维什1990年的移入需求理论，其主要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被迫性产业移入需求对产业转移的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国际产业转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由此，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也表现出新的研究视角，如产业转移理论的新经济地理视角（P.R.Krugman，1991；Leovan Wissen and Veronique Schutjens，2005）、产业转移理论的跨国公司视角（Hanson et al.，2005），以及产业转移理论的价值链视角等。

因此本章按照区际产业转移理论的发展过程，重点梳理产业转移理论发展中里程碑式的理论流派，包括杜能的古典区位理论、赤松要理论、弗农理论、小岛清理论、邓宁理论，最后是小岛清模型的拓展——大山模型。这些理论构成了当今区际产业转移理论前沿的基本框架。

（一）古典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

产业转移的本质是区位选择问题，因此产业转移最开始可以追溯到古典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他们探讨了企业的选址问题，当企业生存、成长的条件发生改变时，促使企业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条件是什么。

1.古典区位理论

1826年，杜能在《孤立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空间距离对农业生产布局的影响，并构建了假想孤立国中的农业生产布局空间结构。后来随着工业发展，工业区位转移现象开始出现。韦伯提出了工业区位理论，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回答了在一个给定的地点，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最优的问题，而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回答了给定一个企业后选择什么样的地点生产最优的问题。在之后，勒施（1946）将贸易流量和运输网络的中心地区服务问题纳入研究范围。[2]胡佛（1937、1948）则考察了运输费用、生产投入替代物和规模经济对区位选择的影响。[3]廖什（1936）提出了市场区位理论，他从需求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在选址时寻求的是利润的最低点而不是费用的最低点。古典区位理论完全抽象掉了空间因素，而且由于劳动力和资源在空间中存在距离，因此企业在实际选址过程中，必然要考虑运输成本和要素的流动性问题。当外界条件变化时，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要改变区位，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该理论认为产业转移是企业的自我行为，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2.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

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不同，从运输成本降低导致的集聚经济、收益递增、规模经济效应和经济发展外部性等角度，研究了企业选址和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克鲁格曼、Fujita等将区位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条件下发展了新经济地理理论。克鲁格曼在1991年发表的《报酬递增与经济地理》（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中，探讨了垄断竞争条件下的离散空间离散经济模型，建立了内生发展模型，把古典区位理论中不能解释的相互作用内生化，为一般均衡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

Gersbach和Schmutzler（1999）通过模型讨论了外溢效应下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及其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他们认为溢出效应的存在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4]Walz（1996）研究了企业区位选择中出现的集聚现象，研究发现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产业部门的集聚带来的增长。[5]

3.理论述评

古典区位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通过空间无差异、无运输成本等假设条件，得出了企业区位理论。然而这些假设条件未免过于苛刻，现实中的企业区位选择，是无法忽视运输成本和空间差异的存在。因此，新经济地理理论充分考虑到这些现实因素的存在，将运输成本纳入分析框架，由运输成本减少导致的集聚、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是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所面临的外部条件，从而得出了与古典区位理论不同的结论。

古典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探讨了企业选址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解释了影响企业转移的因素和产业转移发生的原因，是最早对产业转移现象进行研究从而形成的系统的理论学派。但是由于二者并非专门研究产业转移问题的，只是探讨了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原因，而没有进一步分析产业转移发生后的效应，因此，对产业转移领域研究的贡献略显不足。

（二）雁行模式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在古典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后，关于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已经慢慢摆脱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而是相对在较为宽泛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这期间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赤松要的雁行模式理论和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们揭示了产业转移的规律。20世纪70年代末，小岛清理论的出现被认为产业转移分析进入了一个产业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相结合的时代。

1.雁行模式

赤松要在1935年和1937年发表了两篇日文版作品[6]，最早提出了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Model）的概念，1962年，其英文版文章[7]的发表使得这一概念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在小岛清等的努力下，雁行模式及小岛清理论才逐渐发展成为解释产业转移问题的经典理论。

