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6年秋，两位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展开了一场有关产业政策的大辩论。林毅夫教授主张在充分尊重有效市场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的有为政府能够通过产业政策促进结构调整，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张维迎教授则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坚持认为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张维迎教授看来，由于人类的“无知”和“无耻”，产业政策只会导致政府的寻租和官员的腐败，因其成本远远大于通过产业政策获得的收益，政府实施产业政策不过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事实上，因学术传统的差异，两位知名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的结论均有其合理性，甚至可以说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识。也就是说，两位知名学者间的激烈争论表明，任何一种政策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场学术争论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尽管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曾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负面效应也显而易见。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有必要从制度层面探讨分析政策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增加政策制定、实施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程度，而不能仅仅以灵活性、相机性为由，没有约束地扩大政府的“有形之手”。

本书从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政策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前提出发，研究了中国式分权制度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与日本、韩国等经济体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当中央政府的目标具有“追求经济增长”和“促进产业升级”的双重任务特征时，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在“促进产业升级”方面的努力投入，还与其“追求经济增长”的激励有关，而地方政府在不同任务上的努力配置则进一步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考核目标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程度。

首先，以“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企业”两组重要关系为背景，在Holmstrom and Milgrom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基础上，本书发展了一个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影响产业政策实施的理论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理解转型期中国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新视角。

其次，揭示了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影响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两条传导渠道，并在经验层面上进行了验证。一是中央政府强化对产业升级的考核，不仅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落实产业政策的努力投入，而且能够抑制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冲动，从而有助于优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激励，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最后，通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的现实背景，考察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进程下，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与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内生于经济体的市场化进程。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充实而成，本书的部分章节曾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财经研究》《华东经济管理》等权威核心期刊上。感谢我的博士导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孙早教授，本书从选题到布局谋篇直至终稿确定的每个阶段，都是在孙老师的指导和参与下完成的，没有孙老师孜孜教诲，我不可能完成此项研究，也就不会完成本书的写作。回首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那时常常会接到老师的电话和发来的邮件：有对论文进路的指导，有对研究现状的分析，有老师推荐的前沿论文和书籍，还有老师看似不经意间的口传心授。老师认识问题的深刻、言语中的风趣和讲课的深入浅出、行文上的简练和文字上的考究，都是我作为一名教师的永恒追求。感谢我的硕士导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茹少峰教授，感谢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胡海青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杨秀云教授、邓晓兰教授、王增涛教授对本书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感谢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刘晨光院长、张清江书记、李正锋副院长等各位领导和老师们对我研究工作的指导和帮助。感谢西北工业大学教务处专著项目经费、西北工业大学新进教师科研启动项目的资助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本书出版提供的宝贵机会，感谢王显超编辑认真细致的工作。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生活无微不至的关照，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彭瑶博士和女儿席婼聪，家庭的温馨和欢乐是我的甜蜜港湾，激励我一次次扬帆起航。

席建成
2021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