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代晚期研究的兴起

从20世纪初开始，也逐渐有史家跳出“罗马帝国衰亡”的视角，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命题。例如，罗马帝国何时衰亡？比利时史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862—1935年，一译为皮雷纳）提出了新的判断标准：社会经济类型的演化。尽管在强调历史延续性方面，皮朗与此前的“罗马派”史家保持一致[61]，但他从更加宽广的视野，从长途贸易与经济转型的角度强调罗马文明的长期延续。在他看来，蛮族入侵并没有带来历史性的巨变。“日耳曼人定居在地中海沿岸绝不构成欧洲历史上的转折点。尽管这事所引起的后果是巨大的，然而并未把过去彻底摧毁，也未打断传统。”[62]古代文明即地中海文明，它建立在地中海的交通网络之上。直到7世纪地中海贸易圈一直还维持着其统一性，长途贸易继续联络着罗马帝国各地，古代交换经济得以延续，使得罗马文明仍然得到维持。但是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伊斯兰教徒逐渐占据了地中海东岸、南岸和西岸沿海地区，割裂了地中海贸易圈的统一性。在这种背景之下，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从地中海贸易世界分离，查理大帝统治的法兰克帝国不得不转入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时代，实现了经济史上的裂变。随着地中海统一性的丧失，为了寻求保护，罗马教宗也与北方的法兰克人结盟，导致了政治基督教化的新阶段。与此相应，加洛林王朝的兴起引发了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裂变，以至于成为古代与中古之间的分界线，中古时代正式开启。皮朗的经典表述是：“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也是无法想象的。”[63]

如著名经济史家艾琳·鲍威尔所评论的那样，皮朗的提法乍看之下非常新颖，但其实并没有能够跳出“衰亡”模式。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对衰亡的时间和方式提出了修正。[64]因此，皮朗是用新的衰亡模式取代经典的衰亡模式。诚如哈维希乌雅斯特在1958年总结的那样，虽然史学界在具体结论上驳斥了皮朗的观点，但也受此激发，学者们逐渐走出政治史、法律史与宗教史的固有视角，从技术、社会、经济、文化等更多的角度来研究罗马帝国晚期史和欧洲早期中古史。就地理视域而言，皮朗命题也提醒学术界，应超越西欧一隅之地，将拜占庭和伊斯兰文明都纳入考察范围，将西欧史置于更加广阔的地理背景之下。可以说，皮朗有力地推动了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的勃兴。[65]1969年，哈维希乌雅斯特再版《皮朗命题：分析、批判和更新》，对入选篇目做了适当的调整，也重写了导言。编者说：“从罗马向欧洲的转型中，皮朗所认为的阿拉伯人的灾难性作用，业已被证明与史料相悖。但另一方面，大多数历史学家承认，与古代文明不同的新文明史是在8世纪的时候才兴起的。”[66]

美国学者布赖斯·莱昂也高度评价皮朗的学术贡献，认为皮朗命题使得“突变论”开始让位于“渐变论”。[67]1960年代，以林恩·怀特为首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者试图超越皮朗命题。他们认为，皮朗有许多真知灼见，但是，他与罗马帝国衰亡模式的创建者爱德华·吉本一样，具有强烈的“西欧中心论”色彩。如果仅仅将视角局限于西欧，就难免将中古早期视为衰落时期。但如果一方面将地理上的视野横向放宽，将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视为古代地中海文明的继承者，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上将视野向下拓展，关注普通民众和日常经济生活，历史的面貌就大为不同了。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口号——“罗马世界转型”。“今天，随着历史学淡化地域偏见，我们西方人觉得不那么需要对历史采取剧变论解释。我们用‘罗马世界转型’的表述取代‘衰亡’，有些转型是不幸的，但是有些转型却意义深远。”[68]他们正确地指出，“衰亡”模式忽略了社会经济史的底层，也就是千百万农夫和手艺人的生活；社会变迁必须在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中才能最终得以实现。“自下往上看”的视角使得以政府灭亡论历史分期的观点，变得有些不合时宜。

