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信息素养与非正式学习

当前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人们进行非正式学习的重要工具，无论从个人、群体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上看，信息素养将在合格公民的养成和国家实力的持续发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非正式学习主要是学习者个体或群体自发进行的知识与技能的习得过程，因此提升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对于提高非正式学习的成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3.1 信息素养概念及发展

1．素养概念的多元视角

“素养”是一个多元、情境、动态的概念。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新型社会要求公民具备新的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受到信息、媒体、通信技术和数字世界持续的影响和冲击，素养这一概念在过去10年中历经发展，不同素养概念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呈现出多个概念逐步走向复合的趋势。

“媒体素养”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在近20年内才得以快速发展，最早可追溯至屏幕材料的使用。在英国，媒体素养被定义为在多种情境下获取、理解和创设交流的能力；在北美，媒体素养被视作一系列通信能力的集合，包括各种形式信息的获取、分析和表达能力，这些信息可以是纸质的或非纸质的。尽管媒体素养概念在表述上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一致强调批判地处理媒体信息，提高获取、理解、分析、使用和创建媒体制品能力的特征。

“信息素养”的概念起源于图书检索的技能。在1974年前后，信息素养强调使用多种工具、格式和渠道获取信息；强调对信息与知识评估、创建和分享的重要性。美国国家信息素养论坛研究小组认为，信息素养是获取、评价、使用不同来源信息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测量指标。卡尔加里大学的研究团队认为，信息素养是能够认识到对信息的需求，知道如何获取、评估、综合和交流信息的能力。人们普遍认为，信息素养作为一个随着信息社会发展而逐步演变的概念，涉及人们的信息技能和社会责任两个层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Towa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dicators 一文中，Catts和Lau认为具有信息素养的个体能够：①了解自己的信息需求；②获取并评估信息的质量；③存储并提取信息；④高效、道德地使用信息；⑤应用信息创造和传播知识。

“数字素养”通常是指有效地、批判地从一系列来源中获取和评估不同格式（尤其是数字格式）的信息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使用一系列工具和资源（尤其是数字技术）创造新的知识。就概念本身来说，数字素养与媒体素养十分接近，主要体现在帮助使用者安全和道德地进行社交与合作上。

2．相关概念的差异、关系与融合

媒体素养、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有着不同的学术起源和研究范畴。媒体素养源于媒体和公民的研究，关注媒体内容、媒体行业和社会影响，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内涵；信息素养源于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关注知识的创造和使用，关注对学习过程（信息存储、处理和使用）充分知情；数字素养源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学。

虽然信息素养聚焦于如何使用不同的技术工具来管理不同格式和形式的信息，媒体素养聚焦于媒体的获取与发展，数字素养聚焦于使用数字设备、软件的能力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开放、透明，但它们都表现出以下相似之处。

首先，它们都关注培养人的能力——获取、理解、评价、交流、使用和创建媒体消息与信息的能力，致力于促进终身学习、全民参与，促进建构知识社会。它们都强调道德地使用信息、批判性地分析内容、多媒体平台的使用、知识生产这四个方面的重要性。

其次，它们都关注人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尤其是发表和获取信息的自由。媒体素养尤其考虑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媒体多元；信息素养则强调通过任意媒体，跨越国界地寻找、收集信息和思想的权利；数字素养涉及信息和信息通信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开放、多元、包容和透明。

最后，它们都越来越重视信息和通信技术支持下的多媒体资源的使用。其关注的重心包括对内容的批判性评价，对媒体和信息供应者职能的理解，对媒体信息产品、服务与过程的了解等。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应用的逐步深入，媒体素养、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等概念正呈现出日渐融合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大众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不可逆转地影响着人们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人们迫切需要新的技术环境下的多种素养技术和能力，单一的信息素养或媒体素养已不足以体现个人应对与使用媒体和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的融合淡化了不同素养之间的界限。在这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深入应用是媒体素养和信息素养融合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Koelsch认为，计算机技术将媒体素养的内涵延伸至信息素养。信息素养专家们已经意识到需要与媒体世界联通，应更加重视对检索到的信息进行批判分析。在媒体素养方面，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海量信息，从业者也深刻认识到了提升信息素养，熟练进行信息搜索、评估和应用的重要性。

3.“媒体与信息素养”概念的提出

在上述背景之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上述几个相关概念融为一体，并于2013年12月11日发布了《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Global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以下简称《MIL评估框架》）。在这里，UNESCO对“媒体与信息素养”（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以下简称MIL）概念进行了界定：媒体与信息素养是一组能力，这组能力允许人们使用一系列工具，以批判的、道德的和有效的方式获取、检索、理解、评估、使用、创造、分享所有格式的信息和媒体内容，以参与和从事个性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活动。

事实上，在当前的信息社会中，提升人们的媒体与信息素养对于包括非正式学习在内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对于人民权利的享有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理解媒体与信息的传播规则，提高管理资源的能力，了解更多来自虚拟世界的机遇和威胁。

