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
大学是中世纪的产物，犹如中世纪的大教堂和议会。[7]大学与其教研活动直接产生的影响，构成中世纪智识范畴内最伟大之成就。[8]大学在西欧生产力发展、社会政治格局变化、经院哲学发展以及东方文化影响的历史背景下产生。[9]到了12、13世纪，世界上才出现有组织性教育，典型特征要素为：系科、学院、学习课程、考试、毕业典礼和学位。[10]
现代意义上的“university”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universitas”（公会或法团），根据拉斯达尔（H.Rashdall）的考证，在大学的最初阶段，并无绝对的称谓，“学者大学”（university of scholars）、“教师与学者大学”（university of masters and scholars）以及“研究的大学”（university of study）都是当时常见的用语，只是由于偶然因素，大学之称才逐渐专指某种特定形式的行会或联盟。[11]他强调，在中世纪，“公会”是学者团体（无论教师团体还是学生团体）的独特称谓，而非指代此类团体所在的具体地点，甚至即使师生双方联合成立的院校亦不能称为“大学”。[12]
拉斯达尔认为，实际上，真正能与英语世界中的“大学”这个模糊的概念相对应的，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校、神学研究班及私立教育机构的拉丁语概念，应当是“高等学科研习所”[13]（studium generale[14]），而不是“公会”。“高等学科研习所”的称谓始盛行于13世纪初期，它至少体现出三种特征：（1）致力于吸引，或者至少邀请世界各地，而不是某国某地区的学子前来研究学习；（2）提供高层次的学科教育，也就是说，至少提供神学、法学、医学三大高等学科之一的教育；（3）拥有相当多位不同学科（至少两个以上）的教师进行教学和研究。[15]
自从创建新的学科研习所成为教皇或君主的特权以来，“普遍有效的教师资格认证”逐渐成为所有学科研习所的本体功能。真正构成大学内核的组织是学者行会或者公会，这些行会由教师或学生组成，它们在中世纪初期的涌现属于自发行为，并未得到国王、教皇、王储或高阶教师的直接授权，但在遍布欧洲的学者行会中，只有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迅速发展并很快获得重要地位。拉斯达尔进一步认为，中世纪出现的教师公会或学者行会，在实质上是学科研习所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在所有的公会身上刻上了原型大学的烙印。因此，至中世纪后半段，学科研习所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授予普遍有效教师资格之学校，而且更是一种特殊的、或多或少都被赋予某些统一特权之学者组织；至15世纪，“公会”与“学科研习所”从区分走向融合，前者逐渐变成后者的同义词，“university”才真正可以指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16]
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是中世纪两所分枝散叶的母型大学，可以称为“现代大学的始祖”，前者是教师大学的模板，后者是学生大学的鼻祖。[17]不同划分标准意味着中世纪大学的起源有不同的答案：一是以独立的学术团体或独立法人作为标准，博洛尼亚大学可能是欧洲最早出现的高等教育机构；二是把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结成的自治团体作为大学的起源，那么巴黎大学可能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三是大学的起源应以学术团体获得教学证书（或称为“特许状”）为标准。黄福涛等认为出现于1208年的巴黎大学是正解，并且还认为巴黎大学很大程度上是整个北欧和部分中欧中世纪大学的原型。[18]大学可以分为自然形成型、国家/教会创立型和繁殖/衍生型。其中，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是自然形成型的典型代表；国家/教会创立型的典型代表有那不勒斯大学、萨勒诺大学、图卢兹大学、罗马教廷大学，前两者属于国家创立型，后两者属于教会创立型；繁殖/衍生型的代表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来自巴黎大学，剑桥大学又来自牛津大学。[19]14世纪以前，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对欧洲大学（主要是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南部，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办学影响较大，主要开设法律课程；从14世纪末开始，德国[20]、奥地利等中欧国家和地区以巴黎大学模式作为参考，重视神学教育。[21]
