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高氏的立场

除了司马光，还有一个人的情形是类似的，这就是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

王安石变法时期，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分别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而根据现有的零星材料，曹氏和高氏都是反对新法的。漆侠先生认为，当时有一个大商人、官僚士大夫、国戚皇亲结成的反变法同盟；其中，近习国戚们的利益因新法受损后，代表他们发声的就是曹、高⁴⁵。不过，无论是曹氏还是高氏，在史籍中都以不私外家著称⁴⁶，很难说她们会屈从于家人的耳边风。阶级分析法在探讨社会构成时具有不可替代的犀利之处，但由此进一步衍生出的“代表论”，即将曹、高视为某个反新法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需要跨越很大的逻辑和事实漏洞⁴⁷。关于曹氏、高氏在神宗时代反对新法的几条材料，都是可以质疑的。其模式化、戏剧性、人为撰造的痕迹是很明显的。而且，材料的主角是曹氏，涉及高氏的记载较少。为免枝蔓，具体辨析请参考本书附录一。

曹氏、高氏反新法在史料上之零星与暧昧，基本印证了一个常识，即按照宋代一般的政治传统，曹氏和高氏应该很少参与熙丰朝政，也不太会直接卷入新法之争议⁴⁸；因此完全不必把她们两位，特别是高氏，视为某种政策取向的代言人。

曹氏、高氏是否反对新法是一个问题，她们在支持新法或反对新法两拨人中更同情哪一方，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追踪的。看看新法主要反对者的名单——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傅尧俞、韩维，会发现他们与反对英宗称濮王为皇考者有高度的重合。简单地讲，在“濮议”中，宰执认为英宗应该称生父濮王为皇考，而范镇、司马光等人认为应该称其生父为皇伯，英宗乃仁宗之子。范镇、司马光等人自然是在维护仁宗的利益，而作为仁宗之后、当朝太后的曹氏，对这一点无疑看得很明白。在宰执等人的压力下，太后曹氏虽曾下手书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⁴⁹，但这绝对不是曹氏的本意。

更进一步，在英宗与太后曹氏失和的情况下，司马光极力调和，始终将仁宗、曹氏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甚至用了一个极为通俗的比喻：“设有闾里之民，家有一妻数女，及有十亩之田、一金之产，老而无子，养同宗之子以为后。其人既没，其子得田产而有之，遂疏母弃妹，使之愁愤怨叹，则邻里乡党之人谓其子为何如人哉！”⁵⁰

因此，曹氏留在零星史料中的是一个反对新法的形象，但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曹氏更为同情反新法之人，因为这批人在仁宗去世、英宗登基后曾极力维护仁宗的利益，故曹后对这些人甚为感激。据《吕氏家传》，熙宁十年吕公著自知河阳(治今河南孟州南)入朝，时为太皇太后的曹氏得知之后，“尤喜曰：‘积德之门也。'”而且赐宴之际，吕公著所用的器皿款识皆有曹氏“庆寿宫”字样⁵¹。

那么神宗的母亲高氏呢？高氏是英宗之后，这就必须略及仁宗晚年立英宗为太子的问题。仁宗储贰之议先后有至和( 1054—1056)末嘉祐(1056—1063)初、嘉祐末两次高潮。范镇首发于至和末，其余人中文彦博参与了前者，司马光两次都参与了，吕诲则是在嘉祐末发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嘉祐末年的韩琦和司马光⁵²。高氏垂帘后，英宗继统一事确实被再度翻了出来，先是肯定了至和末范镇的首发之功⁵³。后来关于至和立储与嘉祐立储之功孰大又引发争议，最终以肯定后者了结，其实是突出了韩琦“止用谏官司马光章疏”⁵⁴。张邦炜先生曾指出，高氏垂帘依靠的是她丈夫宋英宗时代的元老重臣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以及吕大防、范纯仁等⁵⁵。如前所述，英宗继统与文彦博、吕诲、范镇、司马光等人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在新法“少年”与反新法的“老成”之间，高氏因为英宗继统一事，与后者更有历史渊源。

正是这种渊源，决定了高氏垂帘听政、亟须建立自己的权威之时，就更容易想起司马光，而不是在朝的熙丰旧臣。新的君主(或代行君权者)，虽然继承了君主之位，但并非自然地就继承了前任的所有权力、权威，而必须建立自己独有的权力结构以操控朝政，在这种时候，历史的渊源就成为其用人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一点本书后面还会论及。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氏并不是因为阶级立场而天然反对新法，这方面的史料并不充分，而且实际上她对新法推行介入较少、了解有限，但高氏与反新法之人更有渊源，这些人是她用人的首选。

正因如此，从对新法的了解程度而言，高氏与司马光同属一类。但不同的是，司马光是具有理论高度的，而高氏多出于现实考虑——既然是现实考虑，则当现实改变时，立场也可调整，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