1963年，在调查各种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理论之后，钱伯斯（M.Chambers）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讨论罗马衰亡的时候，我们对吉本的判断表示勉强同意。但即便是在西部帝国，衰亡也是个模棱两可的历史事件。帝国的消失可以另外表述为这种制度转型为中世纪的国家，然后迈向现代欧洲。”[69]到1970年代，“转型”说尽管仍然算不上学术主流，但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78年由卡甘（D.Kagan）主编的《罗马帝国终结：衰亡抑或转型？》就比钱伯斯的1962年版增加了一个副标题，以表明衰亡和转型这两种模式之间的竞争态势。[70]皮朗命题推动中古早期史研究的主题从罗马帝国衰亡转向欧洲的兴起。

皮朗依托于罗马派的深厚传统而将古代与中古的断裂时间节点后置，在德语学界也同样有学者抛弃蛮族入侵导致灾变的说法，从历史延续的角度重审中古早期史。奥地利学者阿方斯·道普什（又译阿方斯·多普施）从蛮族被罗马文化同化的视角彻底消解了从古代向中古的剧变。在他看来，传统的历史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法典和法律术语，而忽略了真实的社会生活。日耳曼人并非文化的敌人，也没有毁灭和摧毁罗马文明，相反，他们保存和发展了它。罗马世界是被日耳曼人从内部赢得的，是长达数个世纪和平渗透的结果。在此期间他们吸收了罗马文化，接手帝国的管理。罗马并未衰落，罗马制度和文化一直在延续。[71]

道普什批评了两种神话。一是罗马社会被入侵者破坏的神话。他认为这种神话是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18世纪理性主义者所建构的。因为他们偏爱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而痛恨中古的神学文化。另一种则是条顿民族自由的神话。道普什推测，这一神话源自于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和解放农奴运动。为了让农奴获得自由，通过人类学式考察，一批学者认为自由的村庄是历史的遗留物，即最初的条顿民族就是由自由村民组成的联合体。

道普什的观点在当时就被评论家赞誉为成功挑战了罗马帝国衰亡模式。巴尼斯说：“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对罗马文明被日耳曼蛮族迁徙浪潮吞没的传统观点有了彻底的再评价。我们不再相信在古典和中古世界之间存在裂变。衰落是缓慢的，大量罗马传统延续到中古文化中。伯里、第尔（S.Dill）和洛（F.Lot）业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以道普什的观点最为彻底和令人信服。”[72]1968年，围绕道普什的这部名著，德国“研究之路”丛书的主编特地编辑了一册《从古代向中古过渡中的文化断裂与延续》，编者将道普什的理论与斯宾格勒的进行比较，认为道普什的书不仅在历史证据方面远胜斯宾格勒，而且也在理论上反其道而行之，决定性地将日耳曼人入侵所带来的古代与中古之间的断裂模式转化为延续性模式。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的长期融合催生了中古新文明。[73]

但道普什所批评的那些学术传统也在有力地自我更新。1961年，德国学者文斯库斯（Reinhard Wenskus，1916—2002）发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族群生成与法制：中古早期的族群形成》。在作品的开篇，文斯库斯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他说，在中古早期，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同时存在着蛮族迁徙以及建国的问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的儒家文化十分强大，将诸蛮族融合进去，最终通过隋而建立了大一统的唐帝国。他问：“为什么西部不是这样的呢？为什么诸多蛮族不将自己融入罗马国家和文化之中呢？”[74]也就是说，最终形成的是蛮族王国，它们一直延续演化为近代民族国家。

