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学风与张尔岐的《仪礼》诠释①

潘 斌

张尔岐（1612—1678年），字稷若，号蒿庵，又号汗漫，山东济阳人。其学问广博，谙熟经史，兼及诸子百家，旁及太乙、奇门之学。晚年精研“三礼”，在《仪礼》学方面造诣尤深。其所撰《仪礼郑注句读》（以下简称《句读》）十七卷，在《仪礼》学史上有深远影响，受到顾炎武等人的大力表彰。张尔岐言撰《仪礼郑注句读》之心路历程曰：“愚三十许时，以其周、孔手泽，慕而欲读之，读莫能通。旁无师友可以质问，偶于众中言及，或阻且笑之。闻有朱子《经传通解》，无从得其传本。坊刻《考注》《解诂》之类，皆无所是正，且多谬误。……注文古质，而疏说又漫衍，皆不易了，读不数繙辄罢去。至庚戌岁，愚年五十九矣，勉读六阅月，乃克卒业焉。于是取经与注，章分之，定其句读。疏则节录其要，取足明注而止，或偶有一得，亦附于末，以便省览。”②此外，尔岐所撰《仪礼监本正误》（以下简称《监本正误》）、《仪礼石本误字》（以下简称《石本误字》），对清代《仪礼》学文献之校勘，亦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本文拟在清代学术史的大背景下，对张尔岐《仪礼》诠释的内容和特色加以阐述，以见其《仪礼》学成就及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郑《注》、贾《疏》之辨析

《仪礼》文字古奥、典制繁冗，令人望而生畏。东汉末年，通儒郑玄集汉代《仪礼》学之大成，成《仪礼注》一书。此书一出，汉代《仪礼》其他诸家注释皆亡。魏晋南北朝时期，治《仪礼》者多本郑《注》而立说，期间郑《注》之义疏频出，蔚为大观。唐人贾公彦集南北朝《仪礼》义疏学之大成，撰《仪礼疏》五十卷。此书一出，南北朝《仪礼》学如万流归海，唐代治《仪礼》者皆宗之。宋儒疑古惑经，视汉学为土埂，郑《注》、贾《疏》皆被重新审视，轻则疑之，重则弃之。元、明学人步宋代疑经改经之老路，治《仪礼》者于郑《注》、贾《疏》鲜有发明。

明末清初，宋学仍有极大的影响力，然汉唐注疏重新回到了学人治经学的视野。在《仪礼》学方面，安徽人姚际恒撰《仪礼通论》一书，既重视征引宋学系统的敖继公、郝敬解义，还于汉学系统的郑《注》、贾《疏》多有辨析。张尔岐与姚际恒乃同时代人，其早年读《仪礼》时所守者唯郑《注》、贾《疏》。到了晚年撰《句读》时，则取《仪礼》经文和郑《注》章分之，定其句读，并录贾《疏》可明郑《注》者。张尔岐《句读》一书，对于郑《注》、贾《疏》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于每段经文之下直接征引郑《注》，甚至仅引郑《注》而不及贾《疏》。如《士冠礼》: “宰自右少退，赞命。”张尔岐曰：“宰，有司主政教者也。自，由也。赞，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少仪》曰：‘赞币自左，诏辞自右。'”① 张尔岐于此仅引郑《注》，而于贾《疏》无征引。

二是将贾《疏》与自己的见解融为一体。如《士冠礼》“摈者玄端负东塾”，张尔岐曰：“摈者立此，以待传命。《疏》谓别言玄端，不言如主人服，则与主人不同可知。当衣冠同而裳异也。下文赞者别言玄端亦然。”② 案贾《疏》云：“摈者不言如主人服，别言玄端，则与主人不同可知。主人与兄弟不同，故特言玄端，与下赞者玄端从之同言玄，则此摈者是主人之属中士若下士也，故直举玄端，不言裳也。”通过比较，可知张氏此之解义源自贾《疏》，然而张氏并非照搬贾《疏》，而是将贾《疏》与自己的理解融为一体。

三是补郑《注》、贾《疏》之未备。如《士冠礼》“乃易服，服玄冠、玄端……奠挚见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张尔岐曰：“见君、见乡大夫、先生，非必是日，因见兄弟等类言之耳。”③ 关于见君、乡大夫和乡先生之具体时间，郑《注》、贾《疏》皆未言及。张氏此之解义，可补郑《注》、贾《疏》之未备也。

