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16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我国人口与生育政策由严格控制转向放松。该政策实施后，2016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比上一年增加131万人，但2017年的出生人口回落到1723万人，比上年减少了63万人，且一孩占比下降较多。可见，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实际人口增长远远低于预期，家庭生育意愿较低。一些调查研究发现，经济压力、照顾压力和女性自身事业发展的压力是造成家庭“不敢生、不愿生”的主要原因（彭希哲，2016；靳永爱，2016）。因此，尽快制定和完善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成为政府和公众广泛关注的政策议题。

西方福利国家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建构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政策不仅应该考量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需要明确民众对政府责任的主观倾向（万国威，2015）。在不了解民众主观态度的前提下开展政策制定不但在效果上未必能做到有的放矢，也可能损害社会资源的可及性。所以，准确判断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的民意基础具有非常关键的实践意义。然而，我国对公众福利态度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已有研究大多关注特定人群（如老人、儿童、残疾人、农民）的福利态度，较少关注跨群体的福利态度；大多关注与传统社会风险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如低保、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的福利态度，较少关注与新型社会风险相关的新兴社会政策（如儿童照顾政策）的民意基础。为了更好地把握全面二孩配套措施的民意基础，本研究在参考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对配套政策的整体公众支持度和不同领域政策的公众支持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索了整体和不同领域公众支持度形成机制的异同，期望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实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