赤松要的雁行模式分析了日本国内的产业成长过程，他将日本国内产业成长过程分为国内市场的产生、开始进口、进而国内生产、最后出口。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向海外的产业转移开始出现，在雁行模式中，雁阵变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雁行模式反映了工业化过程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某国由于进口工业消费品产生了需求市场，即国内市场的形成。第二阶段是消费品生产进入了国内生产时期，出现了进口替代，从而消费品进口开始减少，同时资本品的进口开始增加。第三阶段是出口阶段。国内生产超过需求时，开始出口。这一阶段的出口主要是面向后进国。出口的同时，通过对进口的资本品开始模仿消化直至国内生产，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出现。第四阶段是由于后进国开始进入进口替代阶段，因此对后进国出口减少，相应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加，进入了协调的国际分工阶段。

整个过程如图2-2所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本国的衰退产业转移到NIEs（新兴工业化）国家，此时的雁行模式可以用来描述产业国际间的转移现象。

2.雁行模式的拓展——小岛清理论

赤松要的雁行模式描述了产业在国内和国际之间转移的过程，但是没有揭示这种转移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对产业移入地和移出地带来的影响。后续很多学者对雁行模式进行了理论的拓展，解释了产业转移形成的原因。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的追赶型产业周期理论（Catching-up Product Model）。[8]

小岛清的雁行模式的重点是描述以海外直接投资为表现形式的产业转移，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转移国和承接国先后崛起的产业发展形态。小岛清理论的中心思想是边际产业扩张。他认为，投资国向海外转移的产业应该是投资国在本地已经失去比较优势（所谓的边际产业），而在对象国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图2-3中，轴线1-1表示对外投资国的产品成本线，假设从生产A到Z的产品的成本都是100日元。轴线2-2表示投资对象国的产品成本线，假设对象国产品的价格从低到高排列，如A'是0.5，Z'是3，单位为对象国的货币单位，如美元。假定国际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换100日元。在产品成本相等的M产品上，两轴线重合，在M点左边的产品中，投资对象国的成本低，具有比较优势，相对而言投资国处于比较劣势。此时如果投资国将本国的A、B、C产品转向投资对象国生产，那么投资对象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将进一步扩大，表现为成本的进一步下降，降到图中A″，B″，C″的位置，这时投资对象国的该产业比较优势进一步扩大，投资国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从投资对象国进口A、B、C产业的产品，从而增加两国福利。小岛清的这个模型说明了边际扩张的产业转移会使投资国和投资对象国达到“双赢”，增加两国贸易量。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9]弗农将发达国家的产品周期划分为“生产—出口—进口”，即生产先行，然后是出口，最后是进口。这与赤松要的发展中国家“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不同。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手中需要很多投入成本，而且这些成本各不相同，比如研发成本、劳动投入、资本以及原材料等。随着技术的不断变化，产品从产生到衰落，经历并完成了一次循环。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中，各项投入在成本中的相对重要性也要发生改变。各国由于在各项投入上的比较优势不同，随着时间的变化，在产品不同的阶段该国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则取决于各项投入在成本中的相对重要性。

依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完成一次循环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产品初始期。初始期指产品的研发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技术尚未成形，研发费用在成本中占据的比重最大。少数先进国家由于劳动力稀缺，工资水平高，因此它们从事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能够节约劳动力的生产方法。同时，这些国家相对较高的科研水平能够在研究方面投入大量资本。因此在这一阶段，这些国家成为新产品的出口国。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收入水平相近的少数发达国家之间。

第二阶段是产品成长期。这一阶段，生产技术水平成形，被广泛采用。企业间为扩大生产和销售，进行大量资本投入。资本占据了这一阶段成本的最主要构成。发达国家在这一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产品主要由发达国家生产后输出到发展中国家。

第三阶段是产品成熟期。产品在这一时期已经实现了标准化，厂商生产达到最佳规模，原材料和劳动工资是占据成本的最大比重，特别是劳动力成本。这一阶段产品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生产并输往发达国家。[10]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内容如图2-4所示。