1.3.2 信息素养的评估框架

UNESCO发布的《MIL评估框架》为各成员开展针对媒体与信息环境的综合性评估提供了实用工具和方法指导。该评估框架旨在从国家、区域和个人层面上监测媒体与信息素养水平，尤其面向服务与培训领域中的教师，并以此为依据部署针对本国或本地区实际情况的、以行动为导向的规划和战略决定。

UNESCO的《MIL评估框架》旨在支持和鼓励各成员通过创建有利的环境来帮助本国或本地区人民成为具有媒体与信息素养的人，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构建知识社会。

《MIL评估框架》的主要内容包括MIL评估的对象、目标与结构。该评估框架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国家或地区准备度，评估国家或地区对提升MIL相关举措的准备程度；第二层是针对个体MIL能力的评估，特别关注服务和培训领域中的教师的能力。

1.MIL的国家或地区准备度

“MIL的国家或地区准备度”用于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为提升MIL水平所采取相关举措的准备程度。《MIL评估框架》中的国家或地区准备度评估指标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三个等级。

MIL的国家或地区准备度评估指标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媒体与信息素养教育（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education）；

（2）媒体与信息素养政策（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policy）；

（3）媒体与信息供给（media and information supply）；

（4）媒体与信息的获取与使用（media and information access and use）；

（5）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

MIL的国家或地区准备度评估指标包括以下三个等级。

（1）非常有利的环境。与MIL环境相关的五方面指标都被包括在内，在国家或地区层面上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和支持；

（2）比较有利的环境。大多数指标被包括在内，得到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发展和支持，部分指标仍需提高；

（3）不太有利/不利的环境。多数MIL指标有待提高，部分指标缺失。

上述MIL的国家或地区准备度的五个方面和三个等级的构成如图1-5所示。

2.MIL的能力及其表现水平

《MIL评估框架》的第二层是针对个体MIL能力的评估，采用MIL能力矩阵来描述居民在MIL方面的能力和表现水平。MIL能力矩阵包含五个方面：

（1）MIL要素（MIL component）；

（2）MIL二级指标（MIL subj ect matter）；

（3）能力（competency）；

（4）表现标准（performance criteria）；

（5）熟练程度（proficiency level）。

在MIL的能力矩阵中，MIL要素包括获取、评价和创建3个方面。

（1）MIL要素：获取

“获取”指的是使用适当的技术访问、检索和存储信息和媒体内容的能力。“获取”被细化后得到4项二级指标，对应着4种能力和36项相关的表现标准。

在MIL能力的表现水平评估中，表现水平（或熟练程度）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低级水平表现为能够认识到自己对信息和媒体（内容）的需求，能使用基本的工具快速查找、提取信息源，能甄别并存储信息和媒体内容；中级水平表现为明确信息和媒体（内容）需求的性质、角色和范围，能使用不同工具在不同的、相互矛盾的信息源中查找和提取信息，在法律和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存储和应用信息；高级水平表现为能将自己对信息和媒体的需求转变为具体的检索策略和计划，在必要时能使用不同的工具，以一种系统、准确和有效的方式，从各种信息源中检索所需信息以备后续利用。

（2）MIL要素：评价

“评价”指的是在普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背景下，理解、批判地分析和评估信息、媒体内容、媒体和信息机构的工作和职能的能力。“评价”被细化后得到4项二级指标，对应着4种能力和42项相关的表现标准。

表现水平（或熟练程度）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低级水平表现在选择信息的来源方面，缺乏对评估标准的运用，对媒体和信息提供者的主要原则、条件、社会角色的应用和认识不足，对媒体和信息内容甄别的能力有限；中级水平表现为在理解媒体和信息提供者的重要性和社会角色、分析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能分析和鉴别信息内容的质量，有选择地存储信息以备后续应用；高级水平表现为能在特定情境和多种条件下，解释、比较、批判地评价、认证信息和媒体内容，鉴赏作者及媒体和信息提供者的作品。

（3）MIL要素：创建

“创建”指的是掌握信息、媒体内容和新知识的建立，以及与他人有效交流的能力。“创建”被细化后得到4项二级指标，对应着4种能力和35项相关的表现标准。

表现水平（或熟练程度）同样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低级水平表现为不能综合运用基本工具组织和存储信息，在传播方面不能进行批判性评价，缺乏道德法律意识；中级水平表现为能使用恰当的方式和工具，以一种新的形式创建、制作和沟通新的信息和媒体内容，对与他人开展对话时进行道德与法律层面上应用的意识不足；高级水平表现为能够针对目标受众，结合信息和媒体内容创建、产生新知识，以各种恰当的方式和工具，通过参与的、符合道德和法律的、高效的形式进行交流和传播，并监控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

上述MIL三个要素（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及其相应的能力描述如表1-3所示。

1.3.3 《MIL评估框架》对促进非正式学习的启示

《MIL评估框架》是UNESCO首次提出的针对媒体与信息素养评估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该框架在宏观战略、中观策略和微观操作等多个层面为信息时代中人们的媒体与信息素养的培养和提升，以及人们非正式学习的成效的提高提供了诸多启示。