四是申贾《疏》而驳他人之说。如《士昏礼》: “祝盥，妇盥于门外。妇执笲菜，祝帅妇以入。祝告，称妇之姓，曰：‘某氏来妇，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贾《疏》:“云 ‘某子’者，言若张子、李子也。”张尔岐云：“《疏》云盥于门外，此亦异于常祭；云某子者，言若张子、李子也。顾炎武云：妇人内夫家，无称其舅为张子、李子者。某子云者，或谥或字之称。愚谓《疏》之意或以妇新入门，称姓以告，故亦以姓称其舅与。”④ 案贾《疏》认为经文称“某子”，是以姓称其舅也。顾炎武认为此不应称姓，而应称谥或称字。张尔岐认为，贾《疏》以姓称其舅是顾及新妇入门当称姓以告，不当如顾炎武所云称谥或称字。

五是以“愚意”“愚案”的方式质疑郑《注》、贾《疏》。张尔岐《句读》对于郑《注》和贾《疏》大体上是认可的，这从《句读》大量征引郑《注》、贾《疏》即可知晓。然《句读》对郑《注》和贾《疏》亦不乏有异议者。兹举数例，以见张氏疑郑《注》、贾《疏》之具体内容。如于《士冠礼》之仪节，张尔岐曰：“以上士冠礼正经，颇疑数事。……见于母，而不见于父，见赞者，而不见宾，《疏》以为冠毕已见，似矣，然醴毕即见于母，仪节相承，则见父见宾当于何时？岂在酌醴定祥之前与？又言归俎，而不言载俎，其牲未闻，《注》已陈之，要皆文不具也。”① 案贾《疏》认为，《士冠礼》有冠者见母而无见父见宾之仪节，原因是冠者冠毕已见父和宾，故此不再言。张氏驳贾《疏》，认为此并非不言，而是文不具也。

又如《乡饮酒礼》: “乡，朝服而谋宾、介，皆使能，不宿戒。”郑《注》: “乡，乡人，谓乡大夫也。”贾《疏》: “以乡大夫为主人，故知乡大夫。”张尔岐曰：“乡谓乡饮酒之礼，《注》指人，恐义不尽。”② 案郑玄认为，经文此“乡”字乃乡大夫之义；张氏认为，此“乡”字并非指人，而是乡饮酒之义。

明末清初，兵荒马乱，社会失序，不少人从经世济民的角度对先前学术做了反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乃其中之杰出者。他们认为社会失序之根源，是学术风气之陵夷。明代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怪诞狂妄正是学术风气坏乱之表征。鉴于此，不少人抨击王学末流之弊，主张通过经学求义理，从而经世致用。其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顾炎武提出的“经学即理学”。与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接近，张尔岐亦注重在治经中寻得圣人之意。他所撰《句读》，以发明郑《注》、辨析贾《疏》为宗，一反宋明以来不少人轻视汉唐注疏之治学理路。

二、《仪礼》学文献之校勘

张尔岐花费了不少心力从事《仪礼》学文献之校勘。除了《句读》于《仪礼》文字有校勘外，其所撰《监本正误》和《石本误字》还对《仪礼》石本和监本做了校勘。

据《玉海》和《宋史》之记载，所谓北宋监本就是北宋咸平、景德年间所刊《五经正义》和《七经正义》本。南宋绍兴年间，朝廷下令重刊诸经义疏，故有南宋监本。由于出自众手、校勘不严，监本文字讹脱者不在少数。张尔岐对《仪礼》监本做了校勘，他说：“《十三经》监本，读书者所考据，当时较勘非一手，疏密各殊。至《仪礼》一经，脱误特甚，岂以罕习故忽不加意耶？《易》《书》《诗》《春秋》《论语》《孟子》《礼记》充满天下，固不容或误。《周礼》《孝经》《尔雅》《三礼》，人间犹多善本，即有误，亦易见。《仪礼》既不显用于世，所赖以不至坠地者，独此本尚在学宫耳，顾不免脱误至此。”③ 张氏认为，由于监本校勘非出自一手，故监本《十三经》有脱误；此外，由于《仪礼》不像《周礼》等经典那样显用于世，故鲜受人关注，脱误亦较多。鉴于此，张氏在撰《句读》后，乃取《仪礼》唐石经本、吴澄本与监本对勘，摘《仪礼》监本脱者、误者、羡者、倒置者、经注互淆者录之。在《监本正误》之末，张尔岐对《仪礼》监本之讹误做了统计，他说：“共脱八十字，误八十八字，羡十七字，倒置者六处，计十三字，经文误细书一字，注文误大书，混经文二字，误隔一圈。”④ 兹举数例，以见张氏于《仪礼》监本校勘之状况。