4.理论述评

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可以扩展为产业周期理论，因为产业是生产具有同类或者类似产品的企业集合。随着产品的盛衰，产业也会经历一个由产生到发展再到成熟和最后衰退的过程。最初企业因为具有某种垄断优势，比如技术、劳动力等，而且只在国内生产。随着产业逐步走向成熟，生产技术标准化过程提高，同类产品的企业不断加入，市场竞争变得激烈。企业为了维持市场占有率，会降低生产成本，将产业转移到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生产。

赤松要的雁行模式产生的背景与东亚经济的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水平密不可分，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然。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因而产业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边际产业逐渐由发达国家或者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实现产业转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业转出地通过将衰退产业进行转移，能够集中力量发展新兴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带动产业升级。而产业移入地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能够积极促进当地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雁行模式很好地描述了战后东亚地区的发展路径，对产业转移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同时分析了产业转移对东亚地区的影响。但随着产业转移的发展，雁行模式及其拓展理论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雁行模式主要考察的是产业转移中的垂直型转型，考察方向是顺梯度转移，也就是从产业梯度高的地区向梯度低的地区转移。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业不仅局限在垂直型的顺梯度转移，还有很多水平型的产业转移，同时还伴随着逆梯度转移现象的出现，这些现象是雁行模式及其拓展理论无法解释的。

如果将赤松要的雁行模式和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综合起来，将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具体如图2-5所示。

图中先行工业国A首先在国内生产，在满足国内生产的基础上，随着技术的成熟，开始大规模生产并出口，此时作为雁行模式中的后发工业国B，由于进口A国的产品而产生了国内需求。而后随着A国的大量生产和销售，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此时产品销售递减，同时由于出口到了B国，B国开始掌握这项技术，并生产。最后，当B国的国内生产超过本国需求时，开始出口，A国开始从B国进口该产品。

（三）大山模型

1.模型内容

日本经济学家大山道广在1990年提出了大山模型。[11]他指出了小岛清理论存在的两个缺陷：第一，小岛清理论提出产业转移是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大山道广则认为产业转移是由直接投资引起的，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不是比较优势而是绝对优势。大山利用小岛清的顺贸易投资模型进行了解释。在图2-3中，小岛清分析，投资国之所以对投资对象国进行投资，是因为对象国在生产A、B、C三种产品的产业上都具有比较优势。大山认为这种优势的存在说明了对象国在这些产业中经营资源的效率是高于投资国的，因此投资国的投资不应该是直接投资，而是间接投资，因为直接投资是经营资源的转移。第二，小岛清理论认为对外投资对投资国和投资对象国都是“双赢”的，但是大山认为如果投资国对投资对象国的A、B、C三个产业进行投资，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产量，导致三个产业的产能过剩，从而使得国际市场价格下跌，此时，对于投资对象国的投资不仅不是“双赢”，而是损害了对象国的福利。因此，小岛清模型中的“双赢”结果是不确定的。

大山模型的假设条件是：两国（A和B）两产品（1和2）单要素（L）、一国内任何企业的任何产品面对的生产函数相同、完全竞争。

j国生产i产品的产量为Yam，劳动投入为Lij，有：

Yij=Fij（Lij）（i=1，2；j=a，b）

又假设：A国企业对B国进行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动因是利润最大化；A国向B国的产业转移不存在障碍；A、B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即Fia（Lia）=Fib（Lib）。

根据上述假设条件可知，B国国内各产业的劳动报酬率相同（因为生产函数相同），有F1a'（L1a）=PF2b'（L2b）。（P为B国产品2和产品1的相对价格）

那么，A国对B国进行直接投资或产业转移的条件是获得正利润：

其中，L1a0、L1b0为A国和B国产品1产业的最低费用劳动投入量。

整理不等式，可得：

F1a（L1a0）/Lia＞Fib（Lib0）/Lib（i=1，2）

由上述不等式可知，A国企业在1、2产业都对B国企业拥有绝对优势，这就是A国对B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必要条件。