文斯库斯认为，这些日耳曼人在蛮族大迁徙的时候，已经不是原始状态的民族了，借鉴人类学的术语，他们不再属于“自然民族”[75]。日耳曼人不仅业已形成较大规模的族群，而且在迁徙的过程中，各种族群不断相遇，分分合合。在这个时候，依靠“共同的祖先记忆”，更大规模的新族群得以建立。“最为重要的是关于共同起源与共同归属感的认知。”[76]他将自己的考察范围限定在“这种族群认知”上，即通过文化认同进行“族群生成”的过程，族群的法典与族群历史认同之间进行互动，从而创造出各个蛮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性。如道普什所言，蛮族确实并不野蛮，但是他们也不仅仅只有罗马化的出路可供选择，而是会依据特定的政治形势创造性地建立国家并巩固所建国家的政治认同。通过族群生成研究，德语学界的蛮族研究实现了转型。族群生成研究既突破了泛日耳曼主义，也淡化了罗马与日耳曼之二元对立观。在这一视角之下，每个蛮族都在适应形势的需要，积极地整合基督教会、罗马文明和蛮族文化之各种因素，塑造新的族群认同并建设蛮族王国。

1970年，维也纳大学的维尔弗拉姆·赫尔维希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他发表英文文章《中古早期王国的形塑》，进一步将道普什的观点加以阐发，指出日耳曼蛮族王国的政府使用的是“拉丁政府语言”，其组织形式只能来自向罗马帝国的学习和模仿。[77]与此同时，赫尔维希也深受文斯库斯族群生成理论的影响，强调以英雄史诗为载体的核心传统生成族群。通过他的介绍，德语学界的新研究得以在英语世界产生广泛影响。

尽管伯里服膺吉本的帝国衰亡模式，但他也认为帝国衰亡并非必然性的，而是偶然性的。伯里甚至认为根本就不存在476年罗马帝国灭亡这么一回事。[78]蛮族进入罗马帝国也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并非突发性历史事件。伯里也觉得吉本带有偏见，过于贬低东部帝国。在叙述拜占庭历史的时候，通过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伯里甚至否定“拜占庭帝国”这么一个提法，而坚持使用“晚期罗马帝国”。

续接伯里，以贝尼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进一步认为西部发生了文化断裂，东部才是古代文明的嫡系继承者。他们从比较的角度发问：“为何帝国没有在西部留存下去，而东部帝国继续存在了千年之久？”为此需要寻找东部和西部帝国之间的差异性。贝尼斯认为，小亚细亚为东部帝国提供了人力和财富的持久来源，使之能够抵挡蛮族的入侵，保证帝国的行政管理系统能够控制全境，维持罗马文化的延续。[79]

受到贝尼斯等人的启发，琼斯通过三大卷《晚期罗马帝国史》，系统地揭示了帝国内部组织机构的生机和活力。他的研究再次有力地说明，帝国尽管存在内部缺陷，但是其运作与帝国早期同样有效；因此，导致这些缺陷变得致命的因素是蛮族的入侵。“帝国内部的脆弱性并不是其衰亡的主要因素。”[80]在篇幅浩繁的分析之后琼斯得出了如是结论。《晚期罗马帝国史》正式宣告罗马帝国的衰亡并非必然的。

也是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瓦尔特·郭法特发表一系列论著，分别从史学史、税收等角度提醒研究者，既要提防现代史学范式中的先入之见，也要关注当时人的真实感受。他认为帝国衰亡模式源起于6世纪的拜占庭史家佐西莫斯。佐西莫斯的观点与现代衰亡范式密切相关，但是其史书既非客观的历史叙事，亦不曾保留5世纪时人的看法。[81]通过批判中古早期的所谓蛮族史家及其作品，郭法特摧毁了他们如实记录历史的传统形象，证明他们相反都是修辞高手。他们所记录的各种蛮族迁徙史，都仅仅是故事而已，不能被视为历史事实。据此，他反对民族大迁徙这一提法。郭法特认为，蛮族依据与帝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以合法合理的方式深入帝国腹地，被和平地安置下来，用他们的军事服役换取所驻扎地区三分之一的税收。蛮族通过大迁徙，占据罗马领土，破坏罗马帝国的说法站不住脚，因为蛮族士兵分得了三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二的土地的传统观点，是对历史资料的误读。[82]帝国政府不仅不傻，而且对于形势的变迁有非常清晰的感知，所采取的对策也非常理性化。不过，郭法特也承认，帝国政府利用蛮族前来制衡帝国境内的不同政见者和地方军阀，最终玩火自焚，导致西部帝国政府灭亡。但总体而论，帝国的治理一直就符合理性，蛮族也被富有策略地吸纳进帝国的管理体制中。