如《士昏礼》，张尔岐曰：

“‘妇说服于室，御受’, ‘受’误作 ‘授’。”（第二十七纸）

“‘毋违命’, ‘毋’误作 ‘母’。”（第五十纸）

“‘视诸衿鞶’，下脱 ‘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十四字。”（第五十一纸）

“主人对曰：‘某以得为外昏姻之数。' ‘昏’从 ‘女’，误。”（第五十三纸）

“‘某得以为昏姻之故’，作 ‘某以得为昏姻之故’。”（第五十三纸）①

案：张氏认为监本《仪礼·士昏礼》字误者有三处，分别是“御受”的“受”字误作“授”, “毋违命”的“毋”字误作“母”, “外昏姻之数”的“昏”字从“女”；有脱者一处，即“视诸衿鞶”下脱“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十四字；有倒者一处，即“某得以为昏姻之故”作“某以得为昏姻之故”。

又如《士虞礼》，张尔岐曰：

“‘箪巾在其东’, ‘巾’误作 ‘布’。”（第五纸）

“‘祝飨’, ‘飨’误作 ‘响’。”（第九纸）

“‘卒彻，祝佐食，降，复位’，脱 ‘复’字。”（第二十八纸）

“‘适尔皇祖某甫，飨’, ‘飨’误作 ‘响’。”（第三十一纸）

“‘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 ‘唯’误作 ‘帷’。”（第三十四纸）

“‘尸受，振祭’, ‘受’误作 ‘授’。”（第三十四纸）

“‘无尸则不饯，犹出，几席设如初，拾踊三’，下脱 ‘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第三十七纸。唐石经剥蚀，尚有“宾出”二字脚可辨，补字缺，或亦承监本之误。）②

案：张氏认为监本《仪礼·士虞礼》字误者有五处，分别是“箪巾”的“巾”误作“布”, “祝飨”的“飨”误作“响”, “适尔皇祖某甫飨”的“飨”误作“响”,“尸受”的“受”误作“授”；有脱者两处，分别是“祝佐食降复位”脱“复”字，“几席设如初拾踊三”下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

张尔岐于此虽未明言校勘之依据，然从《监本正误序》中，可知其所据者或是唐石经，或是吴澄本。如《士昏礼》“妇说服于室，御受”，此“受”字，唐石经作“受”③，张氏认为监本误“受”字为“授”，可知其于此是以唐石经为校勘依据。又如《士虞礼》“卒彻，祝佐食降，复位”，此“复”字，唐石经有之④，张氏认为监本于此脱“复”字，可知张氏于此是以唐石经为校勘依据。

张尔岐还对《仪礼》石经做了校勘。他说：“唐石经，当时学者以为芜累，至于今日已为老成典型矣。乃《仪礼》亦不免多误，逮补字承讹，则又鲁鱼莫辨。”⑤ 张氏于《仪礼》石经所作之校勘，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张尔岐以监本、吴本为据，认为石经有脱误者，如《士昏礼》“某得以为昏姻之故”，监本作“某以得为昏姻之故”，张氏曰：“监本似长。”① 又如《燕礼》“小臣又请媵爵者二大夫，大夫媵爵如初”，张氏曰：“监本、吴本俱不再出 ‘大夫’二字。”②张氏据监本、吴本，认为《燕礼》石经本的第二个“大夫”有重复之嫌。

其次，张尔岐有不言依据而直接下结论者，如《士丧礼》石经，张氏曰：“‘祭服不倒’, ‘倒’误作 ‘到’。”③ 又如《士丧礼》石经，张氏曰：“‘若不从卜，择如初仪’, ‘择’误作 ‘宅’。”④ 又如《少牢馈食礼》石经，张氏曰：“‘明日朝服筮尸’，脱‘服’字。”⑤