2.理论述评

大山模型的理论贡献在于区分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必要条件。他提出国际投资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基础是绝对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的基础才是比较优势。因此，以直接投资为载体的产业转移的必要条件是产业转移国对承接产业转移国具有绝对优势。依此分析，产业转移主要发生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是一种经营资源和技术的单向流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大山将国际投资的基础定位成了绝对优势，并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发展方向，但是根据产业转移理论和行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目前产业转移存在着逆梯度和双向转移的情况并存，所以大山模型与雁行模式一样，不能够很好地解释当产业发生逆梯度转移和双向转移时，产业转移的动因。

第二节　企业迁移文献综述

已有的产业转移文献，学者大多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区际产业转移问题，但是由于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导致结论缺乏针对性与可行性。在全球化背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转移已不单是地理的空间转移。本节将从企业迁移这一微观视角梳理相关文献并作简要述评。

企业迁移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对英国和荷兰的企业研究居多，关注于企业年龄、规模及市场因素对迁移的影响（Pellenbarg et al.，2002）。通过建立企业迁移理论模型（Nakosteen et al.，1987；Smith，1966；Pred，1967；Townroe，1972），对企业迁移的动因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进行研究（Jouke van Dijk et al.，2000；Brouwer et al.，2004；Pellenbarg，2005）。在企业迁移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学者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政策因素和区位因素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　外部因素

McLaughlin和Robock（1949）的著作《产业为什么向南方转移》（Why Industry Moves South）描述了20世纪中期美国制造业从最初集聚的东北部地区迁移到东南部地区，迁移的原因是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高、企业竞争激烈，而东南部地区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和较少的贸易限制，作者主要强调外部因素对企业迁移的影响。Garwood（1953）研究了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的企业迁移，他认为市场和原材料是影响企业迁移的原因。Scott（2002）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迁往英国的企业数据分析发现，临时性关税是企业迁往英国的主要原因。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迁移的动因进行了研究（刘怀德，2001；魏后凯，2003；白玫，2003；张新芝等，2010；杨菊萍等，2011），他们认为，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成本和收益因素，以及两地政府的博弈等外部因素都对企业迁移行为产生影响。国内最早研究企业迁移的学者是刘怀德（2001），他将企业迁移分为绝对迁移和相对迁移，生产型迁移、知识型迁移和管理型迁移，市场追逐型迁移、政府追逐型迁移和成本降低型迁移。他认为企业迁移除了对企业自身产生影响外，还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格局，提高国家竞争力，因此政府应该鼓励企业迁移。

魏后凯（2003）从企业迁移与企业竞争力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企业迁移是企业与迁入区和迁出区政府的动态博弈，迁移过程会对两个地区造成不同的影响，强调政府应该对迁移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调节。温胜精（2004）通过对三线企业迁移行为的考察，发现通过企业迁移，企业不再受地理位置约束，从而能较好地对资源进行整合，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国家统计局企调总队和浙江省企调队（2005）从政府的视角出发研究企业迁移。[12]他们对近600家企业进行调研，考察了浙江省和江浙沪之间的企业迁移，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浙江企业迁移呈现扩大态势；第二，外迁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第三，迁入浙江企业中主要关注土地资源因素。张新芝、陈斐（2010）采用系统基模方法对企业迁移机理进行分析，从迁出地、迁入地和企业迁移渠道三个影响因素分析企业迁移的机理。其中迁出地的影响因素包括原材料、劳动力成本、土地资源、产业升级压力、新引进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维持本地经济总量。迁入地影响因素包括产业集聚吸引力、较低的要素成本价格、优惠的税收政策、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的本地产业结构。企业迁移渠道影响因素包括引导产业转移的政府政策、促进企业迁移的中介组织。