各种新观点中也不乏对基督教会的价值重估。1958年，在马堡学院，意大利裔英国史家阿诺尔德·莫明利亚诺提醒学者们，他们似乎忽略了基督教会在这一转折性历史时期中所起的作用。以德意志文献集成研究所为代表的史料整理机构围绕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来区分史料的价值，有意无意之间将宗教性尤其是神学论述加以忽略，将它们留给专门的教会机构去处理。莫明利亚诺认为罗马帝国政府仍然是“严厉的、务实的，也是失败的；但是，教会是灵活的、有适应力的，为那些政府不能吸纳的人才提供了活动空间”。因此，有才之士“逃避政府、进入教会，为教会奉献一切，这就导致政府受到削弱”。尽管这种局面的出现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但是他肯定，“教会的繁荣既是罗马帝国政府衰落的结果，也是原因”。“修道院提供了异教城市生活的替代品”，“主教成为普通人的领袖和保护者”。教会似乎也可以解释东西部帝国的不同命运。东部的教会对罗马政府的态度更加宽容，对蛮族的态度更加不友好；而在西部则远非如此。教会倾向于与蛮族合作并欢迎他们取代罗马政府。主教们关心的是蛮族的天主教化，也借此或多或少地让他们罗马化并能与罗马公民和平共处。[83]

尽管莫明利亚诺还是在罗马帝国衰亡的宏大主题下讨论基督教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指出了教会与罗马文明之间更为深刻的一体化，促使学者们重新思考异教（多神教）、基督教、异端、蛮族与罗马政府之间复杂而灵活的关系，从而突破19世纪学术界所设定的某些程式化定性分析，发现了基督教会保护民众、接纳蛮族并组建新社区的潜力。基督教会具有从传统宗教组织变身为新型社会组织的可能性。

1971年，莫明利亚诺的学生彼得·布朗发表了《古代晚期世界：150—750》。作为通俗读物，该书文笔优美，插图丰富，流传甚广，极大地推动了英语学界对古代晚期的研究兴趣。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概念源自艺术史，指在早期基督教影响之下的早期拜占庭建筑雕刻艺术风格。广义的古代晚期包括公元150—750年的6个世纪，相当于基督教会史中广义的教父时代，从使徒传教至约787年第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或者从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之后到800年西部帝国复兴。狭义的古代晚期则往往指罗马帝国成为基督教帝国的那个特定时期，从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the Great，306—337年在位）到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527—565）或者莫里斯皇帝（Muarice，582—602）去世的300年间。另有论者希望将其扩展至公元1100年左右。[84]但响应者并不多。

从地理上讲，古代晚期以地中海为中心，即罗马人所谓的“内湖”，核心区域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边缘地区则包括受到罗马文化影响的区域，即古典文化所辐射到的地域，从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到中东的幼发拉底河流域，也可以延伸至印度河流域，葱岭以西。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说，则是罗马帝国向三大后续文明转化的时期，在此期间，希腊基督教、拉丁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兴起。如《牛津古代晚期辞典》云：“本辞典为欧洲、北非、西亚和中亚地区3世纪中期到8世纪中期大约500年间的历史、宗教、文献和物质遗存提供简易信息。”[85]

通过考察基督徒的社会心态和想象世界，彼得·布朗认真地指出基督教会的胜利是如何通过服务于变动中的社会而得来的。一方面，他令基督教会史与罗马帝国衰亡脱钩；另一方面神学话语被还原为社会话语，用以理解每位神学家所面对的听众及其诉求。以安布罗斯还安布罗斯，以奥古斯丁还奥古斯丁，不是从现代教俗分离的先入之见中解读这些神学家如何对罗马帝国衰亡负责，而是考察他们如何创造性地应对时代的挑战，使得基督教会赢得了信众，获得了财富。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可以说，是在西部帝国灭亡之后，才通过艰辛的教会改革而得以实现的。

