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当前，中国正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综合实力已进入世界前列；另一方面，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水平之后，一系列新的问题正在出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由此产生的产业不匹配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全球经济也遇到很多新的挑战，如国际经贸关系受到地缘政治的破坏，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大变革时代。

同时，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发达经济的起飞过程还没有结束，经济仍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还没有完全完成，通过改革和开放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仍有很大的空间。为更系统全面地反映中国经济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态势，增进广大读者对新时期中国发展战略选择的理解，我们策划了《大变革时代中国经济的五大战略》一书。

本书内容选编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主办的《北大金融评论》。自2019年创刊至今，《北大金融评论》坚持“中国金融，全球价值”定位，就“金融开放”“大城市群重构金融格局”“双循环战略”“‘双碳’金融”“养老金融与银发经济”“金融可持续减贫”“中国式现代化金融新征程”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书分为五篇，分别对应中国经济的五大战略：第一篇是收入分配改革与共同富裕；第二篇是“双碳”目标与经济转型；第三篇是双循环与新发展战略；第四篇是大城市群与新型城市化；第五篇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第一是收入分配改革与共同富裕。经过4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曾表示，中国的扶贫成就在规模和时间上都是空前的。但是，收入不平等问题在中国依然突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指出，不平等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一个难题，从卢梭到马克思再到皮凯蒂，都在讨论和分析此问题。因此，逆转不平等增长趋势要做长期打算。

传统经济时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是一个普遍问题，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就成为突出问题。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经济发展会导致农业比例不断下降、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相对收入下降。在共同富裕目标下，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降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数量，并通过城镇化或从事非农产业的方式提高农民收入。同时，通过土地集中、资本下乡、机械化和智能化，实现农业现代化；鼓励创新创业，发展非农产业，拓展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对需要保留的村庄增加经济投入，加强管理，改善农村生态、人文、社会环境等。

第二是“双碳”目标与经济转型。在2020年9月举行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正式提出力争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认为，碳市场和碳价格将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起到重要作用，但需要着重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碳价格的激励、碳配额的收费用途、碳减排的补偿，以及碳科技的回报。这就意味着，碳中和是一个对现有产业格局进行重构的过程，不同的产业格局需要根据碳中和目标调整创新。2020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联合汇丰中国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发展报告》，首次对大湾区的绿色金融政策、区内城市的相关布局和定位以及绿色金融产品的发展状况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依托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凭借自身产业升级和金融产业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中坚力量。

“双碳”目标亦代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当下中国与世界沟通最重要的话题之一。由于各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不同，通过合作与分工，有利于拓宽资源获取渠道，建立全球能源互联，保障低碳环境下的能源供给能力和各国发展权利，实现经济增长和减碳双赢。

第三是双循环与新发展战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对外经贸的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国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得它们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方面更加注重本国的利益。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的选择有两个：一是我行我素，不惜与世界各国经济脱钩；二是坚持改革，扩大开放，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毫无疑问，中国必须选择后者。

随着“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出台，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格局。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意味着我国既要强调对外开放，也要强调国内开放。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高水平开放，首先意味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不仅仅在“自贸区”要开放，在整个国家也要开放；不仅仅在制造业要开放，在金融、法律、医疗等服务业也要开放；不仅仅在具体做法上要开放，在制度和体制层面上通过改革也要开放。高水平开放还具备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认同和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坚持多边主义的全球化；二是通过开放中国市场，让国际合作的各方获得利益。

第四是大城市群与新型城市化。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为65.22%。但是，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大多超过80%。在可预见的未来，城镇化还会继续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动力。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镇化本身会带来新的消费。“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强化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中，城市群已然成为观察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视角。

随着劳动力、产业等要素进一步向城市群集聚，城市群内部通常将经历多样化与高科技型的产业升级过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先生从供给侧的视角提出了“城市群经济学”的概念，并从合理布局城市群的空间架构、积极构建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提升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和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做出具体阐述。

当前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城市群已经建立起明显的优势，下一步如何发挥潜力值得探讨。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理事长、斯坦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席教授刘遵义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如果能够成功发展，就会为中国其他的跨省市地区，例如长三角、渤海湾等区域，提供一个经济组合的可行模式。因此要尽量让商品与服务、人、资金、信息都自由流通，这样才能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

第五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先生指出，以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为转折点，中国此前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随后便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几乎所有国家都会经历长期的、以生育率为标志的人口转变过程。

如何面对人口老龄化，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做法。比如，随着期望寿命越来越长，日本、美国、瑞典等国家通过实施灵活养老金制度，鼓励人们“老有所为”。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灵活。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和实行不同的政策，尊重人们的选择，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

我想说的是，中国也必须开始改变对“老龄”这个概念的看法，从制度层面把60—70岁这一部分人口的人力资源利用起来。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人均寿命越来越长；二是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的社会基本上以农业和制造业为主，并且以体力劳动为主。现在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高达70%，中国的服务业占比也已接近55%，即制造业中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大大降低。根据《老年日报》的一项调查，中国超过四成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其中既有经济原因，也源自老年人有精神需求和社交需求的原因。因此，既要给老年人按时退休的权利，也要尊重那些希望延迟退休的老年人的选择。这有利于减轻老龄社会的负担，尊重老年人，让老年人健康度过晚年。

在当前中国经济向高质量阶段迈进的大背景下，本书聚焦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新战略与新格局，汇集来自经济金融领域学界与业界、决策层与监管层的权威专家的思想精华，系统分析了当前新战略目标下中国面临的挑战，并指明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为打造中国经济新格局和新战略献计献策。此外，本书还将重点揭示五大战略之间的系统性与相关性，在兼具思想性与理论性、专业性与可读性之外，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最后，我还想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与共同富裕、“双碳”目标与经济转型、双循环与新发展战略、大城市群与新型城市化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是一系列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目标。而这些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相应的体制机制的支持，也离不开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学科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交叉研究和互动，也有助于大家理性地思考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共同为大变革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

海闻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院长
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