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企业迁移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和政策影响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核心（Pellenbarg et al.，2002）。Molle（1977）对1970年离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06家迁移企业进行研究，发现60％的企业是因为没有足够发展空间而迁移，14％则是因为交通拥挤而迁移。

二　内部因素

随着对企业迁移理论及行为的进一步分析，学者们发现影响企业迁移除了上述的外部因素外，还与企业自身的动态调整有关，即内部因素。Cameron和Clark（1966）、Keeble（1976）、Townroe（1972）的研究表明企业内部因素例如企业扩张等都是导致企业迁移的原因。企业迁移还受到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企业刚成立时，由于生产规模小，成本高，倾向于寻找一个类似托儿所的区位以便于企业成长。企业成熟后，拥有较大空间，成本投入和市场的区位是企业的最优选择，因此企业自身的生命周期会导致企业对区位变化做出相应反应。国内研究中，企业所有制不同，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也不同。民营企业较多关注政府政策因素和融资因素（赵奉军，2003；衣长军，2005）。赵奉军（2003）对民营企业的迁移进行了研究，认为影响民营企业迁移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要素的变化；衣长军（2005）对闽东南地区民营企业迁移现象的研究表明，本地民营企业融资瓶颈日益突出是促使企业外迁的原因。

而农村企业迁移主要依赖于企业家对经营情况的预期（钱文荣等，2003；鲁德银，2007）。钱文荣等（2003）以浙江省海宁市20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为基础，考察了农村企业迁移现象，认为影响农村企业集中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家对生活满意度的不同和企业的迁移成本。鲁德银（2007）采取问卷调查、访谈和分组对比的方法，对村镇企业迁移行为进行研究，考察了我国企业家行为、企业迁移与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市场体系是制约企业迁移的外部重要因素。村镇企业家的产业预期能力和集群知识是决定企业迁移的主要因素，而企业家对迁移收益的预期则是农村的中小企业向城镇及工业园区集聚的最重要诱因，同时企业家控制权也是企业迁移的动因和约束条件之一”。[13]

三　政策因素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为了促进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对迁往落后地区的企业提供各种补贴措施。随着欧洲国家如荷兰和法国等国企业迁移补贴政策的成功实践，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政策因素对企业迁移的影响，并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Ortona和Santagata（1983）分析了意大利都灵地区土地政策对企业迁移的影响。Keeble（1976）认为区域政策是影响英国1966—1977年间区际产业迁移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所有政策包括区域政策都会对企业迁移产生影响。这些学者都认为企业迁移是协调区域发展的有效办法。然而Cameron和Clark（1966）却得出不一致的结论，他们认为政府期望的区域政策结果与企业迁移结果不一致，而且相互矛盾。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外学者不再坚持区域政策对企业迁移的确定性影响，而是强调区域政策创新，认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建立政策创新环境。杨菊萍、贾生华（2011）对2000—2009年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涉及116次企业迁移的相关报道，识别促使企业迁移的各种动因以及不同动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政策动因、经济动因、战略动因和情感动因是中国企业迁移的四类动因。其中政策动因最为重要，其次是战略动因和经济动因。同时作者还发现，政策动因是企业整体迁移和区域内迁移的最重要动因，经济动因是部分迁移和跨区域迁移的最重要动因。

四　区位因素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学者们开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企业迁移的影响。Barbier和Hultberg（2001）通过建立两国模型，分析了区域一体化条件下的企业迁移，发现除市场规模外，区域一体化程度也是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之一。国内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由于所处环境的特点，更多地关注迁入地的成本因素，如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等，在这些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具有率先外迁的可能性（刘力等，2008；蒋媛媛，2009；胡济飞，2009；张玉等，2011）。刘力、张健（2008）通过对珠三角企业问卷调查，分析了珠三角企业迁移规模与方式，认为企业对地区投资环境满意程度是影响企业迁移的最基本因素，而成本相关因素是企业迁移的首要考虑因素，同时文章指出，由于珠三角的长期固有优势，大规模企业迁移尚未出现。胡济飞（2009）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制约企业迁移的因素。包括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缓冲了要素价格压力；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特性；资本壁垒的限制和企业家才能的制约。蒋媛媛（2009）分析了东部发达地区制造业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趋势和机理，认为产业因素如劳动力和原材料密集型企业率先迁出，地区因素如要素成本地区差异是东部企业向中西部迁移的直接动因。张玉、江梦君（2011）从企业迁移的视角分析了安徽承接长三角产业梯度转移，认为长三角企业向安徽迁移的推力因素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成本上升、企业发展战略。拉力因素包括地理位置、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政策因素。

