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論》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傷寒論》是在中醫藥學術發展史上具有輝煌成就與重要價值的一部經典著作，它繼《黃帝內經》《難經》等中醫經典理論著作之後，系統地揭示了外感熱病的診治規律，發展完善了六經辨證的理論體系，從而奠定了中醫臨床醫學的基礎。《傷寒論》所創立的融理、法、方、藥爲一體的理論體系，具有很高的科學水平和實用價值，它既適用於外感熱病的辨證論治，也可靈活運用於雜病的辨證論治，長期以來一直有效地指導着歷代醫家的臨床實踐，併對中醫藥學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自晋代以降，歷代醫家都十分重视對《傷寒論》的學習與研究，稱其“啓萬世之法程，誠醫門之聖書”。1800年來，古今中外衆多學者對仲景原著的校注、釋義，對仲景之學的研究、發揮一直没有中斷，從而使《傷寒論》學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爲後世留下了十分寶貴的遗產。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傷寒論》不僅是繼承中醫學遗產的必讀之書，也是發揚中醫藥學術的必讀之書。

縱觀歷史，可以發現，《傷寒論》是歷代醫家研究最爲集中的對象之一，《傷寒論》的研究是中國學術發展史上最活躍的研究領域。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回顧與總結歷代醫家研究《傷寒論》的成就，思索與探討《傷寒論》研究的發展方向，對於《傷寒論》學科的發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傷寒論》的問世

（一）《傷寒論》的作者及成書的歷史背景

《傷寒論》原名《傷寒雜病論》，爲東漢張仲景所著。張仲景，名機，字仲景，東漢南陽郡涅陽（今河南南陽鄧縣）人，約于公元150—219年在世。據有關史料記載，張仲景受業於同郡名醫張伯祖，經過多年的勤奮學習，刻苦鑽研和臨床實踐，成爲當時的著名醫學家，時人稱其“識用精微過其師”，“在京師爲名醫，於當時爲上手”。

《傷寒雜病論》約成書於東漢末年（公元200—219年）。當時封建割據，政治昏暗，戰争頻起，灾疫連年，以致民不聊生，貧病交加。曹植在《說疫氣》中形容當時的慘况爲“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復族而喪”。在大疫流行之際，張仲景家族亦未能幸免，正如《傷寒論·自序》中所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民衆的苦難，親人的傷痛，激發了張仲景精研醫術及著書救世的責任感，他“感往昔之淪喪，傷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併平脉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

（二）《傷寒論》的學術淵源與成就

中醫學有着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內容，在《傷寒論》成書之前，就有《黃帝內經》《難經》《神農本草經》等古典醫籍問世，另據史書記載，東漢以前，中醫學的臨床治療已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如戰國的名醫扁鵲、西漢的倉公淳于意、東漢的太醫丞郭玉等，均屬有相當造詣的臨床大家。從張仲景《傷寒論自序》看，張仲景是在系統總結與繼承了漢代以前的醫學成就和人民群衆同疾病作斗争的豐富經驗的基礎上，併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才著成了我國第一部融理法方藥於一體的辨證論治的專書——《傷寒雜病論》。它既是對前人理論與經驗的總結，也是對中醫學術理論的再創造。

《傷寒論》最重要的學術成就是在《素問·熱論》六經分證的基礎上，運用《黃帝內經》以來的有關臟腑經絡、病因病機以及診斷、治療等方面的基本理論與基礎知識，創造性地對外感疾病錯綜復雜的證候表現及演變規律進行分析歸納，創立了六經辨證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融理、法、方、藥爲一體，在《黃帝內經》的基礎上，進一步確立了脉證併重的原則與辨證論治的綱領。其辨證，必系統、全面地觀察患者症狀、脉象以及其他方面的動態變化，併運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與基礎知識進行辨證分析，以明疾病之所在、證候之屬性、邪正之盛衰、證候之進退、演變之趨向、預後之吉凶，處處體現了對立統一法則與整體衡動觀；其論治，必因證立法，因法設方，因方用藥，且方劑不僅有其適應證，而且有其禁忌證、煎服法及注意事項，照顧周全，充分體现了三因制宜的靈活性。論中所載113方（缺一方），嚴遵法度，用藥精當，配伍嚴謹，加减靈活，功效卓著，不僅爲多種外感熱病和內傷雜病提供了有效的治療方藥，而且首次全面系統地運用了汗、吐、下、和、温、清、補、消八法，爲後世醫家提供了範例。這些方劑有的已成爲後世醫家組方用藥的典範與基礎，更多的則是經過歷代醫家臨床實踐的檢驗，至今仍作爲行之有效的方劑而廣泛運用於臨床。此外，《傷寒論》的方劑因其配伍精當，组方嚴謹，藥味組成少，臨床療效確實，已成爲中醫藥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課題，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充分說明《傷寒論》不僅經得起歷代醫家從不同角度推敲，而且也經得起不同時期的臨床實踐及現代科學的檢驗。書中所載的劑型有湯劑、丸劑、散劑、含咽劑、灌腸劑、坐藥、栓劑等，爲中醫藥制劑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外，《傷寒論》六經辨證的理論體系，將東漢以前的“醫經家”與“經方家”有機地结合起來，從而克服了“醫經家”側重於醫學理論探討，忽視臨床技能研究以及“經方家”侧重臨床實踐，忽視醫學理論探討的弊端，爲後世醫家樹立了理論聯系實際的榜樣。

總之，《傷寒論》總结了東漢以前的醫學成就，將中醫學的基本理論與臨床實踐密切結合起來，創立了融理法方藥爲一體的六經辨證的理論體系，不僅爲外感病及某些雜病的辨證論治提出了切合實際的辨證綱領和治療方法，同時也爲中醫臨床各科提供了辨證治療的一般規律，爲後世臨床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傷寒論》是我國第一部理法方藥比較完備的醫學專著，而後世各個醫學流派的形成與發展，無一不從《傷寒論》中受到了啓發，汲取了營養成分，如明清之際的温病學說，就是在《傷寒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起來的。當然，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書中亦不免摻雜了少數不符合實際的內容與觀點，因此我們應當對其一分爲二地仔細分析，繼承併發揚其精華，舍弃其錯誤，使之爲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再做貢獻。

二、學科發展回顧

（一）版本流傳

《傷寒雜病論》成書之後，由於兵火戰亂的洗劫，原書不久即散失不全，後經西晋太醫令王叔和將原書的傷寒部分搜集整理成册，名爲《傷寒論》，使此書得以幸存。其後又經東晋、南北朝，該書仍然流傳於民間。降至唐代，名醫孫思邈撰寫《備急千金要方》時，由於未能窺見此書的全貌，故僅征引了該書的部分內容，并有“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的感慨。孫氏晚年撰寫《千金翼方》時，始收載了《傷寒論》全書的內容，并載于卷九、卷十之中，此可視爲現存《傷寒論》的最早版本。北宋年間，高保衡、孫奇、林億等人奉朝廷之命校正《傷寒論》。林億等人在校定《傷寒論》的序中云：“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今先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複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請頒行。”此書於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刊行，成爲後世流行的《傷寒論》。