以上诸例，张尔岐皆未明言其校勘依据，而是直接得出结论。

张尔岐于《仪礼》学文献之校勘，在《仪礼》学史上有承先启后的意义。宋代张淳所撰《仪礼识误》，是继郑玄后《仪礼》校勘方面又一部力作。元、明时期，《仪礼》学式微，《仪礼》校勘方面亦无重要著作。清代《仪礼》学大盛，《仪礼》校勘力作数量之多可谓空前，如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金日追《仪礼经注疏正讹》、胡培翚《仪礼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皆于《仪礼》经、注、疏有全面之校勘。通过清代文人的校勘工作，《仪礼》经、注、疏的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从而极大地方便了后世学人于《仪礼》之研究。张淳于《仪礼》之校勘，依据主要是刻本，而于石经无涉。张尔岐生于明末清初，其将监本和石经皆纳入校勘之依据，从而突破了前人仅以刻本作为《仪礼》校勘依据的做法。张尔岐之后，卢文弨、金日追、胡培翚、阮元、孙诒让等人从事《仪礼》校勘时，特别重视以石经作为校勘之资，此校勘方法，可以追溯到张尔岐。张尔岐于《仪礼》校勘的内容并不多，然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其价值主要是方法论层面的。清代不少学人正是在张尔岐的影响下，将《仪礼》之校勘水平推向更高。

三、《仪礼》学文献之辨伪

清初有《仪礼考注》流传于世，作者相传为元人吴澄。据目录之记载，吴澄确实撰有《仪礼考注》。张尔岐撰《吴氏仪礼考注订误》，认为清初世上所传《仪礼考注》乃伪书，而非吴澄所撰。张氏曰：“《考注》一书，前人已判其为伪，而犹流传至今者，以此经习之者鲜，人不及深考，遂致坊贾流布不已耳。愚为拈出，庶不使后学受其疑误。将以暇日准吴氏所序次第，订为一书，亦当礼家之巨观也。”⑥ 尔岐此书已佚，内容不得全见。今借《蒿庵闲话》所载《仪礼考注》数则辨伪文字，以窥张氏于《仪礼考注》辨伪之原则和方法。

张尔岐认为，从《仪礼考注》的解经内容和征引郑《注》、贾《疏》的方式，可知该书非吴澄所撰。张氏曰：“愚读《仪礼》，自郑、贾《注》《疏》外，偶得吴氏《注》，稍一涉目，辄掩卷置庋阁。以其注皆采自郑、贾，往往失其端末，至其自为说，则大违经意故也。……唯《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出 ‘尸受祭肺’四字为有功于经，余皆支离之甚，不须剖击，疵病立见。疑其书殆庸妄者托为之，不然草庐名宿岂应疏谬至此？”① 张氏认为，《仪礼考注》引郑《注》、贾《疏》“失其端末”，解经“大违经意”“支离之甚”，这些疏谬可证该书不可能出自名宿吴澄之手。

张尔岐还将所传《仪礼考注》的内容与吴澄《仪礼考注序》进行比较，指出世传《仪礼考注》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与吴《序》不合。

一是与吴《序》所言《仪礼·记》文的编排方式不同。张尔岐曰：“《序》云：‘忘其僭妄，辄因朱子所分礼章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附于篇终。’今此书则割裂《记》文，散附经内矣。”② 张氏认为，吴氏《序》言《仪礼·记》文附于篇末，且不会割《记》文，然世传《仪礼考注》中的《仪礼·记》文被割裂，且散附于经内，与吴《序》迥然有异。

二是与吴《序》所言《逸经》《传》的篇目不合。张尔岐曰：“《序》又云：‘二戴之《记》中有经篇，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 《传》十五篇。’今此书十五篇则具矣，《士相见》《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礼记》之文以充数，求所谓清江刘氏之书，无有也。至于《逸经》八篇，《序》则又详列其目矣，《公冠》《迁庙》《衅庙》取之《大戴》, 《奔丧》《投壶》取之《小戴》, 《中霤》《禘于大庙》《王居明堂》取之郑氏《注》。《逸经》虽曰八篇，实具其书者五篇而已，其三篇仅存篇题，非实有其书也。”③ 张尔岐认为，世传《仪礼考注》中的《传》，与《序》所言《传》之篇目不尽合；此外，《仪礼考注》的《逸经》八篇中，三篇仅存篇题，实仅五篇，与《序》所言篇目又不合。