1977年，法国学者亨利伊莱娜·马儒同样出版了一部小册子——《罗马衰亡抑或古代晚期》。在书的开篇，马儒简要地追溯了古代晚期作为一个独特研究对象的学术史，将俄罗斯学者埃纳洛瓦（Dmitri V.Ainalov）和奥地利学者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分别视为先驱，将艺术领域的抽象艺术引以为同志，赞赏德语学界长期坚持使用“古代晚期”术语，反对法语学界流行的提法如“古代的终结”或者“中古的开始”等，鼓励学者们使用具有积极意义的“古代晚期”。[86]随着教会、蛮族和罗马帝国治理三个方面都走出罗马帝国衰亡的阴影，它们三者的胜利并不一定带来古代罗马帝国的衰亡，但古代罗马帝国的衰亡确实使得三者携手开创了一个新文明，而古代晚期就是这个新文明的酝酿期。

20世纪下半叶，以古代晚期研究为典型代表的“罗马世界转型”范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诚如《古代晚期杂志》主编、美国学者拉尔夫·马提森在热情洋溢的发刊词中所说的那样：“从前，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我们或者是早期中古史家、拜占庭学专家、古典学家、教父学家、晚期罗马帝国研究者，或者是民族大迁徙研究者。现在我们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古代晚期研究者。如同族群生成一般，我们获得了新的身份，我们甚至办了两份杂志——《古代晚期》（法文，1993）和《古代晚期杂志》——以示庆贺。”[87]

如马儒所言，“古代晚期”并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概念。早在1827年就有德国学者使用过“古代晚期”（spätantique），用来说明一种雕塑的类型。[88]此后也有不少图书提到过古代晚期的艺术风格，多与早期基督教、拜占庭艺术式样连用。1900年俄罗斯学者德米特里·埃纳洛瓦出版《拜占庭文明的希腊基础》。此书1961年被译成英文[89]，1962年在哈佛大学专门举办了阅读该书的工作坊。1901年，李格尔更在其《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一书中讨论过“古代晚期”概念，而且认为这个概念不仅在当时已经流行，而且“最贴近实际情况”。他本人倾向于将“上起君士坦丁大帝，下迄查理大帝”这一段时期称为“罗马晚期”。因为他想到的是罗马帝国，研究的地域侧重于拜占庭帝国。[90]此后，不仅在德语世界，“古代晚期”（Spätantike）一直被学者沿用，而且在英语世界，用古代晚期作为论著标题的例子也并不鲜见。[91]最近，意大利学者马里奥·马察则从德意学术界的视角，重新挖掘古代晚期研究的其他渊源，尤其是德国学者路德·哈特曼（Ludo Moritz Hartmann）和意大利学者马扎里诺（Santo Mazzarino）在古代晚期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开拓性贡献。[92]尽管如此，凭借以《古代晚期世界：150—750》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彼得·布朗使得这一概念在英语学界和读者之中深入人心，引导许多后学走上古代晚期研究之路，甚至使之成为显学。

与李格尔的作品类似，《古代晚期世界：150—750》也聚焦于拜占庭帝国早期艺术，但是围绕基督教文化做了更为广泛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在书中，彼得·布朗开宗明义，对流行的“罗马帝国衰亡”命题提出挑战，转而关注古代世界的转型。“贯穿本书的主题是公元200年后古代世界各种界域的不断变动与重新定位。这与传统的‘罗马帝国衰亡’命题没有什么瓜葛。‘衰亡’仅仅影响到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政治结构：这一事件未对古代晚期的文化发源地——地中海东部和近东——造成多大损伤。即使对于6—7世纪西欧的蛮族王国而言，残存于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仍然被当作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帝国，也沿用其旧名——共和国。古代晚期的人们所迫切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各种固有界域的艰难调整。”否定了罗马帝国政府作为历史变迁的核心力量的可能性之后，布朗发现了当时存在着的更多变化，在各种类型的转型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关系。“只能说某些变化以某种方式相伴发生，以至于我们无法孤立地理解它们。”[93]