現今通行的《傷寒論》版本有兩種。一是宋本，即宋治平年間經林億等人校正的刻本。但宋代原校本現在國內已無保存，現存者只有明萬歷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刊行的趙開美復刻本，簡稱趙本。因趙本系照宋版本復刻，故十分接近宋本的原貌。另有南宋紹興十四年（公元1144年）由成無己所著的《注解傷寒論》，稱爲“成注本”，該本經明代嘉靖年間汪濟川校定復刻而流行於世，亦可稱汪校本。

（二）學科發展史

對于《傷寒論》的研究，自其成書不久即已開始。魏晋之際，有太醫令王叔和編次整理於前，有名醫皇甫謐讚之於後，該書爲時人所重已見一斑。降至隋唐，先有江南諸師秘而不傳，後有孫思邈以法類方編次，更有康平、康治本遠播東瀛，可以說已開《傷寒論》研究之先河。到了宋金時代，研究《傷寒論》者日衆，如朱肱、龐安時、韓祗和、許叔微、成無己、田誼卿、楊介、沈括、錢聞禮等人，也爲《傷寒論》學術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或以經釋論，或拾遺補亡，或發揮完善，或歸納分類，或答問解疑，或創立新說，爲後人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啓迪了思路。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宋治平年間，林億等奉命校勘《傷寒論》，使之成爲國家頒行的定本，得以廣爲流傳，結束了以往傳本歧出，經文訛衍的混亂局面，在《傷寒論》研究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自晋至宋，可以稱之爲《傷寒論》研究的發展時期。任應秋教授認爲，宋以前的《傷寒論》研究者，雖不下數十家，但以晋·王叔和、唐·孫思邈、宋·韓祗和、朱肱、龐安時、許叔微、郭雍、成無己貢獻最著，因此稱其爲宋金以前《傷寒論》研究八大家。

宋金以前的《傷寒論》研究可以說是諸家各擅其長而少有争鳴，而降至明清兩朝，醫家對《傷寒論》的研究更爲深入，可謂注家蜂起、學派林立、諸家争鳴。黄仲理、劉純、陶節庵、方有執、喻嘉言、盧之頤、王肯堂、張介賓、張志聰、張遂臣、汪琥、錢璜、張路玉、柯韵伯、尤在涇、陳修園等人，或以錯簡立論，重新編次；或信古不疑，維護舊論；或以法分目；或湯證同條；或以證類方；或答疑解惑；或以氣化之說釋其奥意；或以臨床實用明其理蘊，使《傷寒論》的研究出現精彩紛呈的局面。此時的《傷寒論》研究者，可以大略分爲錯簡重訂派、維護舊論派與辨證論治派三大流派。

錯簡重訂派的主要學術觀點爲：世傳《傷寒論》爲王叔和所編次，與仲景原文次第不符，因而應重新考訂編次。本學派的創始人爲明末之方有執，而清初之喻嘉言則更是大力倡導，他如張路玉、吴儀洛、吴謙、程應旄、章楠、周揚俊、黄元御等皆爲此派之中堅人物。以上諸家，以錯簡爲由，行重訂之實。其所重訂，大多圍繞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之三綱說爲辨。此說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仲景傷寒六經辨證論治的規律性，具有一定的創新精神，爲《傷寒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由于其過分强調以恢復《傷寒論》原貌爲目的，且各人均認爲自己所訂最符合仲景原意，則未免有强加於古人之嫌了。

維護舊論派是指主張維護世傳《傷寒論》內容的完整性與權威性的衆多醫家所組成的學術流派。該派醫家同錯簡重訂派觀點截然相反，他們對王叔和編次《傷寒論》與成無己首注《傷寒論》持肯定與褒揚的態度。認爲王叔和編次《傷寒論》使之流傳後世有功於仲景，成無己首注《傷寒論》引經據典，解疑析奥，爲後世醫家注釋《傷寒論》開其先河，功不可没。同時認爲，舊傳《傷寒論》不能随意更動，尤其是《傷寒論》六經證治的部分併無錯簡，無須重訂，只有依據原文研究闡發，才能明其大意。主張應仿照儒家治經學的章句法進行注釋。故稱之爲維護舊論派。該派的代表醫家張遂臣、張志聰、張錫駒、陳念祖等人。

辨證論治派與上兩派不同，他們對以上兩派均持反對意見，認爲不應在何爲仲景原著何爲叔和所增這一問題上争論不休，而應當在發揚仲景學術上下功夫，研究的重點應着眼於辨證論治規律的探討和發揮。這些醫家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傷寒論》，形成了《傷寒論》研究中的辨證論治派。這一派中，又可根據學術觀點、研究重點的不同，分爲以方類證派、以法類證派、分經審證派。以方類證派以柯琴、徐大椿爲代表，其研究的方法是將《傷寒論》的條文按113方主治的不同進行歸納，併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研究與分析。其實，此研究方法可以上溯至唐代孫思邈方證同條、比類相附的编次方法，不過孫思邈只是簡單地對原文進行編次而少有注釋與闡發，而柯琴與徐大椿則是在以方類證的前提下，對原文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研究，總結并歸納了《傷寒論》方的證治規律，爲臨床更好地運用經方提供了簡便而有效的方法。以法類證派以錢潢、尤在涇爲代表，其研究方法是按治法對《傷寒論》的條文進行歸納，以治爲綱，統領病證，并對各條文的病因病機、方劑藥物進行認真分析，此一派的研究對《傷寒論》的臨床應用也颇多幫助。分經審證派以維護舊論派的中間人物陳修園及包誠爲代表，他們研究《傷寒論》的方法是首分六經，再進一步將六經病分爲若干證候，如陳修園將太陽病分爲經證、腑證與變證，經證又分爲表虚的桂枝湯證、表實的麻黄湯證；腑證又分爲蓄水證、蓄血證；變證又分爲從陽化熱證與從陰化寒證等。包誠則將太陽病分爲本病中風、本病傷寒、兼病、陽盛入腑、陰盛入臟、壞病、不治病等七證。此種研究方法對於掌握六經病的病機、傳變特點和證治規律，從而有效地指導臨床實踐也極有價值。

以上三個形成於明清時期的《傷寒論》研究的學術流派，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傷寒諸家不同學術觀點争鳴的結果，這種學術争鳴反映了傷寒學術研究的興旺，同時也推動了傷寒學術研究的發展，使之達到了一個嶄新的水平。