三是与吴《序》所言篇卷安排有异。张尔岐曰：“《序》有云：‘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差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草庐本书次第略见于此数言，今此书朱《记》了不可见，而又杂取二戴之书名为《曲礼》者八篇，庞杂萃会，望之欲迷，与草庐所云 ‘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者又不合矣。何物妄人谬诬先儒至此，真可恨也。”④ 张尔岐认为，吴《序》言经在前，《逸经》次之，《传》在后；此外吴《序》以朱子所辑与黄榦《丧礼》、杨复《祭礼》合为《朱子记》，与大、小戴合而为三；而世传《仪礼考注》无《朱子记》，而有取大、小戴书名为《曲礼》者，此又与吴《序》不合。

清初学界，群经辨伪之风盛行，黄宗羲、陈确、毛奇龄、胡渭、阎若璩、姚际恒等皆是当时的群经辨伪学大家。清初学人辨伪之动机，是希望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重新审查，从而复兴晚明以来积衰之经学，进而经世致用。林庆彰先生云：“明末清初，经学逐渐复兴。而所谓经学复兴的面相又如何？即从事辨伪。因为流传两千年左右的经学，已如黄河之挟沙，附会、伪托不一而足，今欲从经学中求圣人之道，自应将经学中非圣人所传的部分加以厘清。这种清除污染的工作，就是清初学者研究经学的重点所在。”①张尔岐于《仪礼考注》之辨伪，属于清初辨伪学风潮的一部分。张氏之后，清代不少经学家从辨伪学的角度对《仪礼》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将《仪礼》正本清源的工作推向了更高的水平。

四、张尔岐《仪礼》诠释之地位和影响

张尔岐的《仪礼》诠释受到了当时和后世学人的高度推崇。与张尔岐情谊甚笃的一代大儒顾炎武曾云：“济阳张尔岐稷若笃志好学，不应科名，录《仪礼》郑氏注，而采贾氏、陈氏、吴氏之说，略以己意断之，名曰《仪礼郑注句读》。又参定监本脱误凡二百余字，并考《石经》之误五十余字，作《正误》二篇，附于其后，藏诸家塾。时方多故，无能板行之者。后之君子，因句读以辨其文，因文以识其义，因其义以通制作之原，则夫子所谓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叹，不发于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为后世太平之先倡乎？”② 又云：“有济阳张君稷若，淹通礼学，著《仪礼郑注句读》一书，立言皆有原本。”③ “独精 ‘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④ 四库馆臣亦云：“盖《仪礼》一经，自韩愈已苦难读，故习者愈少，传刻之讹愈甚。尔岐兹编，于学者可谓有功矣。”⑤ 由此可见，清代学人对张尔岐《仪礼》学评价之高。

从《仪礼》学发展史来看，张尔岐的《仪礼》诠释可谓有清一代《仪礼》学之先声。清人从事《仪礼》诠释时，对张尔岐的《仪礼》解义颇为重视，并时有征引。如盛世佐撰《仪礼集编》时，曾大量征引张尔岐的《仪礼》解义。如《士冠礼》“若不吉，则筮远日，如初仪”，贾《疏》曰：“云 ‘如初仪’者，自 ‘筮于庙门’已下，至‘告吉’是也。”张尔岐曰：“愚案：《少牢》云：‘若不吉，则及远日，又筮日如初。'……其云 ‘如初仪’，止从 ‘进受命于主人以下’至 ‘告吉’而已，不自筮于庙门也。”⑥ 张氏认为，此“如初仪”应是从“进受命于主人以下”至“告吉”，而不自筮于庙门。盛世佐曰：“案：《疏》说士筮远日之法……当以张子及张氏尔岐之说为正。俱见《士冠礼》。”① 又如《士冠礼》“蒲筵二，在南”，郑《注》: “筵，席也。”张尔岐曰：“一为冠子，一为醴子也。在南，在三服之南。通指缺项、纚笄、组栉等，不专言蒲筵。”② 盛世佐曰：“案：张说得之，敖谓筵在箪南，非。”③ 案敖继公认为经文“在南”，义即筵在箪之南。张尔岐则认为，此所谓“在南”，义即在所加冠者的三套服装之南，与下文所言“侧尊一甒醴在服北”相对应。盛世佐以张氏之说为是，以敖氏之说为非。在《仪礼集编》中，盛世佐肯定张尔岐解义者还有多处。此外，方苞也十分重视张尔岐的《仪礼》解义，据笔者统计，方氏所撰《仪礼析疑》征引张氏《句读》达二十七次。秦蕙田撰《五礼通考》时，亦大量征引张尔岐的《仪礼》解义。明末清初的《仪礼》学，北有张尔岐，南有姚际恒，两人共同成为清代《仪礼》学研究之先导。在他们之后，清代《仪礼》研究蓬勃地开展起来，到乾嘉时期的胡培翚和凌廷堪那里而臻于鼎盛。

