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数字经济提升了投资效率吗？

余昌华

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离不开资本积累。公共服务 (比如交通、环境、教育、医疗等) 的完善需要大规模的投资, 这形成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企业设备升级与改造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 这形成企业资本的一部分。从宏观层面来看, 过去三十年, 投资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 贡献了40%左右的经济增长 ¹ , 我国逐步从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图1 显示, 我国的资本存量与GDP之比, 即资本—产出比, 从 1992 年的 1. 2 快速上升至 2018 年的3. 5。从经济增长核算的角度来看, 资本—产出比越高, 意味着生产一单位GDP需要的资本投入越多。从资本回报率的角度来看, 更高的资本—产出比意味着单位资本带来的回报率会更低。一般而言, 资本—产出比与平均投资回报率或者投资效率呈现反向关系。本文讨论的问题是, 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否减缓了投资效率的下降。

企业通过组合人的要素、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协同完成生产经营活动。人的要素既包括劳动力的数量, 也包括劳动力的质量, 比如高技能、高水平的劳动者。资本要素则是指企业租赁、购买的各种软硬设备、厂房等, 技术要素可以通过人、资本以及这两种要素的组合效率来实现。以通信设备手机为例, 在20世纪80年代, 手机非常昂贵, 仅仅能满足基本的通信功能; 到了90 年代, 手机相对比较普遍, 但是价格却下降了很多;2000年之后, 智能手机出现并日趋普及, 应用软件层出不穷, 手机的相对价格进一步下降。今天的智能手机不仅仅是一部通信设备, 更是全方位地联通个人、企业与政府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可以想象的是, 如果没有技术进步, 通信设备技术保持在80 年代的水平, 企业扩大规模需要不断地追加投资, 因而需要购买更多部手机来满足通信需求。如果其他企业也这么做, 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企业需要购买更多部手机以超越竞争对手。从资本—产出比来看, 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产出比增加, 平均投资效率下降。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 手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 相对价格却在不断下降, 企业在通信方面的支出比例可能下降, 产出增长的幅度可能会超过企业资本增长幅度, 进而资本—产出比会下降,投资效率增加。也就是说, 如果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足够快,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资本—产出比不会大幅度上升, 甚至会出现下降。

图1显示了1992—2018 年不同行业资本—产出比随时间的变化。信息与通信技术 ( ICT) 生产行业资本—产出比在90 年代初期处于较高水平4. 6, 这可能与这些行业刚刚起步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有关, 但是资本—产出比随后迅速下降, 在 90 年代末期下降到 2 左右。随着我国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 , ICT 生产行业的资本—产出比进一步下降, 在2017年下降至1以下 (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略有上升) 。从密集使用ICT的制造业 (图1中ICT集约使用制造业) 的数据来看, 这一行业的资本—产出比从90年代初期的2. 5稳步下降到2018年的1. 5。 ICT集约使用服务业的资本—产出比在不断上升, 2015年之后略超ICT集约使用制造业。

资本—产出比的变化也反映了不同行业可能使用不同的生产技术, 即要素投入的密集程度不同。图1 显示在2000 年之前, 我国经济整体的资本—产出比要低于ICT生产行业与 ICT集约使用制造业的资本—产出比,这可能反映了我国不同行业在这个阶段采用不同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国经济整体的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 在过去十年, 远远超过了ICT生产行业与ICT集约使用制造业的资本—产出比。这显然与传统意义上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其他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认识不一致。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 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更多企业租赁和购买相关的硬件与软件产品以替代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业务。服务业从最开始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图1数据显示ICT集约使用服务业的资本—产出比从90年代初期的0. 6 上升至2018 年的2。其他行业的资本—产出比在过去30年不断上升, 尤其是在201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资本—产出比增速加快, 因而从整体经济来看, 我国的资本—产出比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数字经济——包括ICT生产行业、 ICT集约使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资本—产出比要显著低于其他行业的资本—产出比。通过这些行业层面的对比可以看出, 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 数字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减缓了我国经济整体资本—产出比的上升, 提升了投资效率。

