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听力学发展简史

一、欧美听力学的发展概况

从最初的耳语声和音叉测听开始，世界各国的听力学发展历史和技术水平不尽相同，而且差异较大。听力学在欧美国家高度发达，十分热门，现已是一门独立学科。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拥有全球领先的专业化听力师团队，可以为听力损失人士提供十分理想的听力解决方案。以下以美国为例，听力学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孕育阶段（19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早期）

听力学起源于19世纪初的欧洲，以德国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对人耳与听力的声学机制研究有重大发现，并创立了听力自然科学。在此期间，借助显微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了耳蜗听觉生理机制探索，提出了多种耳蜗学说。之后欧美各国陆续成立了各种听力及声学心理研究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哈佛心理声学实验室（Psycho-Acoustic Laboratory at Harvard，PAL）和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y），为听力科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1834年，Weber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首次提出骨导偏振试验。1855年，德国人Rinne提出林纳试验。此后，Bezold设计了一套音叉和音笛，频率范围在16～20 000Hz，涵盖了人耳可听的频率范围。后经改良，至今在临床上常用的音叉有C₁₂₈、C₂₅₆、C₅₁₂、C_{1 024}和C_{2 048}五个倍频程频率。音叉是当时听力检查的主要手段，因此又称音叉时期。听力康复手段主要为佩戴早期简易的物理声学助听器和后期的炭精助听器，这些设备都是基于人类对早期听力学认识而研制出来的。

（二）萌芽阶段（20世纪20年代中期—20世纪40年代）

20世纪20年代，第一代听力计上市，后经改良迅速应用于临床。以美国西北大学Cordia C.Bunch及其学生为代表的首批听力学家对听力检测方法进行了研究，使得检测方法逐步规范化。20世纪30年代，耳蜗生理机制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Békésy提出行波学说，Wever发现耳蜗微音器电位，这些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听力检测技术也得到迅速发展，各种理论和方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主要成果有纯音测听方法（Bunch，1943年）、“升五降十”法则（Newhart和Segar，1945年）、自描测听法（Békésy，1947年）、交替双耳响度平衡试验（Dix和Flower，1948年）等。这些测试方法对耳蜗和耳蜗后的病变鉴别、评估提供了十分有用的信息，尤其应用后两者方法能够评估耳蜗是否存在重振现象，因此又称响度重振年代。此时助听器设备升级为具有更大增益和更加清晰的电子管技术。这一时期的研究积累为下一时期听力学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三）新兴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期—20世纪70年代早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听力学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独立学科，听力师/听力学家逐步走向职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来的大量军官、士兵因枪炮噪声导致听力受损，也有因情感或精神造成的非器质性听力损失，迫切需要听力学专业人士的帮助。在美国部队和政府的牵头下，言语-语言病理师、耳聋教育者、心理学家及耳鼻咽喉科医师联手合作，组建了早期的听力服务机构，专为那些听力受损的军人提供听力诊断和康复服务。随后听力学作为一个卫生保健专业迅速传播发展到大学院校、医院与社区诊所。此时，听力学的检测手段除听力计、音叉以及言语声外，阈上听功能测试也明显得到充实和增强，如交替双耳响度平衡试验（alternate binaural loudness balance test，ABLB）、短增量敏度指数试验（short increment sensitivity index，SISI）、音衰测试（tone decay test，TD）等。后期言语测听和声导抗测试及相关电生理测试手段逐步问世并得到临床推广。听力康复手段主要是助听器选配、唇读、听觉训练等。助听器技术从电子管时代逐步迈入了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时代，体积大大减小，便于佩戴。这些现象与我国1979年以后的听力学发展，尤其是最早期的人才队伍建设几乎如出一辙。

（四）繁荣稳定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各种客观测试（如耳声发射、听觉脑干诱发电位等）逐步问世、完善、成熟并成为临床常规检查，意味着听力师在评估听觉通路上有了更加全面、可靠和有效的方法。起初，听力学偏重于诊断技术，对于康复则不重视，甚至对验配助听器存在很大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了患者的康复需求被忽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争取，1978年美国言语语言听力协会立法允许听力师验配助听器，听力师的执业范围得到拓展，职能更加全面和完善。听力学教育也逐步形成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体系。1988年听力学专业学会“美国听力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Audiology，AAA）”成立。1990年听力学专业期刊《美国听力协会杂志》面世。由此，听力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专科行业建设和学术学会等方面日益发展成熟。