清末民初之際，由于“西學東漸”的影響，唐容川、惲鐵樵、陸淵雷、曹家達、張錫純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中醫爲體而參以西說，爲《傷寒論》研究又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我們可以稱之爲衷中參西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于大力提倡繼承和發揚祖國醫藥學遗產，使《傷寒論》的研究步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研究的重點主要是在經方的臨床應用方面，當時白虎湯治療腦炎，茵陳蒿湯治療肝炎，黄芩湯、白頭翁湯治療菌痢的療效曾令世人稱道不已。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中醫藥校成立至80年代，研究重點則向張仲景辨證論治理論體系以及病機、方藥的探討方面轉移，許多疑難問題得以解决，許多不同觀點得以統一，并且形成了覆蓋全國的、穩定的《傷寒論》研究隊伍。到80年代後期，隨着中醫學術研究的深入，衆多學者又將現代實驗研究方法和現代科學方法論引入了《傷寒論》的研究領域，開始了利用現代科研手段，探索經方治療常見病疑難病機制、分析經方配伍規律、建立六經病證動物模型等嘗試，并借助現代科學方法論闡釋《傷寒論》六經實質及其辨證論治規律，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此外，在日本、韓國、朝鮮等國家，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一大批執着的研究者，對《傷寒論》的研究盡心竭力，取得了不可忽視的成果。

歷代的《傷寒論》研究者，爲我們留下了大量的研究文獻，據不完全統計，自《傷寒論》問世至2020年，古今中外研究《傷寒論》的論著近2200部，研究論文在15000篇以上，可以說這是中醫學的任何其他學科都無法與之相比的。

由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傷寒論》的研究，有着悠久的連續的學術研究史，衆多的學術流派，大批的研究人員，數以千計的研究著作，其研究對象明確，研究範圍清楚，是中醫諸多學科的基礎，在中醫學術領域中有其他任何學科所不能替代的極其重要的價值和學術地位。《傷寒論》研究這一學術領域，已由一部著作，逐漸發展成爲一個具有豐富研究內容的獨立學科。因此，1992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制定的學科目錄，將《傷寒論》列爲中醫學的二級學科，這不僅具有其嚴格的科學依據，也是順應時代發展需要的結果。雖說在近年來中醫學科合併的過程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傷寒論》《金匱要略》《温病學》合併爲“中醫臨床基礎”，作爲一個二級學科，但是從事中醫臨床基礎研究工作的學者都認爲，《傷寒論》作爲一個三級學科，將繼續存在下去，并將爲中醫藥學術的發展繼續做出貢獻。

三、研究現狀述評

從以往以及當前《傷寒論》的研究成就來看，可以按研究的方法分爲以下3個方面。

（一）文獻研究

運用文獻研究的方法研究《傷寒論》，具有悠久的歷史。古代醫家研習《傷寒論》，多采用注疏、分類、補亡、專題討論等手段，有時則將兩種以上的方法有機地結合進來，進行綜合性的研究。注疏者多通過對原文注釋、校勘，以疏通文義，探討醫理，起到普及醫學知識、指導醫療實踐和發展中醫學理論的作用。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可以說是注疏類研究者的代表作。此書不僅首開《傷寒論》注釋之先河，而且以經釋論，即以《黃帝內經》《難經》之理論來解釋《傷寒論》條文的機理，注釋水平很高，故受到了後世傷寒注家的普遍推崇。明清之際張志聰、張遂臣、陳修園等人的著作也概屬注疏之類，而以方有執爲代表的所謂錯簡派醫家，雖說在原文的編排順序上有所不同，但總未跳出注疏的範疇。如前所述，分類研究者由于分類方法的不同而有以法分類、以方分類、以證分類等區别。這些分類研究的著作，分别從不同角度與側面對《傷寒論》的病證機理、治法治則、組方原理進行了研究，給我們以許多有益的啓迪。補亡類研究者則是在《傷寒論》原書的基礎上，根據後世臨床的需要，補充了原書所未備的治法與方藥，大大豐富了外感及內傷雜病的治療方法，郭雍的《傷寒補亡論》可以說集中體現了此類著作的學術特點與價值。專題研究者是將原著中的某些內容集中起來進行探討，如成無己的《傷寒明理論》是選取原著中的50個症狀，反復辨析各個不同病證的脉證機理及施治方法，許宏的《金鏡內臺方義》是對《傷寒論》113方逐個列出其辨證原則、配伍意義、臨床應用要點，這無疑促進了臨床醫家辨證論治能力及經方運用能力的提高。

當代研究《傷寒論》的學者，對文獻研究方法仍然是情有獨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運用以上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著作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同時，由於許多中醫期刊的創辦，大量專題研究論文得以發表，出現了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專題研究的繁榮局面，近年來發表的有關《傷寒論》研究論文中，約有1/3以上屬於專題研究類文章。這些論著，內容十分廣泛，涉及《傷寒論》的各個方面，特别是在《傷寒論》作者生平、版本流傳、理論體系的系統結構、六經辨證體系的淵源、六經的實質、診斷方法、治則治法、病理機理、方藥運用原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豐碩。研究過程中，大量引用了其他相關學科的有關知識，其中有傳統的，也有新興的，特别是現代多學科知識和方法的引用，給《傷寒論》的文獻研究注入了許多新的內容。以所謂“六經實質”的研究爲例，大致有發揮、融會、移植3種研究方法。發揮者，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在其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發揮，以補前人之未備；融會者，則綜合或借鑒前人幾家之說而加以損益，力求更完備、更全面地反映六經實質；移植者，則是運用現代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傷寒論》六經理論進行探討，以圖更科學更嚴密地反映出六經的實質。梁華龍將各家對六經實質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歸納，計有22種之多，而涉及的有關學科有哲學、天文學、歷法學、數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史學、文字學等，更有现代科學方法論（諸如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協同論、耗散結構論、突變論等），西醫學理論（諸如神經生理學說、應激學說、興奮抑制學說）等參與其間，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六經的實質，擴展了人們對于六經的認識。隨着近年來計算機的普及與數理統計方法的進步，某些有識之士也開始了以計算機爲工具，運用現代数理統計方法研究《傷寒論》的探索，如高飛運用近年來新的數理統計研究成果聚類分析、數量化理論等方法，對古今中外的柴胡劑驗案進行了研究，從一個新的角度分析了柴胡類方證的內在結構和相互异同，爲掌握柴胡類方證的運用規律提供了客觀依據。就方法學而言，這一研究適應中醫學不斷發展的需要，使中醫學研究在充分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更具科學性，爲逐漸實現辨證的規範化、定量化，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