众所周知，最早形式的“学位”是指执教许可证（licentia docendi）。[22]中世纪的大学学位，是由主教和其他高级神职人员授予的，仪式一般在教堂或露天进行。比如，巴黎大学作为巴黎圣母院主教座堂学校的直接衍生物，主教座堂主事是唯一有权在主教区颁发执教许可证的人，借此也控制了巴黎大学的学位[23]授予权。[24]理所当然，其学位服（academic dress）会带有浓重的宗教印记。获得教学凭证需要仪式，仪式必然有载体，学位服就是关键的外在表现。在拉斯达尔的《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大学的起源》一书中就有记载。
这里的“四角帽”（biretta）象征学位，也是我们现在学位服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学位服作为舶来品，难免也会把西方学位服带有的知识性和宗教性引进来，从而体现在我国学位服的设计中。我们所倡导的学位服本土化，就是如何在充分保留学位服的知识性的同时，进一步去除西方宗教元素，凸显中华文化。
当前1994年版本的中国学位服（下文简称“1994版学位服”）源自官方文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推荐使用学位服的通知》，主要是根据世界惯例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设计的。其中的中国特色包括：（1）纽扣和袖口图案上，学位袍的前胸纽扣，采用中国传统服装的“如意扣”，既有民族特点，又将实用功能和装饰作用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学位袍的袖口处，环绕绣出（或印出）长城的城墙线，表现中国特色的同时，又使宽大的袍袖富于变化感。（2）垂布的面料图案采用中国传统的牡丹花，象征富贵和吉祥。（3）流苏造型酷似中国的灯笼穗。[26]然而，时过境迁，“1994版学位服”已经使用了近30年，其本土化程度恐怕早已远远不够了。
学位服的本土化程度关系到民族自尊，而民族自尊的实现可以生发自内而外的文化自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
可见，服饰的发展与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紧密相连。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28]。杜祖贻先生曾在1999年11月2日[29]撰写建议书《中国的大学礼服的设计须以国服为本》。
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对于杜先生的倡议给予了积极的回应，2007年毕业晚会推出系列的汉服（见图1-1），据悉校长承诺会考虑学位服沿用汉服的风格。
图1-1 媒体报道“北大拟采汉式毕业袍”
遗憾的是，由于校领导的职务更替，这项倡议暂时搁浅。时隔十年，2017年12月9日，杜先生访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作了题为“治学经历与体会”的讲座。活动结束后，当时还是博士生的王小青、张慧睿和张颀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招待杜先生的晚宴。晚宴上，杜先生再度提起十八年前有关中国大学学位服的倡议，希望学生代表能够接力过去的北大学生的“义举”并继续给予回应。后来，考虑到此项提议关系到民族尊严的维护和文化自信的提高，王小青与时任班长寇焜照展开专门研讨，也尝试寻找可能的带队老师，然而未果。其后的过程异常曲折，杜先生来邮件给予鼓励“即使只有两个人，也要把研究坚持下去”[31]。最终，项目负责人陆续联系到以北大校友和在校生为主体的6名青年学者，正式组队启动本课题的研究，并于2020年9月1日将5篇学术论文提交给杜先生。
研究期间，杜祖贻先生和笔者围绕“学位服”通邮件超过60封，杜先生分享了香港中文大学麦继强[32]教授的手书《学位服国有化刍议》、一些国家学位服的图片和参考书目，还介绍密歇根大学华裔物理学家姚若鹏教授、密歇根州立大学陈瑞华教授与我们认识，给我们的研究提供详细的指导。
