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允迪被送进了太原城。
之后又被送出了太原城。
期间，路允迪跟王禀、张孝纯讲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但事后太原城流传出的消息是：诏书是假的，是完颜宗翰的诡计。
太原城誓死不降（《金史》：“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诏书来，太原人不受诏”）。
完颜宗翰很愤怒，但考虑到宋金已经签署了议和协议这一大局，不太好撕破脸皮。于是他将银术可留下继续围困太原，自己率领主力回云中休整（《金史》：“宗翰取文水及盂县，复留银术可围太原。宗翰乃还山西”）。
完颜宗望是靖康元年2月率军北归的，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完颜宗望得到了三镇诏书，又有萧王为人质，关键是北宋的勤王部队越来越多，军事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为防不测，完颜宗望不等赵桓将补偿款凑齐，就率军北归了。东京解严（毕沅《续资治通鉴》：“（完颜宗望）既得三镇诏书，又萧王为质，遂不俟金币数足，引兵北去。京师解严”）。
赵桓压力骤减。
3月，在御史中丞许翰等人的强烈建议下，赵桓决定全力救援太原等三镇（《三朝北盟会编》：“御史中丞许翰上书论决战有五利”）。
李邦彦、李梲、李邺、郑望之等主和派全部被罢免，诏令种师道姚古种师中率领西军全力救援太原（毕沅《续资治通鉴》：“壬午，诏曰：‘朕承道君皇帝付托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师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纾祸。赖宗社之灵，守备弗缺，久乃退师。而金人要盟，终弗可保。今肃王渡河北去未还，宗翰深入南破隆德，未至三镇，先败元约，及所过残破州县，杀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诏元主和议李邦彦，奉使许地李棁、李邺、郑望之，悉行罢黜，又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朕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且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不忍陷三镇二十州之民，以偷顷刻之安。与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札与三镇帅臣’”）。
同时，从南京接回道君皇帝赵佶。
表面上是为了尽孝道，实则是为了防备政出多头，更怕童贯等人挟道君皇帝以令诸侯（毕沅《续资治通鉴》：“李纲曰：‘使昌所图果成，震惊太上，此忧在陛下。万一不果，是数人者，挟太上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将何以处之？莫若罢昌之行，请于太上，去此数人，自可不劳而定。’帝从之”）。
5月，根据皇帝诏令，种师中、姚古分别抵达指定位置，准备救太原（毕沅《续资治通鉴》：“时太原围不解，诏师中由井陉与姚古掎角。师中进次平定军，乘胜复寿阳、榆次等县，留屯真定”）。
赵桓救援太原的作战意图是这样的：
种师中军抵达井陉（现河北井陉），跨过太行山攻占寿阳（现山西寿阳）、榆次（现山西榆次），从东面救援太原。
姚古军北上，攻占隆德府（现山西长治）、威胜军（现山西沁县），从北面救援太原。
张孝纯的儿子张灏率领地方武装占据汾州（现山西汾阳），从西面救援太原。
战术很完美，但还是那句老话，忽略了最关键的因素——人。
在历史上很多王朝的初期，不少战役事前都不被人看好，但最后都打胜了。如李世民的虎牢关之战，兵力对比是3500对300000；完颜阿骨打的驼门之战，兵力对比是20000对700000。
从牌面上看都是必败的，但最终都取胜了，开创了新的王朝。
反之，为什么到了王朝的末期，不少战役政府军牌面都占优，结果却一败涂地。