經過歷代醫家長期不懈的努力，在《傷寒論》的文獻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是若從時代發展的角度來衡量，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例如對某些概念的外延和內涵缺乏必要的限定，以至在確立方向之初就犯了概念混淆的錯誤，不僅使研究難以深入，而且研究的結論也缺乏可信度。有些文獻研究中，忽視了醫理與文理的結合，或通文不通醫，局限于文字的考據，而于臨床實用無補；或通醫不通文，造成了對經文意旨的誤解。某些研究者在理論探討中缺乏立體思辨和對全書整體思想的把握，僅以一得之見來闡述某一觀點，以致前後矛盾，難以自圓其說。有些人則以後人對方劑與藥物的應用經驗爲依據，來臆測仲景的原意，反而使本來十分明了的問題晦澀不清。此外，在研究範圍上大多偏重六經病篇條文的研究，而對“平脉法”“辨脉法”“傷寒例”及“可與不可諸篇”缺乏深入的研究，以致影響了對仲景整體思想的把握；對《傷寒論》研究的二次文獻缺乏有目的的整理與升華，使大量有價值的文獻束之高閣，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利用現代科學方法論研究《傷寒論》的過程中，存在着對《傷寒論》無限拔高的傾向，似乎《傷寒論》成了新三論和舊三論的開山鼻祖，并且是運用系統論、信息論和黑箱理論的經典之作，殊不知《傷寒論》中只是蘊含着某些現代科學方法論最基本、最樸素的思想萌芽，與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科學方法論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以上的問題如不徹底解决，《傷寒論》的文獻研究若想進一步深入則會十分困難。

（二）臨床研究

運用臨床方法研究《傷寒論》，古代醫家多采用在臨床實踐中體會，在實踐中闡發《傷寒論》理論的方法，他們的研究成果多通過醫案或論著的形式而記錄下來。在以往的用注疏、分類、專題研究方式研究《傷寒論》的著作中，大多記載有作者對《傷寒論》理法方藥臨床應用的體會和心得。而有些著作則主要記載作者運用《傷寒論》理法方藥的經驗，以便指導後人臨床正確運用《傷寒論》的辨證論治方法。如許叔微的《傷寒九十論》、曹穎甫的《經方實驗錄》，都是作者運用經方臨床經驗的真實記錄；郭雍的《傷寒補亡論》、龐安常的《傷寒總病論》、張景岳《傷寒典》、王肯堂《傷寒準繩》等則是以《傷寒論》的理法方藥爲基礎，并參之以後世醫家及本人的臨床經驗，來擴展讀者的臨證思路。更有一些醫家則是采擇了《傷寒論》中的某些學術觀點，進一步研究與闡發，形成了新的學術理論。如張子和的攻邪論、李東垣的脾胃論、劉完素的火熱論、王好古的陰證論都與《傷寒論》的學術思想不無淵源。而在大量的古代醫案中，運用《傷寒論》理論與方藥治療各類疾患的驗案更是不勝枚舉。如葉氏醫案記載葉天士以栀子豉湯爲基礎，略事化裁，治療外感內傷雜病14證，可謂左右逢源，出神入化。縱觀中醫學術發展史，可以說歷史上每一個著名的臨床醫家，無一例外都對《傷寒論》的研究頗有心得。

現代醫家運用臨床方法研究《傷寒論》者，除仍然采用古代的研究方法，以個案形式記載個人的經驗之外，更多的則是運用流行病學調查方法、回顧性以及前瞻性臨床研究方法來研究《傷寒論》的理論實質、辨證論治規律及經方臨證運用規律。此類文章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逐漸成爲《傷寒論》臨床研究的主流。從所采用的方式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①某方治療某種西醫疾病或中醫病證的研究；②某方臨床應用範圍的研究；③六經辨證方法治療某種西醫疾病或中醫病症的研究；④某種西醫疾病或中醫病證分型運用經方治療的研究。從研究的範圍來看，基本覆蓋了內、外、婦、兒、五官、骨傷、職業病等臨床各科。這種方法與傳統的個案研究不同，不僅具有一定的規模，且使用了現代科研中的設計、統計學規範，避免了隨意性、主觀性，研究的結果也較爲客觀，對于驗證、深化《傷寒論》的理論，提高臨床的診治水平頗有價值。近年來，有人開始了利用數據庫技術對經方驗案進行系統研究的探索，從大量的古今經方驗案中總結出臨床治療病證的範圍、各方證的主證及兼證、加减用藥的規律，這對於更有針對性地運用經方，提高臨床療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臨床研究和文獻研究一樣，成果是可喜的，但問題也不容忽視。在臨床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方證運用的個案經驗報道較多，而設計嚴謹的大樣本實踐觀察和系統總結相對不足；二是運用經方治療某些疾病者較爲多見，但真正能够系統運用仲景辨證論治規律指導臨床者并不普遍；三是對方藥運用規律的研究較多，而對證候、治則治法的研究較少；四是回顧性研究較多，而前瞻性研究較少；五是對經方所治療的各種疾病與證候的中醫分類與命名缺乏統一的標準，難以與其他療法進行比較，給客觀評價其療效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此外，在臨床研究中還存在着研究力量分散，缺乏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的系統研究等問題。

（三）實驗研究

以嚴格科學意義上的實驗方法研究《傷寒論》，充其量也只有二三十年的歷史，但在這一短短的時期內所取得的成就却是空前的。回顧《傷寒論》實驗研究的成就，主要分爲4個方面。

1.經方藥理藥效及毒理的研究

對經方藥理藥效的實驗研究一直占據着《傷寒論》實驗研究的主流位置，在這一研究領域，國內及日本的許多學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研究者通過大量的實驗觀察證實：小柴胡湯具有顯著的抗炎、保肝利膽、解熱、鎮痛、解痙、鎮静、增强特异性抗感染免疫、抑制變態反應等作用，但毒性很小。其解熱、抗炎、促進抗感染免疫等可緩解寒熱往來征象；抗炎、保肝、解痙及鎮痛等作用可緩解胸脅苦滿證；鎮静、抗驚厥、促進消化液分泌、鎮吐等作用有助於默默不欲飲食和心煩等症狀的治療。吴茱萸湯具有明顯的鎮吐、調節胃張力和胃運動、保護胃黏膜、調節胃液分泌、降低胃液酸度等作用。再如對桂枝湯抗病毒作用、解熱作用、雙向調節體温作用、免疫促進作用、抗炎作用的研究；對麻黄湯發汗解熱作用、平喘祛痰作用、免疫促進作用的研究；對大承氣湯瀉下作用、使腸套叠還納作用、治療缺血性腸梗阻作用及抗炎作用的研究；對半夏瀉心湯治療慢性胃炎、潰瘍病作用機制的研究；對四逆散抗抑鬱作用及其機制的研究，等等，都取得了重要的進展。這些研究成果對於我們更明確地了解經方的現代藥理機制，對於經方的臨床應用提供了有益的佐助。