杜先生大半辈子在美国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频繁往来于中国内地和香港，与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先生和已故的北京大学汪永铨先生等教育家来往甚密。杜先生在与我们交流的时候，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日本、蒙古那么小的国家，都有自己专属的学位服，而我们中国不管是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是大国，大学学位服却是照搬西方为主，本土化做得非常不够，这与我们的大国身份严重不匹配。”这一论断包含很多有待研究的问题。比如，作为舶来品的学位服在西方的源头是怎样的？学位服在起源国是如何发展的？又是如何传播到其他主流的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日本等），后来是如何发展的？中国的古代服饰和现在的学位服有何关联？中国现在的学位服到底哪些成分是来自西方，哪些具有本土特色？学位服将来改革的方向是怎样的？这些都是本书将尝试一一回答的问题。
二、研究现状
作为庆典服饰之一的学位服亦称为“大学礼服”（university costume），包括长袍（gown）、连颈帽或垂布（hood）和学位帽（mortarboard）。[33]
需要指出的是，西式传统服装结构复杂，许多部件在中文里没有对应名称，且经过长期演变之后，西文名词也常有模糊和不统一。本书就部分所用概念暂作操作性定义：（1）服装上既可佩戴，也可垂于背后的帽式，总称为“兜帽”。如其缝制于上衣颈部，与上衣相连，也可称为“连颈帽”；如为一单独部件，或不需强调其是否与上衣连接，则可统称为“兜帽”。（2）袍服的领部配饰总称为“领布”，包括兜帽式、披肩式及其他式样。讨论具体样式时使用特指，不需区分具体样式或进行总体讨论时则以“领布”总称。“垂布”则特指我国1994版学位服领部配饰（此概念甚少见于其他文献）。（3）英文“cape”（拉丁文“cappa”）既可指短披肩也可指长披风，在本书中，如指只覆盖肩部和胸部的较短部件，称为“披肩”，如其长度如同上衣或更长，则称为“披风”，以示区别。
（一）国际学位服的研究
国外的学位服研究大致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单位进行分类，主要分为：以国家或国家某区域为单位的学位服研究，以大学为单位的学位服研究，以通史或断代史为单位的学位服研究，以及综合性的学位服研究。
1.以国家或国家某区域为单位的学位服研究
一些研究以国家或国家某区域为单位研究学位服的演变，以美国、新西兰和英国的伦敦地区为例。艾玛古斯特（Armagost）专门研究了美国大学学位服100余年标准化的过程。[34]他发现，美国大学学位服主要受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影响，尤其是牛津大学的影响较大。如美国大学学位服长袍的设计，以牛津大学的文科学士的长袍为基础，衍生出了两种款式：传统的敞开款式和更简单的封闭款式。封闭款式的礼服以其实用性和独特性著称。连颈帽起初使用的是牛津简版，唯一的区别在于不同学位所用的长度。帽子和牛津大学的学位方帽一致，博士学位帽的材质为天鹅绒，流苏为金色。不过，美国大学学位服也有其独特之处，如袍服袖子上的三个横条。美国大学用以区别院系的是连颈帽镶边颜色，而英国的剑桥大学则采用连颈帽里衬颜色。考克斯（Cox）针对新西兰学位服的研究发现，该国学位服尽管主要继承的是剑桥大学风格，但却有所区别，如：（1）博士学位服实际模仿的是剑桥的硕士学位服；（2）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使用剑桥大学模式的多彩饰面（facings）。[35]戈夫（Goff）回顾了伦敦地区大学学位服的发展，较为透彻地研究了学位服的起源、基本构成及其演变。戈夫认为，学位服的形成受日常服饰和宗教服饰等因素影响。[36]学位服主要由长袍、连颈帽和帽子构成。（1）长袍。大学礼服袖子的形状表明了它所代表的学位，学士穿着带有长而尖的翅膀状袖子的长袍，硕士穿着带有长且封闭袖子的长袍，博士更偏向于穿着整套猩红色长袍。（2）连颈帽。连颈帽根据是否保存部分斗篷分为完整形状（full shape）和简单形状（simple shape）。（3）帽子。主要有圆形帽状和方形帽状两种演变方向，具体情形第二章第一节将会详细介绍。
2.以大学为单位的学位服研究