五研究方法综述

实证研究方面，Pellenbarg等（2002）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企业迁移的文献，发现描述统计方法在研究中广泛应用，但这些文献对企业迁移动因的解释少之又少。后续研究中，Baudewyns等（2000）采用条件Logit模型对1981—1991年和1990—1994年比利时企业的迁移研究发现，良好的基础设施是企业迁移的因素。Jouke van Dijk等（2000）使用有序Logit和Probit模型分析了1995—1996年荷兰企业迁移倾向的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小企业具有较高的迁移倾向，批发和商业服务企业的流动性高于零售部门，零售和餐饮业不愿意进行迁移，迁移后5—10年的企业倾向于再次迁移，而新近迁移的企业则没有迁移动机。同以上文章针对国内企业迁移不同，Brouwer等（2004）和Strauss-Kahn等（2005）分析了不同国家间的企业迁移。Brouwer等（2004）采用21个国家企业员工数大于200人的样本，利用Logit模型分析了企业年龄、部门、市场规模和区域因素对企业迁移决定的影响。Strauss-Kahn等（2005）采用Nested Logit模型区分了“在哪设址”和“是否迁移”。

将视角转向国内研究后，我们发现20世纪末开始出现浙江企业尤其是温州企业的大量外迁现象。由于受到资源和空间的约束，浙江民营企业开始逐步将生产工厂迁入资源约束较少，土地相对便宜的地区。随着这一现象的出现，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企业迁移问题。白玫（2003）系统地研究了企业迁移现象，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企业迁移的流派进行了介绍，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企业迁移的模式，借鉴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的迁移模型，分析了影响企业迁移的内部、外部和区位因素，认为制造业企业的迁移率高于其他行业的企业，同时她还对企业总部迁移进行了研究（魏后凯、白玫，2008）。白玫（2005）、陈伟鸿等（2007）、王业强（2007）从不同角度综述了国外对企业迁移的研究脉络以及历史演进，总结了国外研究方法和结论，同时也提出了国外研究的缺陷。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国外学者通过对大量企业迁移的案例和问卷进行分析，着重讨论了影响企业迁移的外部经济和环境因素以及区域政策对企业迁移的影响、迁移动机和路径选择。国内学者较多采用理论分析框架，针对企业迁移的各类因素进行分析，辅以问卷调查的数据作为支撑，但是没有利用微观数据检验各因素对迁移行为的影响程度和方向。

第三节　产业转移动力机制文献综述

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问题一直受国内外学者关注，对产业转移动力机制的研究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动因研究，即产业为什么转移；第二，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即产业向何地转移。

一　比较优势视角

前文提及，产业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地区要素丰裕程度随时间变化，产品在不同阶段对要素的需求程度也不同，因此地区间产业分工也在不断变化。有学者提出动态变化的比较优势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因。代表性的观点（理论）主要有赤松要的“雁行模式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阿瑟•刘易斯（1984）分析了发达国家将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原因，他认为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产业比较优势逐步丧失，最终出现产业转移。但是刘易斯只解释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生转移的原因，并没有对其他产业进行分析。弗农（1966）将比较优势从国际贸易领域运用到对外投资领域进行研究，解释了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该理论仅限于分析企业最终产品的生命周期而忽视了进入标准化前的产品生产工艺，同时也无法解释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外投资行为。

