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同国家领导人视察长江

■　魏廷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长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年。治理开发长江、造福广大人民，成为共和国三代领导人几十年来领导我们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

在我青年时期，曾先后就读于南京导淮水利工程学校、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1948年9月在清华园，经物理系1950届同学何祚庥介绍，我先后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和中国共产党，北平解放前为清华大学法律系地下党负责人。从1946年开始，参加过反美、反蒋爱国学生运动。1949年3月，北平古城刚刚解放，我们200多名清华学子（其中有8位中共党员）满怀革命豪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随“四野”南下。1949年11月，在当时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同志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指导接收委员会华东工作团率领下，时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农林水利部部长、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以及孔祥榕、刘鹏夫、钮形平和我共5人，赴南京接收了国民党的水利部系统，并将原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人员大部分迁至武汉，合并组建为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此，我的一生就与这条既养育了古老的中华民族，也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世界第三大河——长江结下不解之缘。

我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长办”）工作了40多年，从1954年开始历任规划设计处处长、副总工程师、副主任、主任，负责汉江规划、丹江口工程、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设计，先后参加了荆江分洪，丹江口水利枢纽、葛洲坝、三峡工程的建设工作。在这期间，我曾陪同共和国领导人视察长江，亲身感受到党中央、领导人关注并领导长江治理开发的动人情景。许多事情虽过去多年，但仍然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毛主席、周总理关心长江建设

长江黄河的水患一直是我国的心腹之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治理长江黄河就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高度重视的一件大事。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作词：“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建设长期以来是周恩来亲自负责、组织实施的。几十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雄心不变。

1953年春节刚过，毛主席视察长江，由武汉乘“长江”号军舰顺流东下。我随同林一山同志跟随毛主席同往南京。在军舰上毛主席详细听取了林一山同志汇报的关于长江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以及治理设想方案等。毛主席指示，支流水库对长江干流洪水控制作用远不如干流三峡水库控制有效，应着重开展三峡工程的研究，并指示要考虑研究南水北调，引汉济黄的方案。

1958年2月26日至3月6日，周总理视察长江。周总理一行从武汉乘船溯江而上，历时十日，亲自视察了荆江大堤、三峡坝址和三峡水库区。在轮船上，我向周总理汇报了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工程设计，重点是三峡工程研究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情况。在讨论过程中，绝大部分同志都赞成及早修建三峡工程以及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视察工作在重庆结束时，周总理做了总结，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且可能修建的”“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并指出：“由于条件比较成熟，汉水丹江口工程应当争取在1959年做施工准备或者正式开工。”

1958年9月丹江口工程开工，开始了长江干支流治理开发的新纪元。我参加了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坝址选择，并负责丹江口电站的设计。丹江口工程正如周总理所说的做到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

我接受搞三峡工程是1958年成都会议以后，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下发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当年8月，我参加了由周总理主持，在北戴河研究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建设的会议。9月，“长办”党委正式决定由我担任长江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组长。1959年和1960年，我们先后拿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的要点报告、初步设计初稿，等待中央决策。而这时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丧失了最佳的开工建设时机。通过调整，经济很快恢复。1965年1月17日，周总理又召见林一山主任，林汇报“长办”工作，要我去汇报三峡工程的情况。周总理已经有个想法，丹江口工程完了以后接着就干三峡工程。没有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把兴建三峡工程又耽误了。

1970年3月，周总理通知湖北省“军管会”，点名要解放林一山同志，并让他立即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大纲，周总理下决心要把三峡工程写到纲要上。在北京饭店礼堂开的会，我跟林主任一起来的。周总理在会上问：“林一山来了没有？”林一山同志答：“来了。”总理说：“兴建长江三峡工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理想，我们一定要在他健在的时候把这件事定下来，不把这件事办好，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总理含着眼泪说：“我年龄大了……”

正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先上三峡工程还是先上葛洲坝工程的问题。总理经过一段时间考虑认为，三峡工程规模大，一下子恐难上得去，不如先做一个低坝，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这样，是年8月中央定了下来，由湖北向中央写了个报告：“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议”。毛主席12月26日批准葛洲坝工程上马。

葛洲坝工程于1981年年初大江截流，当年通航发电，说明我们中国人自己有能力、有志气把这项工程建设好。葛洲坝工程建成后，美国人前来参观，不得不对此工程刮目相看。美国内政部垦务局局长席金生说：“你们能做葛洲坝这样的工程，我相信你们各种水坝都能做。”现在回过头来看，先上葛洲坝工程是对的，没有葛洲坝工程的成功，就没有今天三峡工程的兴建。

小平同志与长江三峡工程

1980年7月初，我接到当时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亲自打的电话，说有要事，要我立即到他家里去面谈。到了陈书记家中，丕显同志对我讲小平同志要亲自看三峡和葛洲坝工程，要我一起陪同去看。

1980年7月上旬，我随丕显同志去重庆迎接小平同志。13日上午我们一行在重庆4号码头登东方红32号轮，小平同志下火车后即上船。开船后，丕显同志把我们介绍给小平同志，而后开始汇报。小平同志一开头就问我：“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下游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我当即回答，不会影响农业和渔业，并举丹江口水库为例，详细加以说明。小平同志还讲到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随后我又向他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当汇报到当年周总理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时，他很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上。船行经瞿塘峡进口时，小平同志见两岸山势陡峻，江面很窄，就问我：“为什么坝址不选在这里，而要选在下游，这里筑坝地形很好嘛。”我报告了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电站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这里很难布置，坝址地质条件不好，三峡河段航道也不能得到根本改善，因而不宜选在此地。

