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3—9世纪的亚欧大陆发生了革命性的历史变化——从古代向中古的转化。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罗马帝国、萨珊波斯帝国与汉晋帝国长期主导这一旧大陆温带地区的政治历史。在这一时期之中，历史文献称之为“蛮夷”的少数族裔群体纷纷内迁，进入帝国的腹地，冲击着也更新着帝国的政治秩序。“蛮族”内迁最终促成了一系列蛮族王国的建立。此后又经过数百年的历史变动和政治争斗，最终重新形成了一系列的大帝国。按照时间的先后是拜占庭帝国、隋唐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加洛林帝国。因此，3—9世纪的政治历史似乎可以被描述为，以旧帝国的衰败为起点，而以新帝国的重建为终点。

毫无疑问，这些新建立的帝国并不是对原有旧帝国的简单恢复。帝国之内或者加入了大量的少数族裔群体，或者统治者自身也是源自于少数族裔。在欧洲，加洛林帝国的统治者，长期被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视为蛮族；在西亚地区，在罗马人和波斯人的眼中，阿拉伯人是蛮族。在东亚，北朝的统治者被南朝视为夷狄，隋唐帝国的统治者则来自不同族群融合的边境地区。从这个角度而论，唯一例外的似乎是拜占庭帝国，虽然该帝国的皇帝也有来自边境地区的少数族裔，如芝诺皇帝（Zeno，474—491年在位），但总体上延续了罗马人的统治。

另一个普遍发生的现象，则是宗教信仰的广泛流行。汉晋王朝的疆域内佛教传入，道教兴起；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得到广泛传播，最终于4世纪成为国教；萨珊波斯帝国所崇信的琐罗亚斯德教被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教所取代。宗教的流行使得这一时期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而在7—9世纪兴盛一时的这些亚欧帝国，都具有比较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政治统治也变得相对神圣化。

如何看待这长达6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催生了史学史上不少著名的历史解释模式。唯物主义史家试图认真地将这一广袤旧大陆的几乎所有文明都纳入考察范围之内。虽然这种广阔的视野牺牲掉了诸多的历史具象，但也从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形成）和剥削方式（农奴制与地租）等方面发现了3—9世纪亚欧大陆和北非地区相似的历史演化趋势。不仅如此，唯物主义将这一段历史置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历史巨变中，从而赋予了这一段历史以进步的亮光。帝国衰亡并不仅仅是一件坏事，相反，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兴起，意味着历史的进步。

在视野上不逊于唯物主义史学范式的，是文明形态说的解释模式，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汤因比虽然以文明作为观察历史的单位，将人类历史区分为二十多个文明的演化史，但其基本解释框架来自他对3—9世纪欧洲史的历史考察。他将精神创造力作为文明兴衰的根本性动力。当文明兴起之时，其精英人物充满了神奇的开拓创新精神，使得新的文化得以形成。由于有了这种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文明不断地发展壮大，并使得自身步入帝国时代。但帝国的建立，却是文明丧失其文化创造力之时，因为精英阶层为了控制广袤的人口和帝国，不得不采取守成的政策，限制创新。从这个角度而言，帝国时期物质生活繁荣，但是精神生活贫乏。帝国带来了巨量的物质财富，但也标志着文明步入了“煦暖的晚秋”，离冬天不远了，它自身也开始走向衰亡。汤因比认为，帝国的形成不仅促进了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而且丧失创造力的统治阶级开始不断地压迫贫民。为了寻找出路，帝国内部的“无产阶级”不仅利用新的宗教和文化形式奋起反抗，而且帝国境外的“无产阶级”也觊觎着帝国的财富，时刻准备加入抢夺者的行列。内外交困之中，文明衰亡。这是汤因比总结出来的文明衰亡的希腊—罗马模式。[3]

汤因比的帝国衰亡模式，似乎让读者似曾相识。在18世纪，他的乡贤、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就强调了罗马帝国是在基督教与蛮族的双重打击之下走向衰亡的。而且，在6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吉本也具有某种世界眼光。由于蛮族在亚欧大草原上迁徙流动，基督教会内部残酷的斗争使得失败者被流放，被迫远走他乡；为了追溯这两者的来龙去脉，吉本描述的地理范围远远超出了罗马帝国的实际控制疆域，几乎涉及了东亚之外、整个亚欧非地区的游牧民族与基督教会。吉本的命题通常被概括为“野蛮与迷信的胜利”。[4]其核心观点就是，一旦成为国教，基督教会倡导迷信，打击异端分子，派系争斗激烈，内部耗损严重；加上帝国政府为了维持武备，不得不引入战斗能力更强的蛮族，使得罗马帝国步入漫长的衰亡之路。吉本提醒读者，尽管有组织的信仰实属必要，但教务与国务应有所区分，发展科技则应为帝国发展的要务。

尽管唯物主义、文明形态和罗马帝国衰亡这样宏大的解释范式过多地关注现实，但也因此而有效地沟通了古今，为历史研究深入细部确立了宏大的解释框架。借助这些理论作为拐杖，历史学家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零散的史料和孤立的历史现象，而且可以径直聚焦于特定的区域和时段，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如此，以这些经典性解释范式作为背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有关欧洲从古代向中古转变的学术新潮流。