小岛清（1973）将雁行模式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结合，将新古典方法引入分析框架，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该理论认为投资国向海外转移的产业是投资国的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而投资对象国具有或潜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成本节约型产业的转移，但却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逆贸易导向型的直接投资。

需要注意的是，比较优势理论可以解释国际贸易与分工形成，但是对于一国内部的产业分工，当要素流动壁垒被打破，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时，产业转移的基础就不再是比较优势。

二　梯度推移视角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逐步降低，因此区际间存在着梯度差异，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将导致一些传统产业开始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李小建，2004；陈建军，2002）。

王先庆（1998）认为产业转移的基础是由不同经济地理空间存在的成长差和不同区域产业主体之间相关的利益差所构成的产业差；潘伟志（2004）认为产业极差是产业转移的基础，产业利益差决定了产业的转移方向。邹篮等（2000）也认为东西部地区差距带来的势差为区际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龚雪（2009）将物理学“场”的概念引入产业转移的分析中，解释了产业转移过程中顺梯度转移和逆梯度转移以及二者并存的现象。

谭介辉（1998）从国际产业极差和国际产业梯度转移视角分析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他认为这种产业转移是按照产业层次和地区层次推进的，国际产业极差导致了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再到半工业化国家，最后到落后国家的产业梯度格局。

三　要素禀赋、要素成本与要素流动视角

地理、气候条件和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不同，以及发展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各地区在资源禀赋结构上的差异，为区际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产业主动或被迫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原因是由于各地区在工资、房租、原材料、地租、公用事业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区际阶梯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决定的区际要素价格差异，是推动产业区际转移的最基本原因（陈建军，2002；邹篮等，2000；刘嗣明等，2007）。

阿瑟•刘易斯（1984）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分析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所导致的非熟练劳动力不足，带来了劳动成本不断攀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从而产业转移发生。[14]徐向红等（2004）通过对美国中小企业的考察，发现生产管理成本不断上升是美国中小企业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因之一。Pennings和Sleuwaegen（2000）对比利时企业和国际性跨国公司的研究表明，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开放经济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资本密集型产业更容易转移。李国平和杨开忠（2000）通过企业调查和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是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转移是由要素成本在不同地区间的相对变化导致的。张彦博等（2010）分析了成本因素对FDI在东道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和撤资影响，认为在聚集经济效应相同时，成本因素显著影响FDI的区位选择。马子红（2006）则从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制度成本方面剖析了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因。

从要素流动角度进行考察后发现，劳动力的区际流动较为活跃，在资本不发生流动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区际流动，将会改变本地区不同产业的发展优势，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产生影响。

四　区位与市场视角

区位比较优势的存在决定了区位利益的差异，从而出现了区位优劣差异。这种差异通过运输成本决定了区域市场容量，进而影响产业生产布局。同时，运输成本高低又受到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约束，因此，区际产业转移可以看作是企业在区位、市场供求的约束条件下所作出的理性选择结果（马子红，2009）。Holl（2004）研究了1980—1994年西班牙自治市道路基础设施对新建制造业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的制造业工厂区位选择受到公路基础设施的影响，企业更愿意到更接近高速公路的区域进行生产活动。Head C.K.等（1995）对1980—1992年日本在美国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区、低税收等优惠政策对外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Smith D.F.等（1994）对日资制造业企业研究发现，日本汽车供应商更偏好靠近汽车装配商的区位进行投资建厂，他们认为这些地区制造商密集，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较高，交通便利。

随着东部发达地区产业集聚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地荒、“民工荒”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出现规模不经济，同时，来自外部欠发达地区同类产业的竞争，使东部地区消耗低层次生产要素的产业盈利空间减少，促使企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便获得更加开阔的市场（赵堂高，2007；张卫红，2010）。在区际产业转移的实现过程中，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作用各不相同。初始阶段，区际产业转移发生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容量，同时考虑国际市场容量；后期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容量大小（马子红，2009）。