核心因素还是在人呐。李世民、完颜阿骨打这边将士齐心，把打败对手当成自己的使命，死战不退。窦建德、天祚皇帝的将领选拔都是任人唯亲，高层只考虑自己，中下层平时被打压欺负，到了战役关键时刻怎能舍生忘死？
所以失败是早晚的事，不要看人数，而要看谁属于新兴势力的一方，是上升趋势的一方。
北宋末年，情况类似。
赵桓虽然诛杀了童贯、蔡京等人，但他并没有改变蔡京等人创立的官场规则。
赵桓只是换了个马甲。
赵桓的人事安排是这样的（根据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述）：
门下侍郎王孝迪罢；
戊辰，李棁罢为鸿庆宫使；
己巳，张邦昌罢为中太一宫使；
以徐处仁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唐恪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何为尚书右丞，御史中丞许翰同知枢密院事；
癸卯，以耿南仲为门下侍郎。
徐处仁是宋神宗元丰年间的进士，一开始官运非常不错，在40多岁时已经做到了尚书右丞的位子（《宋史》：“进户部尚书，继拜中大夫、尚书右丞”）。
在朝中一时成为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但在一次工作中，他秉公直言，得罪了童贯，受到童贯派系的排挤，接下来就一直仕途不顺（《宋史》：“童贯乘是挤之，夺职，提举鸿庆宫。复延康殿学士、知汝州，再奉鸿庆祠、知徐州，召为醴泉观使”）。
看着比自己资历浅能力差的同仁都提拔了，徐处仁的挫折感日益增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他秉持谨小慎微的为官之道，避免得罪领导，终于混到了太宰，也混到了白时中、冯澥之流的行列（《宋史》：“以白时中之孱佞，徐处仁之奸细，冯澥之邪枉，汤思退之巧诈，而排杨时，误李纲，异张浚，其识趣可见矣，虽有小善，何足算哉”）。
唐恪，没有参加科举，是靠着父亲的恩荫做了官。原来一直在基层混（《宋史》：“以荫登第，调郴尉……最闻，擢提举河东常平、江东转运判官”）。
唐恪在宣和元年就已经混到了户部尚书的位子（《宋史》：“宣和初，迁尚书，帝许以二府”）。
但唐恪犯了和徐处仁一样错，得罪当权者。
当时的当权者是谁？是王黼。
唐恪批评了王黼设立的应奉司。
唐恪被贬滁州（现安徽滁州），长期不得志（《宋史》：“为宰相王黼所陷，罢知滁州。言者论其治第历阳，扰民逾制，提举鸿庆宫”）。
吃了苦头的唐恪吸取了教训，低调蛰伏，暗中结交权贵。机会终于等来了，靖康元年，金军犯京师。朝中急需用人，李邦彦推荐唐恪，唐恪拜同知枢密院事，接着为中书侍郎，终于扬眉吐气（《宋史》：“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彦荐之，拜同知枢密院事，至则为中书侍郎”）。
但此时的唐恪早已不是原来的唐恪，他已经和光同尘，反而成为妥协投降的坚定支持者（《宋史》：“然恪为相，无济时大略。金骑再来，邀割三镇，恪集廷臣议，以为当与者十九，恪从之”）。
耿南仲任太子詹事，在东宫陪了太子十年。十年的时间，将太子熬成了皇帝，跟赵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宋史》：“俄试太子詹事、徽猷阁直学士，改宝文阁直学士。在东宫十年”）。
耿南仲是赵桓极度信任的自己人（《宋史》：“帝以南仲东宫旧臣，礼重之，赐宅一区，升尚书左丞、门下侍郎”）。
这样的人在隋末也有一个，叫虞世基。
这类人忠心肯干，只知道一心惟皇帝马首是瞻。
但心胸、能力委实不足，最终位居大位而不能有所作为，导致了国破家亡。
耿南仲看到吴敏、李纲职位在自己之上，又不迎合自己，心中十分不爽，处处与吴敏、李纲作对。李纲要求备战，耿南仲就联合唐恪主和，丝毫不考虑国家大义（《宋史》：“初，南仲自谓事帝东宫，首当柄用，而吴敏、李纲越次进，位居己上，不能平。因每事异议，摈斥不附己者。纲等谓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惟主和议，故战守之备皆罢”）。
这，就是第二次太原保卫战时期朝廷的人事背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