一些研究专门以大学为单位，考察学位服的演变和发展，多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多伦多大学为例。格罗夫斯（Groves）关注从18世纪末至今剑桥大学的学位服发展。[37]1800年至1934年期间，长袍非常稳定，主要区别在于博士连颈帽的衬里的丝绸颜色及分给法学学士、医学学士和音乐学士的连颈帽。这个时期逐步奠定了“一个学位，一套袍服”的原则。1932—1934年的改革方案生效后，剑桥大学由原先的“连颈帽的等级系统”过渡到完全基于院系颜色的制度。1934年后，随着新学位的增加，逐渐打破了“一个学位，一套袍服”的原则。另外，原先剑桥大学学位服的颜色仅限于黑色、白色和红色系，现在可以通过硕士连颈帽显示所有谱系颜色。诺斯（North）研究了牛津大学1920—2012年的学位服的发展，提及了牛津大学的两次学位服改革。[38]第一次学位服改革发生在“二战”后期及“二战”结束后十年，改革的目的是使学位服“更加符合历史传统”，主要内容是连颈帽的形状、颜色和材质，但该改革方案被一再搁置直至被最终放弃。不过，这次改革也预示了一个方向：不管一个新学位在大学中地位如何，都将有属于自己的连颈帽。第二次改革发生在1992年，此次改革由制袍师（robemakers）提出。在这次决议中，新学位并未成功获取自身的礼服，但也带来一定改变，取消了艺术学士和教育学士连颈帽的皮草的使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关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学位服的发展，他研究发现，加拿大高校沿用的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位服体系，但也会有各自独特的风格。[39]
3.以通史或断代史为单位的学位服研究
科尔（Kerr）回顾了学位服初期至今，学位服的各个构成部分（内袍、外衣、连颈帽和披肩）的演化历史。[40]对于学位服的构成，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分类，如前文所述，戈夫认为学位服由长袍、连颈帽和帽子构成，而科尔分得更细，他分为内袍、外衣（或外袍）、连领帽和披肩。与上述以国别、区域或大学为单位的研究相比，科尔的研究对一些细节处理得更为细腻，如据他所述，学术人员穿着衬裤，短袍里面是无袖衬衫，当然，衬裤和衬衫是看不见的。
到了16世纪初期，学位服的外衣进一步开放，到16世纪中叶，里层的凯瑟克袍（cassock）衣服可以看到，原先看不到的衬衫进入了视野，现在还带着领子和配饰，如都铎时期的飞边（ruff）、镶边。
现在的一些大学对正式场合着装有详细规定，如牛津大学的暗色着装。据科尔介绍，“披肩”（tippet）一词（tippet和cape意思一样），在旧的法规和记录中，以及在现代作者笔下的用法是：（1）现在用哈格里夫斯-马德斯利（Hargreaves-Mawdsley）的话来说，就是“小金字塔形的披巾”，用纽扣固定在一件现代牛津普罗克特（proctor，译为“学监”）长袍的过肩部位左下角的一块布上；（2）说教用的披肩；（3）帽上的长尾（liripipe）；（4）整个连颈帽；（5）连颈帽的披肩（the cape of the hood）。从许多早期文献来看，牛津系学者似乎最常指的是前两个，剑桥系学者认为是最后一个。
哈格里夫斯-马德斯利回顾了18世纪末之前的欧洲学位服的发展。[41]尽管他对几乎所有西欧学术机构的学位服进行了回顾，但他将书的核心放在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就自然而然地推进了这两所大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另外，克拉克（Clark）重点关注中世纪的英语区学术服装，用他的话来说，其提供的文本证据有些零散，包括古老的大学城的文本记录，博洛尼亚大学的档案，以及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作品、教堂的屏风和纪念碑等，资料来源的丰富性也是其研究对该领域的贡献。[42]
4.综合性的学位服研究
马久成和李军是少数撰写中外学位服研究的东方学者，虽然其2003年的专著仅有六十余页[43]，但在国内中文文献中扮演着先驱的角色。在西方的学位服部分，作者涉及的议题较为广泛，包括大学的诞生、学位制的沿革、学位服的滥觞、世俗服装对学位服的影响、学位服的社会功能、学位服的等级标志等，与此同时，还介绍了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学位服。全书篇幅较短而议题广泛，使得这本专著的学术性略显不足，加上这本专著的很多观点的文献出处语焉不详，因而其研究内容可以作为重要的线索，但还需进一步考证。
