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石鼓的保存与迁徙

（一）唐代发现后的遭遇

据南宋史学家郑樵说：“石鼓文不见称于前代，至唐始出于岐阳。先时散弃于野”。大概石鼓自秦亡后即散弃草野，历经千年，至唐初始面见世人。

石鼓文在唐初的发现，在当时是一件文化上的大事，受到士林的广泛注目，但是并未得到朝廷的应有重视。唐太宗从标榜正统与笼络南朝旧贵族的政治目的和个人的艺术爱好出发，在书法上对王羲之推崇备至，对所谓周宣王的史籀古迹并无兴趣。所以石鼓发现后，未见朝廷有任何举措，顶多是地方官将石鼓就近集中存放而已。现今凤翔县城南有个叫“石落务”的村子，据说就是当初曾经存置石鼓的地方。

唐大历十年（775）窦蒙所著《述书赋注》记载：“岐阳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作打本。吏部侍郎苏勖《记叙》卷首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即其文也。石寻毁失，时见此本，传诸好事。”这段记述向我们透露了两个信息。其一，石鼓文初唐面世后，即有拓片流传于世。这在韩愈的《石鼓歌》中可以得到印证。其歌曰：“张生手持石鼓文”，“字体不类隶与蝌”，“君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张生拿给韩愈看的正是石鼓文拓片。韦应物的《石鼓歌》也写道：“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白分。”也说的是拓片之事。此外，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李训、李谊、李譔、李谌兄弟四人立有一块《碧落碑》，碑中引用了一些石鼓文中的字形，有学者认为这些字就是依据唐初拓本的翻刻本摹写的。但不知何故，我们却未能见唐拓本或其翻刻本的流传。否则，我们今天研究石鼓文当会少一些困难。其二，石鼓文在唐初被发现后，至窦蒙著《述书赋注》之前，又遭到了“毁失”。正因为这样，窦蒙才会拿他手中的“打本”向同僚夸耀。因为石鼓文一“毁失”，他手中的“打本”就成了珍贵的绝版。

那么，窦蒙所说的这次“毁失”究竟是真是假？如果是真，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成为后来研究者疑惑难解的一个问题。

对此，张亚炜先生在其所编著的《石鼓阁上说石鼓》中有一个说法。他说：安史之乱中，唐肃宗在灵武即位，至德二年（757）二月驻骅雍，诏升凤翔郡为府，改雍县为凤翔县，分设天兴县（公元762年即宝应元年，凤翔县并入天兴县）。当年十月长安收复，肃宗回京。肃宗前后在凤翔居留八个月。肃宗在这里听到石鼓的传闻，责令州府官将十面石鼓从陈仓山运至凤翔，与文武百官赏玩。同年四月，杜甫从长安逃出，来凤翔见肃宗，至八月回鄜州之家。杜甫当是在此期间见到了陈仓石鼓，故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才写下了“陈仓石鼓久已讹”的诗句。“石鼓迁于雍城南后，由于战事激烈，时局吃紧就易地埋藏。石鼓埋藏后，对外则说是：石鼓‘毁失’了。”这与窦蒙所说的“毁失”颇能吻合，但不知此说有何所据。

且不管上说是否有据，石鼓在唐初发现后至中唐元和前，曾被埋入地中，却由韩愈的《石鼓歌》中可以得到印证。韩愈在《石鼓歌》中写道：“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这里从军右辅的故友，当是凤翔节度使，“臼科”即指石鼓；“量度”当是按地图丈量。可能石鼓埋藏地中时，记录有每鼓所埋的标识及各鼓标识的方位和距离，而要将石鼓再掘出来就须“量度”。这几句诗是说，元和元年（806），韩愈调任国子监博士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故友曾专门为他将埋藏地中的石鼓挖出来让他观赏。由此可知，石鼓确曾有意埋入地中。这说明窦蒙说的“毁失”，并非子虚乌有。

那么，韩愈看了石鼓后，凤翔节度使是否仍旧将石鼓埋入地中呢？看来没有。据《石鼓歌》所述，韩愈看了石鼓后，认识到石鼓是“至宝”，便立即报告祭酒（国子监的最高长官），要祭酒请朝廷恩准，将石鼓运到京城，置放于太学，妥善保护。韩愈和他的“故友”可能曾乐观地估计，其建议会很快被朝廷采纳，故而认为，石鼓不必再埋入地中，以便等待朝廷运载入京。令韩愈没有想到的是，“老于事”的“朝中大官”并没有理睬他的建议，所以截至他写《石鼓歌》的元和六年（811），石鼓一直散置于草野中。所以，他在诗中担心石鼓落到“牧童敲火牛砺角”“日销月铄就埋没”的结局。正因为这样，韩愈才写《石鼓歌》再次大声疾呼，以图引起对石鼓保护工作的重视。也许是韩愈的呼吁产生了影响，据史料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郑馀庆任凤翔尹、凤翔节度使，始将石鼓迁到凤翔府孔子庙中。这时距石鼓文的发现，已经过去了整整二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