2.經方治療某些西醫疾病機制的研究

此項研究與上一研究領域既有聯系，又有區别。其區别點在於，彼以一個方劑多方面藥理作用的研究爲主，此以一個方劑對某一疾病的治療機制研究爲主。這一研究領域又往往和臨床研究紧密結合，因此更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如日本學者對柴胡桂枝湯治療癲癇病、國內學者對小柴胡湯治療休克、真武湯治療慢性腎功能衰竭、桃核承氣湯治療2型糖尿病、茵陳蒿湯治療病毒性肝炎作用機制的研究等等，爲經方治療常見病、疑難病提供了科學的解釋，從而促進了經方在臨床上的進一步擴大應用。

3.經方配伍規律的研究

長期以來，醫家對復方中藥物的配伍關系一直是根據傳統理論和臨床觀察來理解，隨着學術發展的需要和中醫實驗研究方法的進步，近年來有許多學者開始了運用實驗方法研究中藥復方配伍關系的探索。由于《傷寒論》的方劑組成藥味較少，配伍關系明確，臨床應用效果顯著，故國內外從事方劑配伍關系研究的學者多從經方的研究入手。研究者運用正交實驗設計的方法，通過拆方分析，試圖從現代醫學的角度和水平來驗證、分析、理解經方配伍的合理性、科學性與實用性。如研究發現：四逆湯具有升壓作用和强心作用，附子不僅能增强心肌收縮且有升壓作用，乾薑無明顯作用，甘草僅有升壓作用，但3味合方則可使心肌收縮在强度和時間上超過單味附子，升壓效應大於各單味藥，且可使附子引起的异位心律失常的毒副作用减弱。吴茱萸的鎮吐與止嘔作用主要由君藥吴茱萸的藥理活性來顯示，生薑能協同其作用，同時也提高其毒性，人參、大棗無明顯活性，却能增强全方的止嘔作用，且大棗能减低吴茱萸的毒性，全方4味以原劑量配伍的藥理活性最强，毒性最弱。再如對黄芩湯抗炎、解痙、退熱、鎮痛、鎮静作用的拆方分析，以辛開苦降甘補的配方理論對半夏瀉心湯配伍機制的研究等等，都不僅驗證與說明了經方配伍關系的合理性與科學性，而且爲臨床正確使用經方和根據病情合理地對經方加减化裁提供了科學的依據。

4.《傷寒論》病、證實質的研究

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學者就開始了研究《傷寒論》證候實質的探索，由于受漢方醫學中方證相對主義的影響，他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湯證實質方面，其研究也多是采用臨床實驗與動物實驗相結合、湯證實質探索和方藥作用機制探索相结合的方法。如伊藤嘉紀根據《傷寒論》及《金匱要略》對五苓散證的描述，推测五苓散證的主要病理機制是血漿滲透壓下降、血漿抗利尿激素（ADH）量上升。爲了驗證這一設想，他進行了人體試驗，將實驗對象分爲3組，即水負荷組、生理鹽水負荷組和正常對照組。結果水負荷組血漿滲透壓下降，ADH的釋放被抑制，尿量迅速增多，然後恢復原狀；鹽水負荷組滲透壓不變，尿量增加甚微，大體上有1～2天的長期間負荷，非常接近五苓散證的狀態，而用五苓散治療有明顯的效果。研究結果提示五苓散證是血漿量增多，血漿滲透壓下降，ADH升高的病變。再如有地滋對胸脅苦滿的病理研究，土佐寬順對心下痞硬的研究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與日本學者相比，國內對病證實質的研究起步較晚，并且與日本學者側重湯證研究的特點不盡相同，而是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對六經病證模型的研究方面。如梅國强等爲了探討太陰陽虚證、少陰陽虚證的實質、二者之間的關系與四逆類方藥對這兩種病證的治療作用，通過冷水浸泡、剥奪休息的方法制作了猫的太陰陽虚證與少陰陽虚證的動物模型，并觀察了桂附理中湯的治療作用。研究結果證明：太陰陽虚證與少陰陽虚證的一般情况、體重變化、肛温、小腸吸收功能、小腸運動功能、小腸病理形態、血清微量元素、血漿皮質醇、血液流變學改變、血壓等各個方面都存在顯著的差异。少陰陽虚證在以上各個方面的改變都較太陰陽虚證爲重。經桂附理中湯治療後，兩組均可恢復正常，但少陰陽虚組恢復較慢，而未經治療者，太陰組逐漸向少陰組轉化，少陰組則全部于3日內死亡。另如徐應杼爲了探討陽明病之客觀指標及病理基礎，從循環和血液流變學角度，對陽明病經證和腑證進行了臨床實驗研究，結果證明：陽明病經證與腑證既有區别，又有聯系。邪熱傷津是陽明病之主要特征，腑證之血漿黏度較經證爲高，提示腑證津傷較重。從腑證之體温、血漿黏度高於經證，體温與血漿黏度呈正相關的關系來看，證明邪熱不退、津液難復、急下存陰有客觀的病理基礎。以上研究，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不斷深化了我們對《傷寒論》湯證與病證實質的認識，也爲經方的現代研究奠定了基礎，這對於改變以往中藥、方劑研究單純借用西醫動物模型的局面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除上述的4個主要研究方向之外，國內外學者還開展了對經方同類方劑的比較研究、經方配伍加减的研究及經方劑型改革、量效關系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傷寒論》的實驗研究盡管歷史短暫，但力求從現代科學角度和水平揭示《傷寒論》理法方藥的科學內涵，使其與現代科學技術的接軌成爲現實，而且對於整個中醫學術與世界醫學的發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學術價值。但是，從目前的現狀來看，這種研究還只是起步階段，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决，還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例如從實驗的目的來看，目前開展驗證性實驗者較多，而從事發展性實驗者較少。從研究的主題看，對於方藥作用機制的研究較多，而探索病證實質的研究較少；針對經方治療西醫疾病機制的研究較多，而闡述經方治療中醫病證機制的研究較少。從設計思路上看，有些實驗的設計不够周密嚴謹，如單純利用動物模型研究《傷寒論》中某些自覺證候的病理機制，其結論難以令人信服。另外，由於條件的限制，除少數研究外，大多數的研究尚缺乏統一有效的規劃，在選題上低水平重復的現象還大量存在。當然，上述不足之處是起步階段所難以避免的，其中既有指導思想上的因素，也有客觀條件不足的因素，只要不斷地總結改進，《傷寒論》實驗研究必將在不遠的將來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必將爲其學科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