另外，已有研究中，还有少许的学位服相关的发展镶嵌在大学史研究中，如埃文斯（Evans）所撰的牛津大学史[44]和剑桥大学史[45]。针对建筑学会的学术服饰[46]和法律人士服装[47]的研究，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国内学位服的研究
相比较而言，系统研究中国学位服的研究成果比较有限，且更倾向于综合性的系统研究。
1.理论探索的研究
目前国内较早介绍国外学位服的专著是《康有为牛津、剑桥大学游记手稿》[48]，该手稿摘录自康有为1909年撰写的《补英国游记》中的一部分，记载他在1904年游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见闻，其中介绍了英国大学学位服的穿着场合和相关的管理措施（如违反着装规定会受处罚等），他将英国的学位服与明朝士子的服饰进行比较，寻找异同。
马玖成的《庆典服饰研究——学位服》[49]是改革开放之后较早讨论学位服的研究，该研究简明扼要地回顾了学位服的历史嬗变，凸显“教会是学位服的缘起和嬗变的决定性因素”。文章将科举考试成绩的前三等（状元、榜眼和探花）对应于西方学位，指出中国的学位源于教会大学按照西方的教育方法和学位制度办学。该研究还有一个贡献在于，作者提出对学位服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对于西方文化，我们应遵循鲁迅先生的‘占有，挑选’，吸收‘养料’，抛弃渣滓，同时必须沉着，勇敢，有辨别，不自私”。
马久成和李军的专著《中外学位服研究》，如上文所述，在国内学位服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他们不仅系统介绍西方学位服的起源和发展，还重点介绍中国的学位服，包括学位名称解读、士人服与官服、西方学位服的传入、中国学位服的诞生与发展、服饰观念和中国现代的学位服等。这本专著的背景很值得关注，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服装学院组成联合课题组，就“建构中国现代学位体系”课题进行专题研究。北京服装学院是马久成的工作单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是李军的工作单位。概言之，这本专著可以看作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学术界的“代言人”。
梁惠娥和周小溪回顾了我国近现代学位服的历史渊源。[50]他们将古代“士人服”对应于学位服，士人礼服即“用于考取举人、进士以后，拜谒皇帝、孔庙、恩师时穿的礼服”，并从《旧唐书·舆服志》《宋史·舆服志》《明史·舆服志》和《清史稿·舆服志》中找到确凿的证据，这些与马久成和李军的观点类似。他们还有一个贡献在于，将我国现代学位服的发展形制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缺失阶段（20世纪40年代—80年代末），复苏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和创新阶段（21世纪以来）。
宋文红在《学术服装的发展及其承载的意义和价值》中指出，现代大学的学术服装起源于中世纪，学术服装的不断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同步，而且学术服装与学位授予、毕业仪式以及大学功能作用的发挥息息相关，其承载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学术服装以及庄严而隆重的学位授予仪式延续至今，体现欧洲各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尊重知识的传统；第二，可以向大众展现出标志不同学识的各级学位和穿着者的学术水平、知识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第三，表明了一种在职业上的精神自主权和一种特定角色的要求。[51]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根据CNKI数据库可以发现，专门针对学位服的中文学位论文数量有限，但自2006年以来，共有龚洁[52]、季文婷[53]、程涵[54]、韩若梦[55]和戴紫薇[56]五篇硕士学位论文探讨了中国本土的学位服设计，这些论文的作者专业均与服装设计有关。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均回顾了学位服的起源，介绍了欧派和美派学位服的特点，并详细介绍了一些案例国家著名大学的服饰和仪式，提炼了当前中国学位服设计存在的问题，最终从学理或实践层面提出设计方案。