近年来兴起的古代晚期研究似乎在地理视野上以爱德华·吉本为师，但不仅仅考察基督教，还包括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几乎将旧大陆的主要宗教信仰都纳入了研究的范畴。而且与吉本大相迥异的是，古代晚期研究并不用衰亡来限定研究的取向，而是更加积极地从文化创造、社会整合与族群认同形成的角度，揭示这一时期宗教信仰与教会所起的积极作用。[5]尽管古代晚期研究聚焦于罗马帝国以及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视野难免会以地中海世界为中心，但是，在全球化的当下，古代晚期研究提供了对3—9世纪旧大陆进行整体研究的可能性。2015年，北京大学召开了以“帝国之后”为题目的国际学术大会，古代晚期研究的代表性人物齐聚燕园，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展开对话。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揭示了学术界围绕3—9世纪的研究开展全球性学术对话之可能性。[6]

随着古代晚期研究的推进，基督教会的历史面貌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积极应对时代变局、重新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与基督教会的“变脸”相似，蛮族也似乎不再是集野蛮与破坏于一体的无知群体，而是积极寻找机遇、能动地进行族群认同建设的建国者。面对挑战，特定的蛮族军事政治群体不断地进行自我形塑，以便在激烈的政治竞争中获得先机，并巩固自己的政权。尽管族群研究由日耳曼研究转化而来，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受到泛日耳曼主义的影响，各个蛮族群体被视为具有独特族群认同性的历史性存在。从这个角度而言，族群生成理论和族群认同研究瓦解了日耳曼人的广泛性和统一性。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成功地实现族群整合，吸纳新的血液与文化，创造出各自的族群认同。因此之故作为集合名词的日耳曼人在文献中逐渐消失。在中古早期，日耳曼人成为日耳曼尼亚这个特定地区的族群认同标签。[7]

罗马帝国自身经历的变化，也同样吸引着研究者的关注。琼斯（Arnold H.M.Jones，1904—1970）奠定了晚期罗马帝国治理史的研究。他出版的经典论著如《晚期罗马帝国：284—602年：社会经济和治理概览》（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2 vols.，Oxford：Blackwell Ltd.，1964.），编辑的相应工具书如《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The Prosopogra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I, A.D.260—39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史料汇编如《至5世纪的罗马史》（A History of Rome Through the Fifth Century，2 vols.，London：MacMillan，1968—1970），将晚期罗马帝国史研究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牢固地建立起来。他和同行们发现，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总体而言，帝国的制度得到维系，帝国治理运行依然良好。罗马帝国的衰亡来自外因或者说蛮族的入侵以及由此导致的破坏；西部帝国的边境线长于东部，由此负担过重，导致其灭亡。[8]

近来的研究似乎使得从前被分别视为罗马帝国衰落期的古代晚期（约300—600）和黑暗时代的中古早期（约500—1000）变得生动鲜活起来。拜占庭不再那么暮气沉沉，而是在传承古老文明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以便更好地应对危机，守护文明不坠。用朱迪丝·赫林的话来说，拜占庭文明与生活也似乎变得“与众不同”[9]。与此类似，西部的蛮族王国通过吸纳罗马文明，利用“地方罗马性”，成功地创造了新的蛮族认同，这一过程被美国学者托马斯·诺贝尔总结为“从罗马行省到蛮族王国”[10]。

这些新的研究趋势揭示了3—9世纪历史演化的动态性，不仅罗马帝国、蛮族王国和基督教会三者各自随时而变，而且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三者互相合纵连横，彼此学习模仿，导致蛮族、罗马和基督教会互相影响。蛮族的习俗原本并不一定源自于蛮族地区，而是模仿罗马帝国的结果；罗马帝国也在不断通过模仿蛮族的习俗而使得后者转化为罗马制度；而其中基督教会居间联络，促进二者和平共处，从而加速了二者的互相转化，推动罗马因素和蛮族因素不断融合。不仅如此，另一方面，蛮族、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会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为了竞争，在互相学习的同时，三者也不断地各自创造着新认同，以便彼此区分。而基督教会也会在其中鼓动人心，将差异视为对立，激化蛮族政权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因此，我们似乎难以再从静态的角度给这一时期的罗马帝国、蛮族王国和基督教会某种定性说明。何谓蛮族制度？罗马制度又是什么？在互动之中竞争、建构各自的认同性，蛮族、罗马人和基督教会共同创造了中古早期欧洲的基督教政治文化。

本书凡十一章。第一章综述有关从古代向中古过渡的学术观点，说明我们有必要重建从古代向中古欧洲过渡的政治叙事。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梳理古代罗马帝国的帝国观和中古早期拉丁文献的罗马帝国观。作为回应，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一章也探讨加洛林帝国的帝国观念。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叙述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创建的历史。第七、八章集中考证并分析查理曼称帝这一历史事件的经过和影响，并从东西南北关系网络中分析加洛林帝国建立的历史意义，总结从古代罗马帝国向中古神圣的罗马帝国的历史进程。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讨论加洛林帝国如何塑造其神圣性，并建设其神圣的政治文化。

感谢我的导师马克垚教授热情慷慨地赠予序言，使本书增色不少！这篇序言提要钩玄，总结了本书的基本观点。置于篇首，读者庶几可以先读为快。

[3]王少如、沈晓红译：《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7-12页。

[4]郑福同：《吉朋和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5期。详见本书第11章。

[5]侯树栋：《晚期古代和中世纪早期史研究中的新价值取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6]王晴佳、李隆国主编：《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7]Walter Pohl, Die Germanen, Berlin：De Gruyter，2010，pp.4-7.

[8]A.H.M.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vol.2，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64，pp.1027-1031.

[9]Judith Herrin, Byzantium：The Surprising Life of a Medieval Empire, London：Penguin Books Ltd.，2007.

[10]Thomas F.X.Noble, From the Roman Provinces to the Barbarian Kingdoms, London：Routledge，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