綜上所述，《傷寒論》的研究在文獻、臨床、實驗3個方面都分别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分别存在着需要加以解决的問題。另外，從整個研究領域來看，還存在一些共性的問題，如在學科發展方向上還缺乏統一的認識，對當前研究的主攻方向也不够明確，在組織上缺乏有效的管理與規劃等，這些都需要在以後的研究工作中予以足够的重視。

四、學科展望

作爲有近1800年的悠久歷史，在各個研究領域都取得豐碩成果的《傷寒論》研究，目前面臨着如何進一步深入與完善，如何保持其長盛不衰，以及如何保持其在整個中醫學術體系重要學術地位的挑戰。個人認爲，爲迎接這一挑戰，必須對學科的發展方向、發展戰略有一個明確而清醒的認識。

（一）發展方向

最近，習近平总书记指出，中醫藥學應該“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習主席的指示，為中醫藥的傳承發展，指明了方向，而作為中醫的經典著作之一，《傷寒論》正是中醫的精華所在，也是我們要堅守的正道，回顧歷史，總結以往的經驗，個人認爲，《傷寒論》的研究應將以下4個方面作爲重點，并以此帶動整個學科的發展。

1.仲景辨證論治思想體系的系統研究

《傷寒論》的研究之所以經久不衰，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涵載了張仲景辨證論治的理論和方法，這一融理法方藥爲一體的理論體系，對中醫各科的實踐都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和實用價值。因此《傷寒論》研究的首要任務，就是對其所涵載的張仲景辨證論治思想體系進行系統的研究。但是，衆所周知，《傷寒論》并不是仲景原書的全部，只是由于歷史的原因，才使其和《金匱要略》分爲兩書。實際上，仲景辨證論治理論體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只有在《傷寒雜病論》全書中才有可能得以完整地體現。《傷寒論》六經分證的辨證方法，仲景主要是爲辨治外感病而設。縱觀《傷寒論》全書，純屬六經本病者，不過數十條，而大量的條文是用來論述兼證、變證、夾雜證。這些兼證、變證、夾雜證，多又涉及內傷雜病的範疇。分析仲景對這些證候的辨治不難看出，他所運用的方法實際上是臟腑辨證。再結合《金匱要略》一書綜合分析，可以說《傷寒雜病論》一書采用了兩種最基本的辨證方法，即以六經辨外感，以臟腑辨雜病，這兩種辨證方法的有機结合，構成了仲景辨證論治理論體系的主體框架。因此，我們對仲景辨證論治思想體系的研究，絶不能將其割裂開來，僅限於研究六經辨證，而置臟腑辨證於不顧，或是將臟腑辨證機械地列於六經辨證之下。對有人提出的以六經辨證爲基礎，將臟腑辨證、八綱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均納於六經辨證之下，建立一種所謂綜合的辨證方法與體系，使之適用於所有疾病的設想，我是不敢苟同的。這種設想的出發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應該看到，後世醫家在《傷寒雜病論》基礎上所發展創立的各種不同的辨證方法，是在長期臨床實踐中根據臨床需要而形成并不斷發展完善的，它們與六經辨證、臟腑辨證一樣，各有其不同的適應病種，各有其不同的應用規律，如果人爲地將其拼凑在一起，不僅會增加臨床應用的難度，而且與仲景以六經辨外感、以臟腑辨雜病的辨證思想也大相徑庭。

有鑒於此，我們認爲，對《傷寒論》所涵載的仲景辨證論治思想體系應進行系統的綜合研究，這一研究包括3方面的內容。

首先，以《傷寒論》爲基礎，與《金匱要略》密切結合，以文獻研究爲主并結合臨床、實驗，對如下問題進行細致周密的分析與歸納：①仲景辨證論治的理論基礎、指導思想；②六經分證與臟腑分證的原則與標準；③辨證論治的基本原則與方法；④各湯證與病證的症狀、舌象與脉象診斷的基本標準；⑤治則治法與方藥的規範；⑥仲景臨證診療範式等。在此基礎上，理清仲景辨證體系的基本框架。值得指出的是，進行這一工作，應盡可能地占有本底资料，并加强對《傷寒論》前3篇與後8篇以及包括《神農本草經》《黃帝內經》《難經》《脉經》《千金翼方》《敦煌殘卷》等有關內容的研究。

其次，是把歷代醫家對仲景辨證論治理論與方法的研究成果，對病證概念和含義的理解與發揮，尤其是對經方運用的豐富經驗進行系統的整理。爲了克服歷代醫家受歷史條件和個人因素所限而造成的對概念理解上的主觀性，對方藥運用上的隨意性，必須盡可能多地占有原始资料，進行周密嚴謹的科學設計，引入現代數理統計的最新成果，借助計算機手段，進行概念、症狀、證候的多元分析與處理，從而使《傷寒論》所記載的概念規範化，病證標準化、客觀化、甚至半定量或定量化。并在此基礎上，將其納入仲景辨證體系的基本框架之內，使其充實和完善。

第三，是以臨床實踐爲基礎，結合實驗研究和多學科研究方法，對上述研究成果做進一步的驗證、闡釋與修正，賦於更多更新的科學內容，并最終確立仲景辨證論治理論的綜合體系，使之更好地爲臨床服務。

誠然，這一研究工作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一代甚或幾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但是，爲了仲景學說乃至整個中醫事業的發展與昌盛，我們必須義不容辭地擔負起這一時代賦於我們的使命。

2.《傷寒論》病證實質的深入研究

《傷寒論》病證實質的研究，是本學科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這項工作如不能進一步深入開展，經方藥理藥效研究的深入、用現代科學對《傷寒論》辨證論治理論體系的闡釋、新的理論和治療手段的產生、古老的《傷寒論》與當代科學技術的接軌，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礙。雖然以前國內外學者在這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并取得了某些成果，但與《傷寒論》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不論是在涉及的範圍、文獻的数量、參加的人員、投入的精力，還是在深入的程度上都相對不足。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人們認識上的局限外，主要是病證實質的研究在設計思路及技術方法上都有較大的難度，且不易取得成果。然而，在現今的條件下，上述的困難并非無法克服，如梅國强等對太陰病、少陰病模型的研制及病理實質的研究都較好地解决了這些問題，可供研究者借鑒。

進行《傷寒論》病證實質研究的主要步驟之一，是在文獻研究及臨床研究確定病證規範的基礎上，研制出符合中醫學及《傷寒論》特點的動物模型，并在此基礎上用現代的技術和方法揭示其病理實質。孟慶雲曾提出：“建立符合中醫特點的動物模型，應堅持3個原則，即相似性與簡單性統一原則；可驗證的原則；多種知識和方法綜合運用的原則。并要求動物模型具有4個特征，即普適性，能解决特定範圍內普遍的基本問題；易用性，即易于建立和應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具有表述原型的定性特征和一組相關性强的指標；可變换性，即應具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構性，隨着技術和檢測指標的發展，模型的模擬性也不斷向理想化逼近。”除此之外，還應注意在造模過程中模擬中醫傳統病因，盡量達到符合自然致病，即多因素致病的原則；使模型的症狀、體征及病理變化盡量與臨床相符，具有客觀的、有一定特異性及敏感性的實驗室檢測指標；可用治療該病證的方藥進行驗證，并具有一定的特異性。在建立較理想模型的基礎上，要盡量采用包括分子生物學、基因組學在內的最新的現代技術和方法從各個方面和不同層次探求其現代科學的實質，爲揭示《傷寒論》理論的本質，闡明經方治療原理，研究新的理論和治療手段奠定基礎。