在听力学发展道路上，康复和诊断密切融合、相互促进、均衡发展，听力损失的干预技术和康复手段得到长足进步。在最常用的验配或植入助听放大装置方面，随着电声技术的发展，助听器体积逐步缩小，功率逐步增大，技术类型向多方面个性化发展。主流外观从盒式机向耳背式、迷你耳背式、耳内式、耳道式和完全耳道式等袖珍隐秘性发展。线路技术依次经历了集声器时代、炭精时代、电子管时代、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时代、数字时代和近年出现的智能无线时代。聆听效果从模拟技术阶段的听得见、数字技术阶段的听得清到智能无线阶段的听得懂。对于听力损失在重度以内的人群，绝大多数可以通过配戴助听器使言语交流得到改善。对于听力损失达极重度的人群，若配戴助听器受益小，随着人工耳蜗技术的更新换代（从单导到多导，特别是编码策略的升级）和手术技巧的改良，人工耳蜗植入逐步开展和普及，大部分人群收获了良好的效果。对于一些耳蜗畸形、听神经缺失的人群，听觉脑干植入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在助听器验配方面，由早期的柜台式销售转变为专业个性化调试，调试技术和使用者的满意度得到逐步提升。1951年，美国国际听力协会（International Hearing Society，IHS）成立，揭开了助听器验配师制度的序幕。之后美国国家助听装置认证委员会（National Board for Certification in Hearing Instrument Sciences，NBC-HIS）、国际助听装置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ring Instrument Studies，IIHIS）、美国人工听觉技术大会（American Conference of Audioprosthology，ACA）相继成立，助听器验配师获得从业资格需要通过相关的国家考试，取得相关的从业资格证。与此同时，各类语训康复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助听器选配和耳蜗植入人士提供了后续的语言训练康复。语言训练康复依次经历了训练为主、技术为主及训练和技术相结合三个阶段。听力学正全面朝着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发展。

二、我国听力学的发展概况

（一）萌芽阶段（20世纪20年代—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耳科学专家刘瑞华首次将听力学知识引入国内，其于1957年编写国内首部耳科学专著《耳科学》，对当时的听力检测手段（主要为音叉和言语声）、设备和基础理论做了初步介绍。1964年，何永照教授编写我国首部听力学专著《听力学概论》，对当时听力学的主要检测、康复设备（听力计和助听装置）和理论进行了介绍。20世纪60年代，我国听力学检测手段主要是听力计、音叉和口语言语声。恰逢当时我国的药物性聋患者较多，于是许多医院和机构进行了大量的耳毒性药物的实验研究，探讨发病机制和预防措施。听力检测方面开始进行阈上听功能测试研究，有些机构进行了言语测听的研究，这些医院/机构培育了自己的听力专业技术员，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听力学的发展。与此相适应，1962年，我国政府在天津开办了第一家助听器厂，为国有企业，主要生产盒式机和耳背机，是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生产的主要听力干预产品。但是，此阶段的听力学大多是以满足耳科手术需求为主要目的，开展听力学检测的单位数量少、项目少、专业技术人员匮乏。

（二）成长阶段（20世纪70年代—21世纪初）

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真正促进了我国内地听力学事业的发展。首先，一批以耳鼻咽喉科医师为主的学者加入到了听力学队伍、组织机构的创建中来。他们迎合国家对听力康复事业发展的需要，走出国门，引进技术，成立康复中心，并在研究生教育中有了侧重于听力学方向的教学与研究。这些人士和机构，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奠定了听力学在中国内地发展的基础。

1979年，北京同仁医院的邓元诚教授创办国内首家听力康复门诊机构，进行助听器验配康复工作，1983年我国创建了中华聋儿语言康复中心（1986年更名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2017年更名为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随后各地方的医院、聋哑学校、聋儿康复机构等相继成立各种形式的听力中心，进行助听器的验配及语言康复训练。助听器验配模式从之前的柜台式的销售逐步向专业个性化调试转变，听力损失者助听器配戴舒适性和满意度得到了提高，继而提供后续服务的语训康复机构也逐步得到重视和发展。

在听力检测技术和专著方面，声导抗测试技术和电生理反应测试开始引入国内并逐步在全国推广。20世纪80年代我国自主研制了听觉诱发电位仪。1988年，耳声发射技术引入国内。国内相关机构对这些客观检测技术展开探讨和研究，建立了自己的实验数据。1993年国内第一本听力学专业期刊《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面世，1999年姜泗长、顾瑞主编的《临床听力学》及2004年韩德民、许时昂主编的《听力学基础与临床》等相关学术专著的出版。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中国重视听力障碍人士，发展听力学学科。1991年中国政府出台政策，把聋儿康复工作纳入残疾人事业的“八五”和“九五”计划纲要，当时国内缺乏听力学的技术和人才。由此，中国和澳大利亚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听力学教育培养合作项目，主要包括澳大利亚派遣听力学专家到北京开展讲习班，开展“中澳听力学教育培训项目”，对临床医师为主的学员进行听力学培训，并从中选拔出学员前往澳大利亚进行专业理论培训和临床技能实践训练。

