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立异以求同:《新青年》的竞争者

近年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充,逐渐由《新青年》及北大师生辈扩充至更多的“心灵社群”,尤其是以往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状态的“不新不旧”的人与事。例如,五四时期的梁启超、杜亚泉等不那么激进的人物陆续为人所重视。1 同时,研究视角也不断下移,从北京、上海等中心地域或人群向“地方”与“地方人物”扩展2,甚至已关注到新思潮在地方上的“对手方”,在传播与反对的互动中呈现新文化运动的地方样态。3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范围不断向边缘、下层扩充的同时,其实仍有不少在五四前后相对中心且未必保守的人物和报刊,尚在学界主流视线之外,分别活跃于上海与北京的张东荪(主编《时事新报》)、蓝公武(主编《国民公报》 )便是其中重要的两位。陶菊隐便观察到:“张东荪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蓝公武在北京办《国民公报》,陈博生也在北京办《晨钟报》(《晨报》前身) ,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4

在新文化运动蓬勃的1919年,有胡适的追随者为胡适写过一首诗,诗中将胡适喻为月亮,自比星星,诗云:

倚着栏杆望天,但见月明星稀。

那时只我一人,忽然想起了你。

触景生情,好有一比,

你是无所不照的月,

我是一颗星,光很微很微。

盼望这颗星,长在月旁边,得些清光清气,

更望月没亏时,也不为乌云遮蔽。5

这提醒我们,在新文化运动之中,除胡适这样的“月亮”之外,还有稀疏、明暗不同却为数众多的星星存在,有追随者、反对者、竞争者、合作者,甚至不必仅有一个“无所不照的月”;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必是单向的“得些清光清气”,而是交光互影——光与光相互照射,被照射者重新反射光之后,自身的光亦随之改变。

本书接下来两章将要聚焦于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新青年》同人)这一“月亮”之外的“星星”——张东荪、蓝公武,如何出现于星空的过程,并尽可能呈现这些“大星”汇聚于星空之后,所带动的新的斗转星移。或许,当我们同时看到星星和月亮,且注意到它们间交光互影的复杂关系时,夜空也将变得不一样。

1 相关研究有张朋园:《梁启超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央”图书馆馆刊》新第6卷第1期,1973年3月;郑师渠:《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0页;高力克:《重评杜亚泉与陈独秀的东西文化论战》,《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2 较重要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季剑青:《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年第2期;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87—316页;徐佳贵:《“五四”与“新文化”如何地方化——以民初温州地方知识人及刊物为视角》,《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瞿骏:《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

3 瞿骏:《新文化运动中的“失语者”——论凌独见与五四时代》,《学术月刊》,2016 年第4期。

4 陶菊隐:《蒋百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页。

5 张枕绿:《怀胡适之先生》,《晶报》(上海),1919年5月12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