3.經方治療常見病、疑難病的綜合研究

經過歷代醫家長期的臨床實踐證實，經方具有極廣的適用範圍和極高的實用價值。因此，加强經方治療各科常見病、疑難病的研究，是《傷寒論》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熊曼琪最近指出：“由于社會人群疾病譜的變化……《傷寒論》研究對象的重點應適量由外感熱病向各種疑難重症轉移，促進學科的研究，不僅能顯示《傷寒論》的實用價值，發掘經方的治病潜力，促進學科的自身發展，而且將促進中醫藥治療疑難重症整體水平的提高，體現中醫藥的優勢。”這一觀點可以說代表了廣大《傷寒論》研究者共同的意願，闡明了進行這一研究的重要性。

該領域的研究應采取文獻、臨床、實驗相結合的方法，即利用文獻研究爲選方立題提供充分的依據；通過臨床研究驗證經方的療效，總結經方治療常見病、疑難病的規律，解决臨床上的關鍵問題，提高醫療質量和水平；采用實驗研究揭示其現代科學的機制。

文獻研究應以臨床實用爲目的，對古今醫案進行計算機大樣本數理統計，總結歷代醫家的臨證精華，選擇嚴重危害人民健康，并有豐富的經方治療經驗和突出療效的常見病、疑難病爲研究對象。

臨床研究應采用符合現代科研要求的、嚴謹周密的設計方案；運用隨機、對照、雙盲的方法；所采用的診斷標準、檢測觀察指標與方法、療效評定標準應是公認的或是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應注意運用西醫病名與中醫證候相結合的分類方法，制訂經方分型治療的方案，避免一方統治一病的弊端；采取大範圍、多單位協同攻關的方法，以保證有符合統計要求的觀察例數。

實驗研究所采用的動物模型除注意采用公認的西醫疾病模型外，應注重制作符合中醫特點的動物模型，爲了適應與現代科學接軌的需要，目前可利用在西醫疾病模型基礎上迭加中醫證候模型的方法，制作出病證結合的動物模型，以滿足實驗研究的需要；所采用的技術與方法應與時代同步，具備科學性、實用性、先進性，從形態、生化、免疫等多個方面，從整體、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基因等不同層次全面而深入地闡明經方治療的作用機制。

進行這一方向的研究，不僅會使經方的應用價值得到科學的評價，爲常見病、疑難病的治療總結出符合時代特點的治療規律，尋找出有效的治法和方藥，而且將會對傳統的因證用方的模式產生深刻的影響，不斷探索因病用方、病證結合用方的思路，對中醫臨床醫學的發展和中醫學術的創新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

4.經方藥理藥效及配伍規律的研究

《傷寒論》被稱爲“方書之祖”，所載的經方用藥精煉、配伍嚴謹、療效確實，故國內外學者對中醫方劑的研究多從經方入手。雖然目前對經方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與學科發展和臨床需求仍有差距。目前應加强對經方配伍規律、组方原則的理論與實驗研究，尤其要加强以經方爲基礎的新藥開發研究。經方是秦漢以前中醫實踐經驗的寶貴结晶，是《傷寒論》辨證論治思想體系在論治方面的集中體現，因此，爲了本學科及中醫學術發展的需要，在今後的一段時間內，應將經方配伍規律及藥理藥效的研究列爲《傷寒論》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

實驗研究要注意充分運用現代的實驗技術、研究手段和科學設計方法。在藥理藥效的研究中，可采用在定量藥理學基礎上產生的中醫復方藥代動力學的方法，以揭示復方作用的時效規律；用血清藥理學的方法增加中藥復方藥效研究的可信度。在組方配伍規律的研究中，應采用正交設計、均匀設計、直接實驗設計等方法，研究復方內君臣佐使之間復雜的交互作用關系。在劑型改革的研究中，應采用現代生物萃取、低温乾燥等技術，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藥理活性物質的丢失。

除了以現代實驗方法爲主外，文獻研究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可運用現代數理統計方法和計算機技術對古今中外大量經方驗案的用藥規律進行分析研究，以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及模糊聚類分析等方法，揭示經方、加减方及類方的方證內涵與方劑配伍特征，并用歸納對比的方法將古今醫家對同一方劑組方意義的不同理解進行比較，選取具有共性的認識作爲實驗研究的基礎。

這項研究除以臨床實用爲目的，加强與新藥開發有關的藥理、藥效、毒理、量效關系、藥效優化、拓寬適應證及劑型改革的研究之外，還應注重對其配伍關系及組方原理的研究。這雖然屬基礎研究的範疇，但其研究的深入，不僅能揭示經方現代科學的理論內涵，爲本學科的發展帶來無限的活力，而且還將對臨床正確與合理地使用經方，對中醫臨床治療水平的提高，對中醫方劑學的發展，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由于《傷寒論》的內容十分豐富，上述4個方面的研究還遠遠不能涵蓋其研究內容的全部，諸如作者生平、版本流傳、文字考據，以及營衛理論、體質學說、制劑技術、護理方法、教材建設、教學方法改革、學科人才培養模式等等，都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內容，都需要有人進行不斷的研究探索。但由於人力、物力的限制，在當前一段時間內，我們只能將上述4個方面列爲學科發展過程中的主攻方向，只要在這些方面不斷有所突破，《傷寒論》的研究就會始終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旺盛的發展势頭，不斷爲中醫學術的發展做出貢獻。

（二）發展戰略

《傷寒論》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既要有明確的研究方向，還要有全局性的發展戰略作爲保障。在此，我們根據全國中醫藥學術發展戰略精神，結合《傷寒論》研究特點，提出本學科發展的四大戰略。

1.主體戰略

主體戰略即在整個學科發展的過程中，堅持自身的特色，遵循自身的發展規律，實行自主的發展。在《傷寒論》學科發展過程中，應注意保持原著中所體現的中醫整體觀、辨證觀、唯物觀，以及自身辨證體系的系統性、理法方藥之間有機的聯系性，并不斷加以提高和完善。堅持主體戰略要處理好3個關系：