另外，许多品牌的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外资企业陆续进驻中国市场，尤其从1996年开始，欧美主要助听器制造商以各种形式在我国制造和/或推广产品，同时举办各种形式的听力学学习班和实习操作课程，使得“听力学”的专业概念逐渐形成，极大促进了我国听力学后期的快速发展。

（三）快速发展阶段（21世纪初至今）

在中国政府多部门的牵头和政策引导下，“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和早康复”理念提出，全国各地医院陆续开展新生儿听力筛查，引进各种新技术、新设备，培养听力专业技术人员。少数大型医院或单位创办耳科及听力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开展听力、听觉功能的检测和研究，耳聋遗传机制和临床转化应用、内耳发育和毛细胞再生等在内的听觉科学研究。许多高等院校/医学院校独立或联合国外院校开办了听力学课程，培养我国自己的听力学专业人才。这些专业学生毕业后加入医院、康复机构及听力技术设备相关企业等工作。许多医院开始纷纷购置听力设备，建设标准测听室，培养听力专技人员，听力诊断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为加快改变人才紧缺状况，经过民政部、人社部、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助听器人工耳蜗专业委员会以及业内学者数年努力，“听力师”于2015年7月首次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职业编号：2-02-35-03）。“听力师”这一职业的确立，是听力学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听力师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职业，彰显出国家对听力康复事业的关怀和重视，为我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防聋治聋主要实施基地做好了制度设计和人才储备。

与之相适应的听力康复行业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正逐步走向正规化和法制化。2004年，原卫生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开始筹划论证助听器验配师资格。2007年4月助听器验配师作为第9批新增职业纳入我国职业分类大典，标志着我国助听器验配师正式职业化。2007年9月《助听器验配师国家职业标准》获得通过，于2008年1月起实施。助听器验配师国家职业设有三个等级：初级助听器验配师（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中级助听器验配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和高级助听器验配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2009年助听器验配师培训教材面世并开展了四级助听器验配师的培训和考评工作。后期开展了三级助听器验配师的培训和考评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听力学的全面快速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听力学相关的硬件设施和检测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是在基础研究和教育培养方面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国内听力学发展任重道远。

三、听力学的未来与展望

据统计，全球超过90%的听力损失人士生活在缺乏或几乎没有听力师的国家，美国等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绝大多数的听力师（16 000余名）。根据澳大利亚听力中心数据推算：在每30万人口中澳大利亚大约有20位听力学家为听力损失者服务，同比例推算美国有15位、英国有11位、加拿大有10位、中国香港地区有8位。我国听力师队伍极度匮乏且水平参差不齐，估计真正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听力师不足1万人（每30万人口约2位）。有学者指出，随着美国老年化社会进展，预计未来30年对听力师的需求量要增加1倍，听力师在美国仍是紧缺人才。在澳大利亚，约1/6的人群受到听力损失的困扰，美国则为约1/10。根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听力残疾人数约2 780万人（约为残疾人数的1/50），每年新增约3万人，是全球听力残疾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听力损失是老人年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我国亦不例外。目前我国已步入或正步入老年社会，有数据显示2014年底我国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15.5%，其中60周岁以上人口为2.12亿，65周岁以上为1.38亿，预计到2055年达到4.5亿，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相近。有研究指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约1/3存在听力交流障碍，75岁以上的老年人约1/2存在听力和交流障碍，并且老年性听力损失的人群有明显年轻化的趋势，有的人提前到四五十岁，这部分人群都需要听力师的帮助和服务。

站在前人取得的伟大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充满信心，畅想未来。在科技日新月异、互联网大数据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相信听力学定会搭乘这辆时代的高速列车飞速前进。在诊断听力学方面，将涌现出各种新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研究领域从早期的耳蜗向整个听觉通路及前庭系统拓展，尤其是对大脑皮层的感知研究预计将有重大突破。在康复听力学方面，未来将有更多的听觉康复辅助新产品问世，诸如新技术助听装置（高音质激光式助听器和各种新型植入式助听装置），高精度神经接口的人工耳蜗（如光学和穿入式电极的人工耳蜗），听觉脑干植入，人工前庭系统及听觉中脑植入等。这些正在研究或已在临床上试验的新产品，相信经过完善后会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此外，随着耳聋基因筛查与检测的开展及研究，从分子生物学水平层面揭示了听觉生理和病理生理机制，这些新技术、新产品定会给听力学发展增添新内容，拓展新领域。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残障人士事业发展的重视，听力学专业各项行政法律法规的出台，特别是听力师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及教育部对听力学培养教育的统一规范化，必将从国家宏观层面上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听力学行业，服务于听力损失人士，积极推动我国听力学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