船行进三峡以后，小平同志要邓楠同志将我叫到船头会议室，一边观看两岸，一边和我谈工程建设问题。他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和国内外已经达到的水平做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结论意见一一做了详细了解，他对施工安排包括工期进度、施工方案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所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了了解，特别是和葛洲坝工程的对比就询问得更为详细。他特别关心有无把握，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类似问题，我尽我所知向小平同志做了详细汇报。他还问到了资金筹集问题，我提出用葛洲坝发电收入作为三峡建设资金，如果每度电0.1元，葛洲坝年发电160亿度，可得16亿元，小平同志对此很感兴趣。谈话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很满意。

在经过荆州时，小平同志对荆江两岸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处于荆江洪水严重威胁之下十分关注。他对当时所采取的防洪防涝措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他指出洪水淹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除这项严重的威胁。他对三峡水库调节长江洪水的功效十分注意，对于两岸分洪区的安全措施也十分关注，他对我说，长江两岸的防洪问题要十分重视，一点也不能马虎。

在邓小平同志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1984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关于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并建立以李鹏同志为首的三峡工程筹建领导小组，着手筹建。

1985年后国内外出现一些不同意见。有人说，秦始皇筑万里长城，隋炀帝修运河，都没有好下场，现在的领导要修三峡，也不会有好下场。反对上三峡工程之语就是这么尖锐。小平同志在1986年人大会议期间，对香港《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先生谈话时说明建设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说明对提出的各种问题都要研究。小平同志认为轻易否定搞三峡不好。

基于对三峡工程的“周密考虑”，贯彻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原则，使方案做得更加切合实际，1986年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重新论证。之后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由水电部长钱正英负责，各部委参加，我参加了领导小组。论证分为14个专题，10个专家组，重新论证工作历时2年零8个月，其间领导小组开了11次会议。结果在参加的412位专家中，只有9位不赞成，没有签字，其他的都签了字。国务院1990年听取三峡工程重新论证情况汇报，决定由“长办”根据论证结果重新编制可行性报告，并组成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为首的审查委员会审查可行性研究报告，1991年审查通过。

江泽民总书记最后决策兴建三峡工程

江泽民总书记对三峡工程极为关心。1989年他刚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冒着炎暑，于7月赶到宜昌视察三峡现场和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建设情况。他看了三峡坝址和葛洲坝工程后，乘“昆仑”号轮船沿长江东下。在船上我向他详细汇报，特别是这些年来各方面对三峡工程提的一些意见和我们研究的成果，他都认真地听取。对于三峡建设工程中的问题，如水库泥沙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水库库岸稳定性问题，工程技术上有没有困难，工程究竟要花多少钱，什么时候能把它做起来，其根据在哪里，有什么科学技术的基础等等，他听得都很仔细。他到武汉以后还到“长办”、长江科学院看了实体模型试验，并对“长办”的工程技术人员代表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从事三峡设计科研工作的人员以极大的鼓励。他反复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当时社会分配不公、知识分子待遇低的问题要着手解决，并指示对科学实验工作要抓紧进行，这样才能把三峡建设得更好。他认为小平同志对三峡工程所做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要“长办”的同志更好地工作。在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支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江泽民同志主持下开了一整天会，听取了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汇报，并广泛听取了意见，进行了讨论，最后由江泽民同志做了会议总结。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向人大七届五次会议提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我列席了这次会议。1992年3月人大会上通过了国务院的议案。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江泽民同志还吟读了歌德长诗《浮士德》中的一段，表明了建设三峡工程的美好前景无限光明。1993年9月27日，江泽民同志为三峡开发总公司题词：“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建好宏伟三峡工程。”这是我党第三代领导人对三峡工程广大建设者寄予的厚望。至此，三峡工程建设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开工。1997年11月7日，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出席了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大江截流仪式。随着江总书记一声令下，最后一车石块倒入江心，长江这条奔腾的巨龙终于又一次被截断，滚滚江流驯服地通过导流明渠流向东方。

如果说，毛主席、周总理时代倡议要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兴建三峡水利枢纽，那么到邓小平、江泽民同志这儿，就使三峡工程进入了实战阶段，在葛洲坝工程实践的基础上把三峡工程推上马，以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

每当面对着滔滔东去的长江，回顾自己与之打交道的半个世纪，我总是有无尽的感慨。这条大江，它曾记载下中华民族从贫弱走向振兴的历史，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是我终生的骄傲。这时，我常常想到我的母校清华大学，我曾在这里就读过，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领导下和美蒋反动派进行过斗争，深深体会到当时被誉为“半解放区”的清华大学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所起的第二战场的重大意义。回想清华是美国当年用庚子赔款为培养帝国主义的奴才而办的学校，但事实却走向了反面。清华近90年来，培养了大批为国家振兴、民族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优秀人才。有很多清华学子为民族解放前赴后继，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批清华学子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骨干。在“长办”和我一道工作了40年的曹乐安同志，是1941年清华土木系毕业的，从1950年开始即在“长办”工作，一直从事荆江分洪、丹江口工程、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不幸于1992年因病去世。他勤勤恳恳，对工作极端负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有为长江水文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杨积昭同志，1936年清华土木系毕业，也是将一生奉献给长江水利建设事业。他们都是我尊敬的老学长、老同事，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爱国敬业的道德风尚，体现了清华精神，我对他们经常怀念不已，向他们学习。现任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兼三峡公司副总经理的王家柱、三峡公司总工程师张超然、副总经理秦中一等，都是20世纪60年代毕业的清华学子。现任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负责三峡等大型工程设计的徐麟祥、成昆煌、刘宁同志，也是清华水利系毕业的校友。我相信，母校在新世纪里必将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作者为原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办公室副主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

来源：《清华校友通讯》复4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