上述论文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学位服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学士学位毕业生人数最多，但缺乏对学位服的统一规范，应用混乱；（2）学位服材质规定模糊，各高校学位服材质不统一；（3）学位服的款式结构及颜色的应用混乱，制作粗糙，没有形成标准化；（4）学科代表色分类粗略，只对文、理、工、农、医和军事六大类学科进行颜色规定，与国际上的学科颜色细分不接轨；（5）垂布的设计无明确尺寸和规格，导致垂布在制作及应用上的不便，尺寸问题在整个学位服问题上都是存在的；（6）校本文化不突出；（7）对传统服饰元素运用不够灵活；（8）学位服管理制度不完善，目前国家只是出台推荐使用要求，缺乏礼仪活动的标准化要求。这些研究发现与马素琴和徐强[57]的观点大同小异，说明这些问题在近二十年内均无实质性改观，凸显中国学位服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针对上述问题，这些学位论文的作者给出的建议也与马素琴和徐强所提较为相似：一是学位服的款式，可以在学位服的内衬服装上体现中国特色，如可穿着各种中式立领衬衫；二是学士服的款式可采用中国传统的连身袖结构，各类学位服的袖子可采用中国古代的大袖；三是学位服垂布上用以划分学科的颜色分类应该与国际惯例保持一致，更加细化和合理；四是尽快制定学位服在毕业典礼和学位颁发仪式等场合的使用规范及相关配套体系，并早日推出各院校可参考的实用指南，使我国的学位服体系和学位制度更加完备。龚洁在上述建议的基础上补充了四条：一是对学士服做出统一规范；二是对学位服的材质和颜色标准做出明确规定；三是借鉴国外做法，按照学位等级设计学位服垂布尺寸，学位越高，垂布越长；四是对于内在装束无定性要求的问题，可以设计假领，用领带和领结区分男女等。[58]此外，徐强建议：中国学位服面料既不要像西方学位服面料那样过于华丽，以降低成本，同时又要弥补国内学位服面料舒适性较差的不足；可使用中国特色的面料，如蓝底红牡丹花的纺绸做垂布底色；用“Z”字形传统纹样做袖边缘饰，使服装在整体上得到很好的统一。[59]
与2006年以前的研究相比，上述五篇学位论文研究的优势和特色在于，研究者提出了中国学位服设计的具体方案。龚洁提供了三套方案：现代风格、“舶来”风格和民族风格，具体为：现代风格的设计主要体现在假领的设计、帽子与衣身的连体型和扣子；“舶来”风格主要借鉴“英派”和“美派”学位服的设计特征，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袖子的变化上（如根据学位等级的提升，袖身逐渐增肥）；民族风格主要体现在服饰结构的分割以及披肩的变化（如披肩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清代的披领）。
韩若梦设计方案的标准在于时代性、师生需要、民族特色，具体设计包括款式、色彩、装饰、面料、制作流程、工艺等。[60]如在款式设计方面，采用我国古代襕衫的造型作为现代学位服款式设计的基础，在衣领部位的设计上，采用清代的领衣与衣身相结合的设计理念；在色彩方面，衣身和衣领的颜色分为：学士（黑色+米黄色），硕士（黑色+青色），博士（黑色+衣领边框红色），导师（紫色），校长（黄色）；在装饰方面，学位服上的图案采用竹子的图案进行变形和设计，扣型设计采用一字扣等；在面料方面，使用轻薄透气的面料和仿天然面料。
程涵提出的方案包括款式设计、学科分类及个性化设计、局部设计、色彩设计、衣袖设计、纹样设计、面料设计和材质等方面。[61]（1）在款式设计方面，方案一遵循古代的袍服制，采用圆领衫的主要形式，衣身宽大，衣身工艺处理上前后分别加入包边的设计，分片裁剪打破传统学位服单一的款式；方案二采用古代云肩的形制，将云肩进行改良，摒弃装饰性较强的排须，将云肩和衣身相联系。（2）在学科分类及个性化设计方面，文理分科，方案一是垂布条的边缘处做不同颜色的包边条区分；方案二是在披肩的肩部位置进行设计，文科用与衣身相邻近颜色拼接，理科直接缝合。（3）在局部设计方面，内搭的中国传统交领设计，或者云肩上加小立领。（4）在色彩设计方面，学士用青色，硕士用紫色，博士用绯色，导师用灰绿色，校长用黑色。（5）在衣袖设计方面，硕士和博士衣袖比学士衣袖更加肥大。（6）在纹样设计方面，提取十二章的纹样[62]，选取黻作为衣袖和领子的纹样。纽扣设计采用琵琶扣，学位级别越高，扣子数量越多。（7）在面料设计方面，选择仿天然面料。（8）在材质方面，学位帽衬里采用更加轻薄的材质，流苏的颜色与学位服一致。