1．在宏观战略层面，完善MIL培养体系，健全媒体与信息的相关法规

提升MIL需要全球视野，也要立足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将MIL培养纳入学校的教育体制，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常规性的MIL教育，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思路。事实上，英国教科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早在1989年就将媒体素养教育纳入正式教学体系，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课程开发工作。然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我国的MIL教育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我国早在十年前就颁布了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使得高中阶段的MIL教育“有章可循”。然而多年来，虽然我国绝大部分小学和初中都开设了信息技术课程，但是我国一直没有在国家层面上颁布相应学段的课程标准，导致各个学校该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学业水平参次不齐。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课程整合的理论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在实践应用方面仍有不足。因此，国家亟须研制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与MIL密切相关的《信息技术课程标准》，完善各级、各类教育部门、机构的MIL培训与MIL能力提升体系。相关的科研院所应重视针对MIL的专门研究，加强MIL教学、科研发展的战略和区域发展的策略研究，继续支持和辅助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研究与建设，以及MIL资源与课程建设和共享机制研究。同时，国家层面应该继续重视人们的MIL提升的培训，各级、各类图书馆、科普场馆应通过非正式学习的途径在提高人们的MIL上发挥积极作用。

在《MIL评估框架》中，国家或地区准备度评估指标之一是MIL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这足以显示政策和法律对提升MIL的重要程度。MIL的提升首先需要以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为保障。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但对于媒体与信息素养方面的关注略显不足。下一步，期望在国家层面上能够建立健全相关的媒体监管机构、自律组织，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政策、认证制度，以保障与促进国家层面MIL的提升与持续发展。

2．在中观策略层面，MIL评估与干预并重，充分发挥民间机构的力量

《MIL评估框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不仅提供了评估体系与具体指标，还提供了对评估过程的实践指导，对评估结果的分析以及基于结果的建议。该框架将评估过程划分成六个阶段，即：成立评估小组；设计评估计划；选择工具与文档；运用框架中的工具收集数据；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监控MIL国家或地区准备度和个人具备的能力；进而提出进一步改善环境、提高MIL等方面的举措。

媒体与信息素养教育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推动，还需要整合民间机构的力量。评估框架中，MIL对社会的影响如图1-6所示。图中的环形由两个曲线箭头组成，分别对应社会和教育两个层面。在“社会层面”中，有素养的、行为导向的政策制定者会推进有素养的、活跃的民间社会的形成。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会负责地、道德地和有效地使用信息；“教育层面”在“社会层面”的基础上拥有高素质的工作者和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进而输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教育者。教育者总结实践经验，制定教育规划，进而培养出知情的、高素养的政策制定者。整个环形回路是媒体与信息素养对社会的良性影响循环。民间机构在两条曲线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教育和培训机构在第二条曲线中的作用，对教育战略的规划、教学过程的改善、个人能力的提升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和贡献。

近年来，我国教育的多元化发展、选择性教育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使得民间教育机构和团体成为教育生态系统的一股新生力量。引入市场机制的民间教育机构较之于公办教育机构具有显而易见的制度优势，不仅营造了一个公平、自由选择的环境，而且实现了优化、灵活、高效的资源配置。相关的民间组织如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各省的教育技术专业组织或机构每年都会开展教师教育技术成果展示、信息技术能力评比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教师对信息技术应用的热情，鼓励了信息技术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因此，媒体与信息素养的发展可以在国家层面的政策与引导下，充分发挥民间机构的力量，寻求公司企业、非营利实体、社会教育机构等民间机构的多方支持，共同促进媒体与信息素养的提升。

3．在微观操作层面，重视教师培训，发挥其国家或地区和个人MIL提升的桥梁作用

《MIL评估框架》从国家或地区和个人两个维度描述了MIL的水平。我国以往对于MIL的评估或停留在个体层面，或停留在机构与组织层面。事实上，仅仅关注国家或地区或个人层面均不足以全面、准确地把握MIL水平。国家或地区的MIL环境、资源和基础设施等要素会影响个人和团体的MIL水平，而个体和团体能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国家或地区MIL环境的优劣。而教师作为个人和国家或地区层面的衔接，在引导、培养信息社会的学习者、劳动者和变革者，以及构建知识社会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所说的教师，除了正规学校中的教师以外，还应包括各级、各类博物馆、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非正式学习机构中的教育工作者。

因此，MIL的提升与发展需要“抓中间，促两边”。要高度重视各级、各类学校教师MIL的能力建设，制定适当的教师培训政策、专业标准；加大硬件设备投入，保证教师拥有优质的MIL环境；协同共建工具、教材和资源库；在教师MIL培训方面，调整培训方案和课程，拓展培训模式，开发培训实施与运行的动力机制，完善考试认证体系，进而提升教师的MIL能力。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和开展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以及由各级电教馆牵头开展的中小学教学资源库项目的建设与应用推广，都能十分有效地促进MIL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