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的开端和标志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文艺复兴运动属于中世纪晚期，“中世纪”的思想是罗马天主教在法律、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统治，而“现代”思想的特征恰恰是摆脱罗马天主教的统治，首先是从宗教改革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开始的。法国当代政治哲学家皮埃尔·莫内的《自由主义思想史》认为：

现代自由主义的内容来自早期欧洲人为了把他们从天主教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中解放出来而选择的一个根本的政治取向；采纳这一取向需要自由主义奠基者——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提供的理论资源；自由理论和实践后来的展开可以被理解为最初选择取得的结果；我们时代的政治挫折依然来自我们的前辈在三四个世纪之前选择自由主义立场时产生的那些强有力的悖论。[12]

正如作序者西格尔所说，莫内对自由主义采取批判立场，他把马基雅维利列入现代自由主义奠基者行列显然受施特劳斯的影响。但我可以同意把政治生活和思想一体化看作现代性的特征，也可以同意他所说现代政治开始于摆脱罗马天主教的解放，以及他所说，在取得摆脱罗马天主教的自由之后，社会思想和生活逐步多元化，造成了困扰启蒙时代和当代的理论困境。虽然这一切未必都要归咎于自由主义思想。

莫内所说近代早期欧洲人摆脱罗马天主教会思想和政治影响的根本的政治选择就是宗教改革争得的自由权利，在此意义上，宗教改革是近代（现代早期）的开始。宗教改革中社会政治思想的基调是新教神学。天主教思想被概括在神学-哲学一体化的经院哲学体系之中，只有打破这个体系，神学（包括新教和天主教的神学）才能被近代哲学所转化和接纳，才能成为近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资源。斯金纳的成名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13]分两卷，第一卷“复兴时期”集中阐释中世纪晚期马基雅维利和托马斯·莫尔的文本，而没有涉及国家的现代概念，第二卷“宗教改革时代”分别考察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即路德宗、天主教和加尔文宗的神学思想。斯金纳对宗教改革时代神学思想局限性的结论——如路德宗的绝对王权理论，天主教的宪政思想走向自己的反面，加尔文主义的革命理论“实际上没有任何专属于加尔文主义自己的因素”[14]，只不过吸收了路德宗的抵抗思想和天主教的宪政思想，增加了自觉的严格纪律的革命派的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人格——进行了质疑和反驳。

这些质疑有道理，但可以辩护的是，如斯金纳那部著作的标题所示，它“并不是对16世纪的政治思想的考察，而是揭示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15]。就是说，斯金纳围绕近代政治国家理论的问题，有选择地阐释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和理论资源。他认为中世纪晚期不属于近代，尚未思考现代国家的问题，而宗教改革时代路德宗、天主教和加尔文主义神学家们才提出了现代国家的政治理论的各种可能性，但尚不是成熟的理论。事实上，近代政治哲学是在17世纪宗教改革后期在这些神学基础上发展起来，分别从理性上论证了绝对主义、宪政主义和反对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由此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哲学，而不是神学的政治主张。斯金纳认为，17世纪后期洛克《政府论》的政治哲学吸收消化了宗教改革时代的各种神学资源。[16]

斯金纳及其剑桥学派是否偏爱洛克，洛克思想能否融汇宗教改革时代的思想，这些当然是可以不断讨论的问题。我看重的是斯金纳始终强调的方法论自觉意识，他要求写出“有真正的历史特征的政治思想史”，思想史需要解读经典，但斯金纳更强调文本写作的社会历史处境，基于文本解读的“历史更多专注于意识形态历史，而比传统方法较少关注经典文本”。研究意识形态的目的不是建立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而是“构建一个适合于安置重要理论家著作的一般框架”，从而“用更清晰镜像的理解回到经典文本本身”。社会历史处境中的文本解读可以提供早期社会现实主义的图景，理解各种政治思想如何实际运作，而不是在脱离同时代人的抽象的理智层面思考政治生活的问题，从而建立“政治理论与政治生活更密切的联系”[17]。

斯金纳对宗教改革时代神学思想的考察构造了其后产生的近代政治哲学著作的解释框架（绝对主义、宪政主义、革命的激进主义），在其中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哲学文本的合理性及其政治设计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合理性可以在纯粹的理智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层面加以论证，但合法性和正当性总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之中才能成立，而宗教改革时代的意识形态是新教和天主教的神学。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近代哲学文本必须在宗教改革时代的社会环境里，在当时神学的框架中或基础上才能得到有效的理解。本研究采取这种社会历史处境解读法，但不意味着完全接受斯金纳学派的结论，尤其是他们解读近代政治哲学文本所得的那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