季文婷的方案具有大数据的思维，从模块化设计思维及应用出发，尝试建立中国学位服系统产品族结构配置模型。[63]该配置模型需要两个步骤：首先是建立学位服设计“数据库”并将其模块化；其次是建立模块之间的组合规则。她的方案强调中国特色，但不是一味地复刻汉服制度，在充分学习中国传统礼服设计以及士子服装设计的基础上，提出五个设计点：（1）襕衫制，一种无袖头的长衫，上为圆领或交领，下摆一横襕，以示“上衣下裳”之旧则。（2）采用中国传统的五行色作为学位服色彩方案，学士用黑色，硕士用青色，博士用红色，导师用金色，校长用土褐色。（3）学位服的装饰以领缘或袖口纹饰为主，纹样设计上，以“梅兰竹菊”四君子纹样来分别装饰博士、硕士、学士和专科生的学位服。（4）应用半臂、绦带、霞帔等特色服饰，通过差异性设计体现学位等级。（5）学位帽的改制：将底座改为相对硬的，方形改为长方形，可参考周弁、爵弁和樊哙冠。季文婷也给专科生提供了学位服设计方案。
戴紫薇的学位服设计方案主要结合湖北省楚文化发源地特征（如色彩、图案和配饰等），具体包括三个设计点：（1）设计方案与款式。学位服设计借鉴中国传统长袍宽松的风格造型，突出学位服大方洒脱的气质，彰显中华文化精神。袖子造型采用宽松肥大的设计，从整体上展示中国传统礼仪服装的文化气韵。女装学位服款式沿袭古代的长袍制，以圆领袍为主要形式。衣身工艺上，前片、后片分别添加卷边设计，裁片打破传统学位服的单一风格。服装整体为云肩加长袍假两件式服装款式。标志性造型“V”领的设计上，将领部分开为左右两部分，中间用学校图标固定，用结绳编出学校徽标形制。男款学位服为一体袍衫形制。前衣身中部通过盘扣连接，在细节设计上运用包边工艺，男款后衣身有较窄的工字褶设计。“V”领部用中国古代交领右衽形制的交叠特征，体现学位服“礼”的含义。（2）纹样。该系列服装图案设计，以楚国纹样的楚龙云纹、楚凤云纹为基本元素结合。选择楚国龙凤云纹融入男女款学位服设计中，有效传承中国文化精神。纹样布局上，中国传统图案在服饰局部设计中起到画龙点睛作用。故在纹样面积处理上，用小面积图案装饰，通过刺绣体现学位服秀美韵味。（3）颜色。学士袍整体颜色为黑色，沿领子有一条装饰贴边，颜色为学科代表色；同时，披肩的颜色也用来表示学科类别；学位帽设计样式为平直的书本特征加上圆形底座，帽底座边缘线亦与学科颜色统一。
上述方案多数遵循了马久成和李军提及的1994版学位服的两大基本原则：符合世界惯例和体现中国特色，但进步在于，中国特色更加浓重。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韩若梦还提出设计我国学位服要遵循如下原则：统一原则、加重原则、平衡原则、比例和韵律原则以及“TPO”原则（学位服穿着时间、地点和目的），要设计出充分体现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特色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学位服。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讨论了中国学位服设计的影响因素，徐强认为主要是世俗文化和中西文化，其中，后者包括中西文化的选取和认识以及宗教因素。[64]程涵则认为重点在于中国服饰和学位服饰的礼仪特性和等级特性。
（三）小结
国内外学者对于大学学位服的起源、演变和发展已有充分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于学位服的本土化和未来发展已有一定的思考和研究，但仍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在研究内容方面，对于欧美国家大学的案例研究较为普遍，却鲜有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方国家学位服的研究；针对中国大学学位服的研究，对于古代、近代的学位服的研究相对比较简单，不够系统；对于当今中国学位服的国家标准存在的问题剖析不够，对于欧派和美派的学位服的认识过于理想化，缺乏问题视角，最终提出的中国学位服的本土化建议偏宏观，操作性方面有待加强。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外、国内学位服研究中，历史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比较常见，普遍的问题在于比较研究方法较少。国内学位服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历史研究法对于时间的跨度选择过于宏观，缺乏层次感，容易忽略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已有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方法使用得不够，单案例研究为主，多案例研究比较缺乏；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也不够深入，在国外学位服的研究和国内研究尚未全面和到位的情况下进行比较，容易导致问题视野的偏差，对于国外学位服的褒扬过多，对国内学位服的反思过少，对国外学位服的设计和管理制度的学习上，批判性不够。