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运六气理论的意义
五运六气理论运用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地理、物候、气象等研究成果，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以研究人体发病及预防治疗。
1.五运六气理论体现了中医的科学性
陈言说：“夫五运六气，乃天地阴阳运行升降之常道也。”天人相应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根本，五运六气理论是天人相应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
现代科学认识到地球具有公转、自转规律，公转产生四季、五运，自转产生昼夜、阴阳（图2）。古人不知道公转、自转的道理，以二十八宿为参照物，以日月、五星、北斗的运行记录自然现象、物候规律、人体发病规律，并互为联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对客观现象的真实记录，以此为基础构建的五运六气理论是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体现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
图2 地球公转、自转运动
五运六气理论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和渊源，是对天人相应思想的具体表达。学会五运六气理论，将有助于中医学习者更好地领悟中医的内涵。
2.五运六气理论指导临床实践
五运六气理论的运用非常广泛。运气本源于自然，是从天体运行，五星运动，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变化，三阴三阳之气的运动规律中总结出来的一套关于自然界气候、气象变化、人体与疾病变化的唯物唯象科学，用于说明和预测自然气候、人体生命和疾病规律，并指导防病治病。
（1）说明自然界气象、气候的变化
根据五运六气理论，可以分析六十甲子中每年的岁运特点，可以分析并预测每年中不同时节可能出现的气化特征。把握岁运、司天、在泉三个要素，分析三者的关系，就可以大致看出一年气令的主要特征；再进一步分析六气主客、五运主客及其与岁运、司天、在泉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实际，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时下气令特征。
（2）预测疾病并指导预防
五运六气对自然生物、人体的影响是有规律可循的，除了说明和预测自然界的气令变化，还可以用来预测人体疾病并指导预防，司岁备物。
（3）运用运气学说治疗疾病
《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运用运气学说治疗疾病，首先要认识疾病与运气的关系，针对疾病、病证、病机、病性、病位、病势、病因等，结合体质、运气、发病时间等因素，根据临床实际，辨气血阴阳之失调、虚实之所起、气机之逆乱，灵活准确选方用药。
3.五运六气理论可以指导养生保健
《黄帝内经》提出了养生保健的方法，养生要顺应运气，使人体阴阳与天地平衡，服用寒凉的食物要远离寒凉的运气，服用温热的食物要远离温热的运气。
在养生饮食的选择上，《黄帝内经》提出了岁谷和间谷的不同：岁谷具有养真气、安正气的作用，间谷具有保精、祛邪的作用。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用凉远凉，用寒远寒，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食岁谷以全其真，避虚邪以安其正……食岁谷以安其气，食间谷以去其邪……食岁谷以全其真，食间谷以保其精……食岁谷以全真气，食间谷以辟虚邪。”
4.五运六气理论指导防治急性传染病
传染性疾病在我国古代被称为瘟疫、疫气、戾气、时气等，其特点是发病迅猛、症状相似、无问大小皆相染易。根据运气理论可以及早做出预测并制订预防方案，五运六气理论对指导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西医在传染病暴发时会检测病原微生物，研究各种疫苗和治疗药物，对当下发生的疾病会有明显疗效，但并不能治疗所有的暴发性传染病。中医药可以在防治传染病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如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目前西医仍无特效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本病在我国病死率高达60%。1954—1955年，石家庄市通过以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以清热、解暑、养阴为主，采用张仲景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为主要方剂随证加减，治愈率高达90%以上，通过推广“石家庄经验”，我国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北京发现流行性乙型脑炎，但同样应用清热、解暑、养阴法疗效并不好，在蒲辅周老中医的建议下，根据发病特点，首先给予宣解湿热和芳香开窍的药物，使许多危重患者转危为安，此后以辛凉透邪法等八法调理，丰富了中医药治疗乙脑的方法。这是典型的因运气病机不同而治疗方法各异的实例。
2009年我国发生甲型H1N1流感。在此年之前，可以预测分析该年的运气和发病特点：该年运气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当年疫病病机以湿、寒为主。根据运气理论可以及早做出预测并制订预防方案，临床取得了明显疗效。
应用五运六气理论防治急性传染病需要随运气变化特点科学应用，不同年份、不同的时节运气特点各有不同，发病病机不同，治则方药也要不同。
在我国古代也有这样的案例：圣散子方是宋代治疗瘟疫非常著名的方子，宋元丰年间，苏东坡“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不可胜数”，“圣散子”为巢元修所藏秘方，授以苏东坡，指松江水为誓盟，不得传人。苏东坡用此方活人无数，为造福民众，违背誓言，将这首“济世之具，卫家之宝”名方传于当时的名医庞安时，殊不知到了后来，此方则成为杀人利器，“辛未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胜数”（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宣和间（宋徽宗年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医顿废之”（叶梦得《避暑录话》），“病者服之，十无一生”（俞弁《续医说》）。清代尤怡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岁运有太过不及，天时有五运六气的差异，疫疠的发生也有表里寒温热湿之分，不能一概而论。东坡圣散子之证，其病机属寒湿，病在肌皮胸膈。王丙和陆懋修则从运气大司天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苏东坡早年正值第六十三甲子太阴湿土在泉，而晚年之时已交六十四甲子，则是相火之运，运气变迁，而方不变，必有古方新病不相能之贻误。
五运六气学说中的大司天理论、疫疠发病理论、三年化疫理论等有待深入研究，运用运气理论防治急性传染病，是中医学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