纵观“亚洲四小龙”中的日本和韩国 (见图2) , 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 资本—产出比曾暂时地处于较高水平, 日本在20世纪60 年的资本—产出比曾高达4. 2, 韩国在70 年代初处于3. 2。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和韩国的资本—产出比迅速下降, 随后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 日本约为3, 韩国约为2. 5。作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美国, 其资本—产出比在1960—1980年处于3左右, 但是随后资本—产出比不断下降, 在2000 年之后保持在约为2的水平。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 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技术不断进步, 产出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本积累的速度, 从而出现较低的资本—产出比。图1中我国ICT生产行业的资本—产出比变化与这些国家整体经济的资本—产出比的变化趋势非常相似, ICT生产行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了这一行业资本—产出比的下降。但是与这些国家相比, 我国整体经济的资本—产出比在过去三十年有非常高的增长速度。 2018 年我国的资本—产出比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日本和韩国的资本—产出比, 更是显著地高于美国过去三十年的资本—产出比。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这种高资本—产出比的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如果不是, 有什么样的办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持较低的资本—产出比和较高的投资效率? 高资本—产出比意味着生产一单位的 GDP需要更多的资本, 反过来说就是一单位的资本带来更低的产出, 也就是投资效率比较低。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高体量、高资本—产出比的经济体而言, 维持高速经济增长, 需要更多的投资以克服资本折旧带来的资本下降以及增加新的投资以形成新的资本。从宏观层面来看, 高投资有可能挤出其他类型的支出, 比如挤出私人部门的消费, 也有可能降低居民的福利。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 高资本—产出比意味着投资收益率会比较低, 降低私人部门投资的积极性。从图2的跨国比较来看, 我国目前的资本—产出比明显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 这种高资本—产出比的生产方式短期内会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长期来看, 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进步来克服资本边际产值下降, 这种高资本—产出比的增长方式很难长期维持高速经济增长。

那么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 如何在维持较低的资本—产出比和较高的投资效率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图1显示, 我国数字经济部门具有较低的资本—产出比, 在2左右, 这一比例低于日韩发达经济体的资本—产出比; ICT生产行业的资本—产出比更低, 低于美国的资本—产出比。也就是说, 我国的数字经济部门生产效率和投资效率较高, 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市场化导向的数字经济, 以进一步促进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我国各行业在过去30年都经历了高速的资本积累, 人均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2% (见图3) 。 ICT生产行业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加入 WTO伊始, ICT生产行业人均资本存量增速达到30% , 但是在2004—2008年其增速非常低, 平均约为1% 。在2008年之后的经济刺激政策下, ICT生产行业人均资本存量增速与整体经济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持平。但是在2018 年, 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卡脖子”事件不断出现, 我国政府与市场意识到 ICT 生产行业关系到我国经济安全, 因此显著增加了对ICT生产行业的投资, 这一行业的人均资本存量出现爆发式增长, 增速高达73% 。但是对于资本—产出比较低的行业——ICT集约使用制造业和ICT集约使用服务业——的投资却没有显著增加。图3数据显示, ICT集约使用制造业人均资本存量在2008年之后有所放缓, 过去十年的增速显著低于整体经济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 ICT集约使用服务业的增速略高于整体经济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 这可能反映了我国发展的重点逐步转向服务业。从人均资本存量水平来看 (见图 4), ICT生产行业人均资本存量在相当长的时期要高于其他行业, 包括ICT集约使用制造业, 这说明ICT生产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其他行业加快资本积累速度, 行业间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的差距在缩小, 整体经济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略低于ICT生产行业与ICT集约使用制造业。

一个重要的观察是, 2009 年之后, 不同行业人均资本存量差距的缩小 (见图4) 与资本—产出比在整体经济与ICT生产行业及ICT集约使用制造业之间的扩大 (见图1)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资本在不同行业的回报率或投资效率存在很大差异, 资本在行业间的配置可能存在效率损失。

基于上述分析, 笔者提出下列政策建议:

(1) 技术进步是缓解资本—产出比快速上升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核心的力量, 市场竞争是非常重要的渠道。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 其中市场竞争是非常重要的渠道。本文的分析显示, ICT生产行业与ICT集约使用行业通常面临比较激烈的市场竞争, 这些企业与国际市场融合度较高。因此, 我国各行业需要进一步与国际市场融合, 扩大国际循环, 深化国内循环,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 优化投资结构, 增加对数字经济的投资, 尤其是对低资本—产出比的数字经济行业的投资, 提高经济整体投资效率。本文分析显示, 不同行业资本—产出比的较大差异意味着单位资本投入在不同行业带来的产出有较大差异, 因此需要优化投资结构, 着力投资ICT生产行业、 ICT集约使用制造业与服务业, 实现更高的投资效率。

(3) 深化金融市场改革, 提高资本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效率。我国行业间资本—产出比的差异以及资本—产出比随时间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资本在不同行业间配置存在效率损失, 因此需要深化金融市场改革, 发挥市场在资本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1 数据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