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念宣祥鎏学长

■　储传亨

宣祥鎏学长，上海市嘉定人，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47年考入建筑系，一年后转入电机系）。一生主要从事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事业。历任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主任、首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曾任北京市第九届和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2年12月21日，宣祥鎏学长因病逝世，享年83岁。

宣祥鎏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我怎么也不能忘记2012年12月在他出国临走前到我家告别时说“经过体检，各项指标都很好”。他这样自信，使我本想劝他活动不要接二连三的话也咽进了肚子。这就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宣祥鎏同志作为原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在任时做出了杰出贡献，离休后仍然关心规划事业。同事和朋友们都劝他在84岁生日时出版一本自己的回忆录，这不仅是一般的个人传记，也是北京整个城市规划领域的历史经验总结。实际上他发挥了文思敏锐、善于总结、勤于笔耕的优势，早就有所准备。以致在他逝世一年后的今天，一部包括他家庭、成长、事业（规划、城雕、书法）的巨著，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与宣祥鎏是20世纪50年代认识的，那时我们都很年轻，都在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工作，我搞经济，他原来在交通组搞无轨电车规划，后来到办公室，各忙各的，接触不多。我们真正开始接触得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都恢复了工作，而且又都住在苏州胡同，他住的楼跟我住的楼对着，能常见面。那时他住过一次医院，我问他住院的原因，他说是冠心病的前兆，我说：“你比我还小一点你都得冠心病了，那我的危险性比你更大了”，问他有什么预防措施，他说要加强运动，所以我们俩约好每天新闻广播一听完就去东单体育场跑步。那时的东单体育场没什么建筑，也没人管，里面有个400米的跑道，我们就每天进去跑步，从此也成了好朋友。

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北京市建委有一段共同工作的时期。他在建委规划处，我在新成立的市规划委员会。规划处是“一仆二主”，既归市建委管又归市规划委员会管，所以我们那一段是同事。我到建设部工作后也主管了一点规划业务，我们有些联系。后来按照国务院的指示，为了提高市长城市管理的水平，中组部、科协和建设部专门成立了市长研究班，由我分管这件事。之后成立了市长协会，当时市长协会的会长是北京市的市长，宣祥鎏作为北京市派出的协会副秘书长，所以我们的来往比较多了。

首都的建设，基本上是按照规划来实现的。老宣主管北京城市规划工作，是非常称职的。他担任过首都规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既擅于行政管理又精通业务，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干部。

我认为宣祥鎏在他的职务岗位上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他充分利用了机遇，同时又成功应对了挑战。机遇有很多方面，一个是首都的规划受到中央、市委的重视。首都的城市总体规划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究制定，市委以彭真同志为首，先是郑天翔同志主管，后来是万里主管，实际上有很多是由彭真同志直接明确指示的，有一些问题还是毛主席的指示，比如关于人口的规模问题。国务院批准1982年上报的规划，并且做出了一些决定，比如成立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等，所以说中央对北京的规划建设是非常重视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当时首都的建设和外事活动的需要，根据周总理的要求，万里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出来主管首都的城市建设工作，当时宣祥鎏在万里同志身边当秘书，受到万里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这对于他是非常有益的机遇。

另外一个机遇是，宣祥鎏经历了从制订规划开始到实施规划的全过程实践。规划的制订是很重要的，而更难的是实施，规划实施比规划制订的难度要大得多。他能参与规划从制订到实施的全过程是个非常有利的机遇。

宣祥鎏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从制订规划开始，包括修改，一直到规划的具体实施。他充分利用他的机遇、各种优越条件，同时成功地应对了挑战。实施规划有个根本矛盾，就是规划要着眼全局利益、长远利益，这和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本身的局部利益有时在客观上是存在矛盾的。实施规划就是成天和矛盾打交道，宣祥鎏能够成功地应对矛盾，之所以能够如此，我觉得这取决于宣祥鎏的一身正气、高度负责，同时是百折不挠地坚持，原则性强，而且他具有创新精神，这一点很重要。

对于他的创新精神我有一点体会。“文化大革命”期间，要修订规划以适应当时的首都建设。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规划停止执行了，所以出现好多矛盾，万里同志根据总理的安排出来管北京规划，他就找原来搞规划的同志，我也从下放的农村被召回来。后来我去见万里同志，他说规划工作不好搞，要将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同时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毕竟当时的规划只是总体规划，没做到详细规划。比如王府井的道路红线，按照原规划是70米的宽度，实施就是很困难的，涉及很多建筑能不能拆掉，这些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局部的修改。所以我当时就记住了“搞规划需要将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后来我离开北京市到建设部工作，我也知道管规划是很难的，规划是第一线，所以有的规划部门包括城市的领导问到我怎么应对规划上遇到的问题，我也告诉他们万里同志曾经告诉我们要将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后来有一次跟宣祥鎏同志聊天，他就发表他的实践体会：“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中的“高度的灵活性”应该修改成“适度的灵活性”，我觉得有道理，他是从实践中总结之后的创新，如果在规划上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也可能最后把“高度的原则性”否定掉。

宣祥鎏同志能够在规划战线做出优异的成绩，主要就是充分利用机遇，成功应对挑战。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认为原因有三：

一、他本人勤奋好学，而且有很好的文学、书法、理工的功底，我想这是他从事规划工作以及以后取得规划工作成就的基础。

二、勇于实践，注意新事物，善于总结。因为要管北京的规划建设，我们讨论过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他总结出“时代精神、民族传统、地方特色，三者的完美统一”，这是他从实践当中总结了很多的建设项目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得到解决之后体现出来的标准。

三、善于发挥组织的功能，能够调动广大专家为首都建设发挥作用。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北京市的规划管理部门就是首规委的工作机构，所以有这么一个优越条件。而且在首规委下设立了几个工作机构，有一个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有一个首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我都参与、接触过。我记得我们议论过，首都的规划建设牵涉到三大家：中央机关，部队和北京市。它的概念不仅仅是北京市，而是整个北京地区，很多建设甚至有好多比较难的项目都是来自中央部门或者军委部门，这就要发挥专家的作用。

2013年12月3日

来源：《清华校友通讯》复7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