1996年，布朗出版《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提出三种观点：第一，西部帝国的历史不再是一部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第二，这是一个为现代欧洲奠基的新时代，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第三，在古代晚期，蛮族根据实际需要利用基督教，逐渐地创造出新认同，在这种历史进程中，西欧独特的基督教想象世界也由此得到形塑。古代晚期是发展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筑基时代。[94]这种转型可能不那么高级，但特别实用，不仅有利于教会满足普通信众的需要，而且也为现代欧洲奠基。

对于布朗所构建的转型模式，学界的批评集中于两点。第一是其过分强调延续性与转型，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变迁，尤其是剧烈的政治军事变化。第二点则针对古代晚期研究者观察视角的偏颇性。他们颇有点矫枉过正，似乎从过分集中于政治和制度而转向过分聚焦于宗教文化。“‘古代晚期’具有沦为奇风异俗之域的危险，充满了旷野的修士，兴奋的贞女，并由宗教、心态和生活方式的冲突所主宰。在这种图景中……各种新的战线正在拉开。例如，基于教会的召唤和自身社会身份之间的冲突，家庭成员之间彼此斗争。以教堂和修道院为主体的新型宏大建筑，成为新兴权威和影响力中心的集中表现；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是吸引各地修士们的新家园，而东部行省则由于其内部那令人陶醉的文化融合，易于发生变迁。”[95]

这些偏颇却源自于布朗最大的贡献之所在——发掘新史料和严格依据文本研究历史。在古代晚期兴起之前，历史学家们研究晚期罗马史的时候，在教俗分离的宗教理性原则下，向史料拷问“客观真实”。受到重视的主要史料限于对各种“真实史事”的记载，而数量庞大的宗教史料因为与所谓的世俗社会关系不大，被打入冷宫。以琼斯为例，他曾写道：“当我利用古代史料的时候，我得承认，穷其一生，不足以尽读；任何浏览米涅（J.P.Migne）的《教父大全》（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的人都会深有体会。我很快就决定放弃关于神学的论述、对《圣经》的评注，以及世俗美文（奥索尼乌斯和克劳迪安自然例外）。那里有些麦穗，但是在我看来，稗子占主体，许多最好的麦子已经被先前的学者们收割了，尤其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学者，他们所编订的教父文献是充满奇异信息的矿藏。在阅读了相当一部分之后，我最终放弃了布道词，因为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圣经》的评注，或者涉及泛泛而论的伦理话题。”[96]

琼斯编订的史料选集《至5世纪的罗马史·第二卷·帝国时代》，正是这一史料选择原则的实物载体，围绕帝国行政管理，按专题分类编选，包括元首制、皇帝、元老阶层、骑士阶层、行政服务、军队、行省、城市、税收、司法、身份、经济事务和宗教，凡13章346页。宗教内容仅一章，不到30页，不足全书的1/11。[97]

这些被琼斯认为是“稗子”的史料，长期以来也不被其他史家看好，以致普遍缺乏现代精校精注本。琼斯所阅读的这些“良莠不齐”的教会史料的现代版本，主要来自19世纪中期法国教士米涅汇编的本子《教父大全》。《教父大全》所用版本较老，印刷质量较差，排版也很拥挤，“阅读界面”并不友好，与其他受到史家重视的史料版本形成鲜明的对照，例如“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不仅琼斯如此，即便是天主教史家，对这些宗教史料也不是都很喜欢。例如被认为是古代晚期开创者之一的法国教父学家马儒将圣徒传视为令人讨厌的杂货，类似于今天的小说连载。[98]因此，一方面，许多经典史料被反复研究；另一方面，许多“稗子”史料长期无人问津。“古代晚期的许多文献还没有被充分研究过。有些作品的年代、写作地点和历史背景尚未确定……古代晚期文献的写作格式和主题反映了时代的风气，每一件史料都需要根据当时的背景进行解释和评价。”[99]

