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到西汉独尊儒术之前，是中华文化发展变迁的关键时期。其间所取得的思想突破，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学术与思想的发端和发展，更在代代传承中逐渐内化于中华文化传统与国民气质。而孔子正是这一时代的开启者和重要参与者：“从孔子开始到秦完成统一的三四个世纪里，中国人的基本思想得以奠基。从那时起，支配着中国人心灵的观念以及周代的社会和政治元素，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后中国的历史。”（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出于对孔子文化地位的认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言及“轴心时代”时特别把孔子置于首位：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特别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国的孔、墨、老、庄、印度的释迦牟尼，波斯的琐罗亚斯德，犹太的以赛亚，希腊的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等“贤者”几乎同时出现。这一时代的思想空前活跃，并对各主要文明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与其他诸子不同，对孔子的推崇从子学时代之初就已然开始了。孔子在世时，虽然政治上是不得意的，但以博学多识而驰名鲁国内外。例如，《墨子》中就记载了公孟子和墨子之间关于“若是孔子当圣王”的探讨，并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孔子逝世的时候，鲁哀公诔文称他为“尼父”。连法家的韩非子也曾说了“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的话。此后，对孔子的尊崇也绵延不绝：孔子在西汉被奉为“素王”；北魏孝文帝称其为“文圣尼公”；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称孔子为“至圣先师”。而这背后的原因，正是对孔子文化地位的一致认可。
秦始皇重用新礼乐派，焚书坑儒，但秦仅仅三世十五年而已。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195年过曲阜，以太牢祭祀孔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五经”立于学官，儒家思想成为两汉时期钦定的正统思想，尊称孔子为“素王”。司马迁的《史记》中专列了《孔子世家》一篇，并赞誉道：“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尽管这种思想和理论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思想和理论的历史出发点，并不能决定它的历史归宿点。一种思想和理论一经产生，并发生了社会影响，它就脱离了思想家自己确定的轨道，而听命于社会历史的摆布。历代封建统治这尊孔崇儒，是由儒家思想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需要所决定的。因此，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儒家后学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不同的阐发，以至曲解改变，甚至走向极端。后世以孔子名义来宣传的儒学思想，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但这同孔子学说的原貌是不完全相同的。孔子死后的战国时期，“儒分为八”，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以孟轲为代表的“孟氏之儒”和荀卿（孙卿）为代表的“孙氏之儒”。范文澜把孟子派划为“仁义派”，荀子派划为“礼乐派”。
战国末期，荀子以孔子关于礼乐的学说为主，继承、综合了道家和前期法家的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改造、提高，形成集先秦诸子之大成的荀学。在秦国，荀子派战胜了孟子派。荀子的学生李斯、韩非把他的学说运用于秦国，使秦完成统一大业，但他们又片面的发展了荀子思想，提出了专任法术势的法家理论，导致了秦朝的速亡。自西汉以来，儒学脱离了原始儒学的阶段而进入了经学阶段。董仲舒为汉武帝实现了大一统的需要，提倡“天人感应”说，作为“君权神授”的理论根据，给“阴阳五行”说涂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把西周以来的宗教神秘主义推至新的顶点。董仲舒把历来讲的“五伦”，发展成“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臣、子、妻置于绝对服从的地位。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者，百神之大君也。”
“三纲”加上“神权”，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四大绳索，以巩固统治。后来，这种理论又把孔子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五项道德情操糅合为“五常”，成为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经学”思想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东汉时，董仲舒的思想继续发展为“谶纬神学”，从而把儒家的“六经”神秘化，把儒学思想宗教化。与此同时，以刘歆、杨雄、桓谭、王充等人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反对把孔子神化，认为孔子是“人”，是“君子”而不是神。在汉代，这种思想对阻止今文经学宗教化起了积极的作用。魏晋时期，王弼、何晏、夏侯玄等开玄学清谈风气，“援老入儒”，嵇康、阮籍继之，得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
这一阶段的学者否定儒家礼教的繁琐形式，以老庄学说理解、注释儒家经典。玄学是儒学的一种形式和发展阶段，实际上提高了儒家名教的精神境界。隋唐时，佛教盛行，有人“援佛入儒”，吸取了某些佛教哲理作为儒家哲学的养分。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就把《老子》《庄子》列入了经典，打破了经典只在儒家的传统。唐太宗令孔颖达作《五经正义》，从经学史上说，是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的统一；从儒学发展史上说，是经学时代的结束和理学时代的开启。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主张从尧舜至孟子一脉相传的“道统”，提出“文以载道”，反对佛、道。这种思想又被后来理学家们全盘接收，成为经学发展的一个阶段。
到了宋代，理学家对“道统”又做了发展。理学不同于经学的是，他们注重发挥儒家哲学的精神实质，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支离破碎地拘挛章句、训释辞义，在理论上无所建树。理学上的“道统”，是通过道、释二家的批判吸收来实现的，从儒家发展史的角度看，无疑是一种发展。
孔子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度过了为理想社会奋斗不值得一生，其抱负虽从未真正得以施展，却成就了万世师表的千古素王。孔子以广博的学问、深刻的人生修养、崇高的思想境界、强烈的人文关怀，教化影响了几千年来从庶民到天子的全体中国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为传承中华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因而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代表泰勒博士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多年里，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罢，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