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8年3月25日, 印度尼西亚《坤甸日报》 《印华日报》 《国际日报》等多家媒体刊登大幅消息, 报道西加里曼丹省万那县东万律 ( Mandor) 镇于3月24日举行隆重的集会仪式, 纪念18世纪著名华人领袖罗芳伯诞辰280周年和兰芳园修葺后重开。华文版记者古鲁斯 ( Gurus) 撰文称:

3月24日上午, 西加里曼丹省会城市坤甸市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上人流涌动, 车水马龙。从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各地汇集坤甸的四百多位嘉宾分乘五部大客车, 在坤甸警察局开道车引导下向西北面的沿海公路出发。经过三小时行车后于上午十一点抵达万那县东万律镇。当地各民族群众组织的仪仗队、锣鼓队、歌舞队和醒狮队早已在此迎候, 数千名各族群众排在两旁夹道欢迎。数百名嘉宾下车后步行来到一座小山坡前, 只见修葺一新的墓园花木扶疏, 高大的门坊上刻有“蘭芳園”三个繁体楷书大字。门坊前面搭有上千平方米的临时凉棚和座椅, 来宾和当地政府官员在此就座。数千名当地群众则在四周围观, 华人醒狮队首先表演了威武雄壮的双狮舞……锣鼓声、歌声、喇叭放送的音乐声和嘈杂的人声营造出一片热闹的气氛。

这座方圆数百米的小山包像大馒头似的突兀而出, 高度约有十余米, 上面长满了茂密的橡胶树。山包的西面辟出一块平地, 面积也有两三个篮球场大小。靠近山脚的地方竖立一座约有丈余高的方尖形墓碑, 四周建有石雕围栏, 墓碑上刻有“罗公芳柏之墓”1 六个红色隶书大字。据现场一位七十多岁的华人老者向众人介绍, 这是二百多年前长眠于此的华人自治政权缔造者——坤甸王罗芳伯墓。众人一听是王侯之墓不禁吃了一惊, 细看之下原来突兀的小山包是仿照中国古代王陵的封土堆, 与高耸的墓碑和宽阔的墓园相配合, 果真有几分帝王气派……

记者从活动主办方获悉, 为了纪念罗芳伯当年在东万律创建的华人自治政权——兰芳公司, 主事者将墓园命名为兰芳园。据当地媒体报道, 罗芳伯墓园的开建在西加省影响很大, 建设期间就有许多人慕名前来参观。估计今后兰芳园将会成为万那县乃至西加省的一处旅游景点。

这一则消息, 发生在离中国万里之外、有东南亚“千岛之国”之称的印尼西加里曼丹省万那县。报道中出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特别是18世纪华人罗芳伯在海外异乡立国称王, 他的墓园具有封土堆和高大的墓碑, 时隔二百余年仍然有人筹款修葺和拜祭, 当地警方、官员和各族群众又如此重视……会让许多人感到新奇而又困惑。事实上, 在中国南方沿海各省和海外华人社会, 早期华人到海外谋生、建功立业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 但是见诸文字的记载特别是有科学考据的书籍, 数百年来可谓少之又少。

在国际学术界, 最早关注西婆罗洲华人公司2的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欧洲人, 特别是荷兰人, 他们较早进入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区进行贸易和殖民活动, 后期又借助武力将“荷属东印度”殖民地扩展到西婆罗洲, 因而特别关注该地区的华人社会状况, 留下的历史文献和文字史料最多。

1816年, 荷兰海军的舰船开进坤甸和三发等沿海地区, 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招聘的马来人劳工在荷军小分队的武装保护下修筑公路和堡垒, 逐渐由沿海向内陆推行殖民统治, 但遭到了各个华人公司的抵抗和破坏。经过数年的接触和周旋, 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了解到这些来自中国粤东地区的华人有很强的组织动员和社会治理能力, 要战胜他们, 必须先了解他们原居地的社会状况, 了解华人政权的组织结构和特点, 才能逐个瓦解消灭。

为此, 荷兰政府派出许多青年学者到福建、广东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并学习汉语方言, 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高延 ( J. J. M. de Groot, 也有人音译为德·格鲁提) 就在其中。回国后高延被派往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在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工作; 后来又被派往坤甸, 在荷印殖民政府专员公署任翻译。高延在西婆罗洲工作了三年, 与兰芳公司的领导人比较熟悉, 对华人公司的运作情况比较了解。他后来再度来到中国, 除了在南京等地游历之外, 还走遍了福建、广东等地的农村, 深入考察了客家人和“福佬人” (讲闽南话和潮州话) 的村社组织, 从而对华人公司的组织形式、选举制度和管治方法等有较全面的研究, 留下了《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 《东万律的刘阿生》等几篇至关重要的学术著作, 奠定了“婆罗洲华人公司研究”的基础。

除了高延之外, 曾经在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驻坤甸公署任职的官员威勒 ( F. J. Willer)、总督顾问潘宁·纽沃兰 ( Penning Nieuwland) 、政府官员冯·德沃尔(Von De Wall) 和被派往西婆罗洲镇压华人的荷军指挥官安德里山 ( Anderisan)等人也留下不少日记、采访笔记或回忆录, 记述了当时发生的主要事件。同一时期的欧洲学者如霍夫曼 ( J. J. Hoffman)、威特 ( P. c. Veth) 等人也亲自到婆罗洲对华人公司进行调查研究, 留下不少研究文章。

与此同时, 清代乾嘉年间国内和海外华人社会也有少数学者关注西婆罗洲华人, 留下了一些零散的记录。到了民国时期 (1934) , 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在北平《禹贡》杂志发表了《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 是较为全面的研究报告, 开启了国内学术界研究婆罗洲华人公司的先河。此后六十余年这个研究领域很少有人涉猎, 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章发表, 大部分也主要是沿袭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而缺乏新意。直至1996年厦门大学讲师袁冰凌发表译作《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 ( 〔荷〕 高延著) 和她的英文博士论文《中国人的民主——西婆罗洲华人公司研究 (1776—1884) 》 ( Chinese Democracies—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 才带动了国内对婆罗洲华人公司研究的热潮。近年来, 除厦门大学外, 广西民族大学、华侨大学、广东嘉应学院、台湾交通大学客家学院、台湾科技大学、台湾岭东科技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学者也多次举办国际性的学术研讨活动; 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印尼坤甸共同希望语言学院、马来西亚道理学院、沙捞越3华人文化研究会等大学和机构的学者也积极参与其中。

为了让更多中国年轻一代读者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重新审视早期华人在海外建邦立国并施行“中国式民主” ( Chinese Democracy) 的管治实践, 本书将带读者穿越二百余年时空, 认识这批早期华人先贤和他们在婆罗洲创造的辉煌业绩, 领略和学习他们走向世界的胸怀和开疆辟土的英雄气概, 也总结反思他们所建的海外邦国兴起、衰落终至消亡的历史经验、教训。

1 据查《石扇罗氏族谱》, 罗芳伯, 原名罗芳柏, 后人尊称其为伯, 也写作罗芳伯。清代叶祥云提交给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的《兰芳公司历代年册》写到“罗芳柏太哥, 广东嘉应州人也”。清代谢清高的《海录·昆甸国》将罗芳柏记作罗芳伯。

2 公司, Kongsi, 不是现代通常意义上的商业组织 (Company), 而是一个具有综合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 其源头是华南地区的乡村自治模式, 它的性质不是宗教团体, 也不是单纯的商业机构, 更像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社会组织, 详细分析见第三章第一部分。

3 旧称“砂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