布朗的研究，不仅将当时的一切文化现象都纳入研究范畴之内，而且也为这些研究指示了“新史料”。虽然这些“新史料”本是旧史料，但是从新的角度去利用，用以回答新问题，它们也就摇身一变成为“新史料”，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晚期古代罗马史的史料格局。2000年，马斯为关心古代晚期的学生和普通读者编订了新的史料集——《古代晚期史料读本》。他似乎刻意模仿琼斯编订的史料选集，也采取按类而从，13章凡355页。这13章分别是罗马帝国、罗马军队、基督教会、多神教、犹太人、女性、法律、医药、哲学、波斯、日耳曼入侵者和他们的王国、中亚人和斯拉夫人，还有伊斯兰教。[100]马斯的史料集与琼斯的篇幅相当，而内容悬殊，形成鲜明的对比。

[61]围绕着是罗马因素还是日耳曼因素奠定了现代欧洲制度之根基的问题，曾引发过广泛的争议，形成了所谓罗马学派和日耳曼学派。前者主张罗马因素起主导作用，以法国学者库朗日为典型代表，他主张一切所谓日耳曼因素从文献证据来说，都是起源于罗马文明的。C.Stephenson，“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Feud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6，No.4（jul.，1941），pp.788-812.史学史上的系统总结参见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十八及十九世纪·第四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93-513页。

[62]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史评论）》，陈国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页。最为简明扼要而系统的表述，则见于其《欧洲史》：Henri Pirenne, A History of Europe：from the Invasions to the XVI Century, trans.Bernard Miall, New York：W.W.Norton＆Company, Inc.，1939，pp.31-38。对皮朗命题的最新讨论，参见王晋新：《皮朗与“皮朗命题”——对西方文明形成时代的重新审视》，《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

[63]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王晋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64]E.Power，“Review：A Problem of Transition”，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10，No.1（1940），pp.60-62.皮朗在史料运用上没有太多的新突破。考古学家对此批评较多，霍吉斯甚至认为皮朗的观点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这一时期缺乏足够的可靠史料。参见R.Hodges, Towns and Trade in the Age of Charlemagne, London：Duckworth，2000。

[65]Alfred F.Havighurst ed.，The Pirenne Thesis：Analysis, Criticism, and Revision, Boston：D.C.Heath＆Co.，1958，pp.ix-xii.

[66]Ibid.，p.x.

[67]Bryce Lyon, The Middle Ages in Recent Historical Thought：Selected Topics, Washington D.C.：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59，pp.1-7.

[68]L.White, e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Gibbon’s Problem after Two Centur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301.

[69]M.Chambers, The Fall of Rome：Can It Be Explained？pp.1-6.

[70]D.Kagan,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Decline or Transformation？，1978.

[71]阿方斯·多普施：《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肖超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

[72]H.E.Barnes，“Review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No.2（1938），pp.299-300.

[73]Paul Egon Hübinger，“Einleitung”，Idem（Hrsg.），Kulturbruch oder Kulturkontinuität im Übergang von der Antike zum Mittelalter, 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68，pp.vii-x.

[74]Reinhard Wenskus, Stammesbildung und Verfassung：Das Werden der frühmittelalterlichen Gentes, Köln：Böhlan Verlag，1977，pp.1-2.

[75]这个术语借鉴自人类学家缪尔曼（W.E.Mühlmann，1904—1988），缪尔曼曾受到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的影响。

[76]Reinhard Wenskus, Stammsbildung und Verfassung：Das Werden der frühmittelalterlichen Gentes, pp.1-13.

[77]Wolfram Herwig，“The Shaping of the Early Medieval Kingdom”，Viator, vol.1（1970），pp.11-20.

[78]John B.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om Arcadius to Irene（395 A.D.to 800 A.D），vol.I, London：MacMillan，1889，pp.v-ix.