张尔岐《句读》一书，若仅从经典诠释的角度来看，无非就是经典诠释史上一部重要著作而已。若我们将张氏《句读》放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史背景下来考察，其意义和地位便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凸显。

明末清初，学界于王学末流空谈心性、流于狂禅之弊已有清醒的认知。学人们认为，即使谈心性亦应从经学中获得，而不应师心自说。如焦竑说：“经者性命之奥，政治之枢，文章之祖也。”④ 黄宗羲亦云：“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腐之学。”⑤ 与其他经典研究不甚一致，礼学研究向来讲究考据，实学色彩更浓，经世致用效能更直接。因此，从事礼学研究对于扭转晚明学风空疏之弊有着重要意义。清初学人陆嘉淑曾说：“名物器数之繁，莫备于经。考覈形状制度，比类指象，探赜穷变，莫详于汉唐诸儒。盖虽草木禽鱼工人祝史所创述方名，经述所载列，无不竭智毕虑，尽其纤微曲折而后止。呜呼！名物器数，先王礼乐之本，而治天下之具之所托也。”⑥ 陆氏认为，名物器数研究乃礼乐之根本，治理天下的道理蕴含于其中。陆氏所言，可谓明末清初经学家之共同心声。张尔岐学宗程朱，然其更强调从经学中获取圣人之意。张氏在《仪礼郑注句读序》云：“方愚之初读之也，遥望光气，以为非周、孔莫能为已耳，莫测其所言者何等也。及其矻矻乎读之，读已又默存而心，历之而后，其俯仰揖逊之容，如可睹也，忠厚蔼恻之情，如将遇也。周文郁郁，其斯为郁郁矣，君子彬彬，其斯为彬彬矣。虽不可施之行事，时一神往焉，彷彿戴弁垂绅从事乎其间，忘其身之乔野鄙僿，无所肖似也。”⑦ 张氏认为，《仪礼》所记之礼仪，乃周、孔圣人奥义之体现。寻求圣人之意以济时用，这是张尔岐从事《仪礼》诠释之根本动机。张氏《仪礼》诠释崇实黜虚，顺应了明末清初反王学末流学术之大势，成为清代实学之先声。

① 原刊于《古籍整理研究总刊》2017年第3期。

② 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页。

① 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5页。

② 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8页。

③ 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11页。

④ 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23页。

① 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11页。

② 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43页。

③ 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244页。

④ 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249页。

① 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244页。

② 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247页。

③ 《景刊唐开成石经（附贾刻孟子严氏校文）》第1册，1997年，第672页。

④ 《景刊唐开成石经（附贾刻孟子严氏校文）》第2册，第856页。

⑤ 张尔岐：《仪礼石本误字》,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249页。

① 张尔岐：《仪礼石本误字》,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249页。

② 张尔岐：《仪礼石本误字》,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250页。

③ 张尔岐：《仪礼石本误字》,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251页。

④ 张尔岐：《仪礼石本误字》,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251页。

⑤ 张尔岐：《仪礼石本误字》,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251页。

⑥ 张尔岐：《蒿庵闲话》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3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① 张尔岐：《蒿庵闲话》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36册，第124页。

② 张尔岐：《蒿庵闲话》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36册，第124页。

③ 张尔岐：《蒿庵闲话》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36册，第124-125页。

④ 张尔岐：《蒿庵闲话》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36册，第125页。

① 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② 顾炎武：《仪礼郑注句读序》, 《顾炎武全集》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③ 顾炎武：《答汪苕文》, 《顾炎武全集》第21册，第249页。

④ 顾炎武：《广师》, 《顾炎武全集》第21册，第197页。

⑤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62页。

⑥ 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6页。

① 盛世佐：《仪礼集编》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册，第517页。

② 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8页。

③ 盛世佐：《仪礼集编》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89页。

④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七，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本，第1529页。

⑤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续修四库全书》第1429册，第51页。

⑥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一，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本，第1268页。

⑦ 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