第四节　尚待研究的问题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不难发现，目前在产业转移微观基础这一领域，理论研究较为成熟和丰富，在企业迁移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政策因素和区位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企业迁移的原因。相比国内研究，国外研究在这一领域更为活跃，以Nakosteen和Zimme（1987）提出的迁移模型为基础，众多学者对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企业迁移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方法以案例、问卷和计量分析为主，着重讨论了影响企业迁移的外部经济和环境因素，但缺乏对企业内部因素的考虑。企业迁移与否，向哪迁移，都与企业自身因素密切相关，国外学者关于企业内部变量对迁移行为的影响研究不足。而国内研究较多地关注于迁移的动因研究，更侧重理论分析，对企业迁移的实证分析涉及不多。由于数据所限，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和案例分析为主，仅有少数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对企业迁移的动因进行分析。

本书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采用现有的微观数据，结合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究，通过分析企业迁移的动机、影响迁移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为区际产业转移研究提供微观基础。

将视角转向宏观后，研究国内区际产业转移变得尤为重要。欠发达地区如何承接来自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是近几年产业转移问题研究的热点。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影响区际产业转移的因素，大多围绕着比较优势展开论述，主要分析成本因素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发达地区是不是已经丧失了所谓的“成本比较优势”，从而将它们的夕阳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欠发达地区。一些国内文献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并没有像理论预期的那样顺利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诸多延缓产业转移的因素，从而形成产业转移黏性。

国内学者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论述了迄今为止东部地区未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原因。研究认为，劳动力国内自由流动、无限供给及二元化的户籍制度阻滞了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呈现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单向流动，从而发达地区不必通过产业转移便可实现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罗浩，2003；谢丽霜，2005；刘嗣明等，2007；冯根福等，2010）。吴安（2004）将劳动力成本分为绝对和相对成本，指出虽然西部地区绝对劳动力成本低，但是当考虑生产率因素后，相对成本较东部高，因此东部地区在产业转移上存在黏性。云伟宏（2010）则认为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是伪命题。首先，中西部与东部的劳动力成本差异较之中国大陆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差异而言，差距很小以至于可以忽略。其次，中西部目前已经进入劳动力成本上升时期，与东部差异已呈收敛迹象。

除了劳动力成本外，一些学者强调了东部地区拥有的区位优势以及中西部自身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缺陷造成了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成本和难度（魏敏等，2004、2005；谢丽霜，2005；黄福才等，2007；冯根福等，2010），东部独特的区位优势为企业节约了运输和原材料进口成本，经济区位重心沿海化的趋势阻碍了梯度推移扩散，形成梯度黏性。

本书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产业转移如何发生，怎样发生，即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问题。如果转移黏性存在，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黏性的发生和继续存在。如果黏性不存在，影响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因素是什么，作为欠发达地区，应该如何对症下药，更好地承接来自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解决了宏观层面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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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玫：《企业迁移的三个流派及其发展》，《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8期。

[2]奥古斯特•勒施：《经济空间秩序》，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3]埃德加•M.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4]Gersbach，H.A.Schmutzler.External Spillovers，Internal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and Innovation.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9，29（6）：679-696.

[5]U.Walz.Transport Costs，Intermediate Goods，and Localized Growth.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6（6）：271-306.

[6]赤松要：《我国羊毛工业品的趋势》，《商业经济论坛》1935年第13期；赤松要：《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辩证法》，《商业经济论坛》1937年第15期。

[7]Akamatsu Kaname，“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Developing Economies，1962（1）：3-25.

[8]Kojima K.Reorganization of North-South Trade：Japan’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1970’s.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13）：2.

[9]Vernon，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190-207.

[10]李坤望主编：《国际经济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1]资料原载于文真堂1990年出版的《国际贸易•生产论的新展开》（日文版），转引自陈建军《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魏后凯、白玫、王业强等：《中国区域经济的微观透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

[13]鲁德银：《企业家行为、企业迁移、产业集群与农村城镇化政策》，《财经研究》2007年第11期。

[14]［美］阿瑟•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