[79]Norman H.Baynes，“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Power in Western Europe.Some Modern Explanations”，The J 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33，parts 1＆2（1943），pp.29-35.

[80]A.H.M.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vol.II, Oxford：Blackwell，1964，p.1068.

[81]Walter Goffart，“Zosimus, the First Historian of Rome’s Fall”，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6，No.2（Apr.，1971），pp.412-441.

[82]Walter Goffart, Barbarians and Romans, A.D.418-584：The Techniques of Accomoda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83]本段引文皆出自Arnaldo Momigliano, 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3，pp.6-15。

[84]关于古代晚期的断限，一直存在着争论。例如Arnaldo Macone，“A Long Late Antiquity？Considerations on a Controversial Periodization”，J ournal of Late Antiquity, vol.I, No.1，2008，pp.4-19；Clifford Ando，“Decline, Fall, and Transformation”，J ournal of Late Antiquity, vol.I, No.1，2008，pp.31-60；C.Warren Hollister，“The Phases of European History and the Nonexistence of the Middle Ages”，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61，No.1（Feb.，1992），pp.1-22。

[85]Oliver Nicholson 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Late Antiqui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vi.

[86]Henri-Irénée Marrou, Décadence romaine ou antiquité tardive？：IIIe-VIesiècle, Paris：Editions du Seuil，1977，p.12.奇怪的是，马儒并没有提及彼得·布朗，参考书中也没有列其作品。

[87]Edward James，“The Rise and Function of the Concept‘Late Antiquity’”，J ournal of Late Antiquity, vol.I, No.1，2008，pp.20-30.该刊第一期刊登了一组讨论古代晚期研究领域的文章。

[88]Carl Friederich von Rumohr, Italienische Forschungen, vol.I, Berlin：Nicolai’schen Buchhandlung，1827，p.336.

[89]Dmitri V.Ainalov, The Hellenistic Origins of Byzantine Art, New Brunswick, 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1.

[90]A.李格尔：《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陈平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54页。

[91]A.Demandt, Die Spätantike：Römische Geschichte von Diocletian bis J ustinian，284—565 n.Chr.，München：Verlag C.H.Beck，2007，pp.xv-xxi.最近追溯“古代晚期”兴起的论著较多，例如John Liebeschuetz，“The Birth of Late Antiquity”，Idem, Decline and Change in Late Antiquity：Religion, Barbarians and Their Historiography, Aldershot：Ashgate/Variorum，2006，pp.593-610。

[92]Mario Mazza，“Tarda antichità：‘improvvisazioni e variazioni’su un tema storiografico”，Occidente/Oriente，1（2020），pp.13-25；译文见《晚期古代：一个史学史术语上的“即兴作与变奏作”》，Nanimonai译，https：//www.douban.com/note/780808932/，访问日期：2020年10月16日。

[93]本段引文皆出自P.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 New York：Thames＆Hudson，1971，pp.19-20.

[94]P.Brown,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Triumph and Diversity, AD 200—1000，Malden, MA.：Blackwell Publishers，1997，pp.1-33.

[95]A.Camero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600，London：Routledge，1993，p.6.

[96]A.H.M.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vol.II, pp.vi-vii.

[97]A.H.M.Jones, A History of Rome Through the Fifth Century, Vol.II, Empire, London：MacMillan，1970.

[98]P.Riche，“Préface à Ferdinand Lot, 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ébut du moyen age”，Idem, Education et cultur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London：Ashgate/Variorum，1993，p.x.

[99]R.W.Mathisen, People, Personal Express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Late Antiquity, vol.I,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en Press，2003，pp.4-5；D.Shanzer，“Literature, History, Periodization, and the Pleasures of the Latin Literary History of Late Antiquity”，History Compass, vol.7，Issue 3（May，2009），pp.917-954.他们从文献史的角度对古代晚期大量文献受到研究者忽视这一现象有深入的分析。

[100]M.Maas, Readings in Late Antiquity：A Sourcebook, London：Routledge，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