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研究方法，如文本研究方法，也可以对报纸杂志的报道进行研究。第三，研究资料方面，目前这方面的反思对于国内的已有研究者来说是“盲区”。国外的文献处理规范相对于国内的研究较为成熟，国内的多数研究缺乏一手资料的文献出处，甚至没有出处，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对于已有研究的一些观点不敢轻易引用，重复地收集文献资料，时间成本较大；对于国外大学的官网资料依赖过重，也就很容易导致以偏概全，潜在地假设国外学位服的发展“一帆风顺”，对于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有意无意地忽略，可能会带偏后来的研究者和实践者。
基于已有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本课题组针对学位服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分工，安排专人进行国别研究和中国的断代史研究。国别研究方面，有成员研究了英国[65]和日本的学位服，其中，在英国学位服研究中，重点关注了英国学位服在英联邦或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的传播与发展。中国的断代史研究方面，有三位成员分别进行中国古代、民国时期和现代的学位服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力求将案例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得更为深入，借助了断代史的研究方式，对中国不同时代的学位服发展进行研究和反思，还增加了文本研究方法。在研究资料方面，更加强调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对于一些较难获得的英文文献，通过购买正版的资料或者委托国外的博士生收集文献来实现。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研究目的可以分为个人目的、实践目的和知识目的（科学目的）。研究的意义是对有关人员、事情或社会机构的作用，与研究目的内涵基本一致，故这里可以和研究目的结合阐述。
个人目的：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是较为朴实的，是自外而内的价值认同。如上文所述，课题的开展首先是与德高望重的杜祖贻先生2017年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讲学有关。课题组的联络人王小青博士当年是讲座和接待晚宴的参与者之一。杜先生对北大的后辈青年学者参与推动中国学位服的改革和发展寄予厚望，王小青博士以及后来的课题参与者积极响应杜先生的倡议。外在的动力在于青年学者对于前辈杜先生的尊重，内在的动力在于杜先生陈述课题时对于中国文化自信、民族自尊的价值和意义的阐释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情感上引起共鸣。
实践目的：通过课题组的研究能够“贯通中西”“博古通今”，考察当前主流西方国家的学位服的起源、变革与发展，东方儒家文化国家的学位服现状与发展，以及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学位服发展。研究成果将为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改革学位服（尤其是推进学位服进一步的本土化和中国化）提供科学的参考。
知识目的：本书对现代学位服进行了历史起源考察和文化解读，分别对英国、英联邦国家、前殖民地区及日本的学位服变革与发展进行了研究，对于中国学位服的发展从历史的维度进行了古代、近代和当代的断代史研究。从比较教育学学科视角来看，形成了自然的西方国家学位服之间的比较、中外学位服之间的比较、中国学位服的古今比较，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学位服的联系、相同点和差异，这类的理论探索本身就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