其一是處理好《傷寒論》和多學科研究的關系。需要明確，包括現代實驗方法、現代臨床研究方法及當代科學方法論在內的多種研究方法，只不過是研究《傷寒論》的手段，這决不是也不可能替代《傷寒論》本身。在運用這些研究方法時，要嚴防形而上學的影響，决不能片面地、静止地、割裂地看待運用這些方法所取得的研究結論，而是要運用整體觀、辨證觀、系統觀對其加以提高和升華，使之爲更好地繼承和發揚仲景辨證論治思想體系服務。

其二是處理好《傷寒論》的發展與其他中醫學科發展之間的關系。目前，中醫學的各個學科都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都在不斷地取得成果和進展。但是，中醫學的各個學科之間既有其共性，也有各自的特點，我們可以汲取相關學科的長處和研究成果，但必然經過消化和吸收，使之融匯到《傷寒論》的理論體系之中，深化其科學的內涵，發展其實用的理論，以便更加有效地指導臨床實踐，而不能冲淡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統性。

其三是處理好《傷寒論》原著和後世對其研究成果之間的關系。後世醫家對《傷寒論》的研究成果豐碩，完善了其理論，擴大了其理法方藥運用的範圍，對其學科的發展功不可没。但是，它和《傷寒論》的關系是源和流的關系，源是流的根本，流是源的延續，二者不容混淆，在今後的研究中，要防止用後世的觀點來曲解或替代原著意旨的傾向。如對經方配伍關系的理解，不能以後世的藥性理論來臆測仲景原意，而只能結合當時的藥物學成就正確地理解經方的配伍方法；又如對四逆散證的認識，不能因後世常用來治療肝膽脾胃不和，就片面地理解仲景立方的本意只是疏肝理脾。

總之，堅持主體戰略，就是要在學科發展的過程中，處理好自主與開放、綜合與分化、繼承與創新等關系。在保持其理論特色的基礎上，擴大臨床實用性研究，始終貫徹“以《傷寒論》爲本，爲《傷寒論》所用”的思想。

2.優勢戰略

優勢戰略，即認識并最大限度地發揮《傷寒論》學科的優勢。概言之，本學科的優勢有4個主要方面，即理論體系的優勢、文獻資料的優勢、臨床療效的優勢、學術隊伍的優勢。

其理論體系的優勢，即其蘊含的整體觀、辨證觀、因機證治有機的聯系性和理法方藥的系統性，爲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指導思想和原則。其文獻資料的優勢，即歷代醫家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研究《傷寒論》的成果所形成的大量文獻，不僅爲我們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資料，使以計算機爲工具，運用現代數理統計方法進行研究成爲可能，而且爲我們在新形勢下確立研究方向、開拓研究思路、優化研究方案留下了可供借鑒的經驗與教訓。臨床療效的優勢，則爲我們擴大經方的治療範圍、爲常見病和疑難病尋找有效的治療方案、爲新藥的開發研究、爲學科發展籌措資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學術隊伍的優勢，即有衆多的分布在全國各地、各教學科研醫療單位的致力于《傷寒論》研究的人員和研究隊伍，爲學科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充分發揮各方面的優勢，對于促進《傷寒論》學科的發展必將產生十分積極的影響。

3.協調戰略

協調戰略就是要協調好各方面的關系，以集中力量，少走彎路，加快學科發展的進程。其中有4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在學術發展上要有“大協調”的思想，必須認識到現代科學發展的鮮明特點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各個學科的發展都需要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密切合作。同樣，《傷寒論》學科的發展也需要多學科、多側面、多層次、多途徑的綜合研究，總結提高。二是要協調好各研究方向之間的關系，上述《傷寒論》的幾個主要研究方向之間，既有明確的區分，又有交叉融合，在研究過程中，需要很好地加以協調，以使其同步穩定地發展。三是協調好各研究方法之間的關系，《傷寒論》的研究方法，仍不外乎文獻研究、臨床研究、實驗研究、相關學科研究四個方面。其中文獻研究是臨床研究的基礎，臨床研究是文獻研究的擴展，實驗研究是文獻研究、臨床研究的深入，而相關學科的綜合研究則應結合并貫穿於以上3種研究方法的始終。協調好幾種研究方法的關系，并有目的、有重點地在不同研究方向上選擇以某種研究方法爲主，以其他研究方法爲輔，從而使目標明確，主輔分明。四是協調好研究隊伍各類人員之間的關系，《傷寒論》的研究人員分布在全國各地的不同工作崗位，人員分散，知識結構不一，在以往的工作中，由於未能很好地配合，導致了主攻方向不明確，選题低水平重復等現象的發生，嚴重妨礙了學科的迅速發展。因此，切實協調好學術隊伍的各種人員，諸如各地區各單位之間，中醫、西醫、中西醫结合之間，醫藥之間，新老之間的關系，形成既有明確分工，又有紧密合作的學科優勢，以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力争在最短的時間內，在不同的研究方向上取得最大的成果，是當前亟待解决的問題。除以上4點外，還有一些如教學、科研、臨床工作之間的關系等，都需要很好地通過協調使其相互促進。在這方面，廣州中醫藥大學“醫教研同步發展”所取得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各種關系的協調工作，除國家各級主管部門之外，應着重發揮各級學會的作用，尤其是中華中醫藥學會仲景學說分會應在這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可在專家討論的基礎上制定出詳細的、可操作性的學科發展整體規劃，并認真組織實施。

4.效益戰略

效益戰略就是在學科發展建設過程中要注重取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傷寒論》學科發展對中醫學術的發展，對保障人民健康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以前對經濟效益的重視有所欠缺。在目前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大環境下，必須對經濟效益給予足够的重視，以便爲學科的發展建設如改善科研條件、加强人員培訓、擴大學術交流等籌措資金。從目前的情况看，本學科取得經濟效益的渠道主要有3個方面：其一是發揮經方具有卓越療效的優勢，選擇對人民健康危害大、經方療效確實的疾病，開設以經方治療爲主的專家門診、專科病房或專科醫院，從臨床取得效益。二是對現有的科研成果進行適當的補充與完善，通過成果轉讓取得效益。三是加强以經方爲基礎的新藥開發研究，組織本學科從事臨床、科研的人員，與從事藥劑學研究的人員協同攻關，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選擇臨床療效好，具有較好研究基礎的經方作爲重點，力争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新藥審批所要求的研究項目，并報批新藥，然後以技術入股的方式轉讓藥廠生產，争取較大的經濟效益。通過以上方式取得一定經濟效益，將其應用於學科的建設，再將學科的研究成果轉化爲新的經濟效益，形成良性循環，以滿足學科發展的需求。

我相信，具有悠久歷史的《傷寒論》研究，經過全體同仁的努力，必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取得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傷寒論》豐富的科學內涵，必將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光大。

北京中醫藥大學

王慶國

202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