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基础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应用中的女性

性别不平等、性别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和社会的诸多方面都长期存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女性的处境和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和改善。

近年来，科技治理中的性别议题在科技政策领域日益得到重视。2021年7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创造性韧性》（Creative Resilience）报告中指出，在科学研究中忽视性别维度的影响会严重阻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十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并发出全球倡议——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关注并解决各种性别议题，这将会为后疫情时代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复苏提供全新的应对方式和发展路径。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5月发布《性别与　COVID-19》（Gender and COVID-19）报告，认为新冠疫情的暴发促进了科学研究对于性别议题的反思——性别差异是科技创新所忽视的间隙，是成果突破的重要切入点；各个国家需要以强有力的性别分析为基础，开展高质量的性别区分研究，关注性别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WHO，2020；O’Flynn，2020）。而回溯科技治理中与性别议题相关的政策制定，早在2011年的联合国性别、科学、技术决议，就强调科学研究要考虑科技成果对两性的影响并鼓励研究人员树立性别差异意识并进行区分研究（UNESCO，2011），后续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聚光灯倡议”（2017）、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2020）、《世界妇女的进步：变化世界的家庭（2019—2020）》等文件都强调性别维度的嵌入对于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也逐渐关注科技治理中的性别议题。早在2010年9月9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全体委员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女性科研人员发展的特别政策措施（包括放宽申报年龄、资助倾斜、研发团队性别多样化等）。2011年，科技部、全国妇联印发《关于加强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国科发政〔2011〕580号）；201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报告了当时国内百余所高校已经开设440余门女性学和性别平等课程，性别平等议题也已经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支持开展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研究。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提出：要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既要考虑各国国情、性别差异、妇女特殊需求，确保妇女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又要创新政策手段，激发妇女潜力，推动广大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2021年，科技部会同全国妇联等12家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国科发才〔2021〕172号），进一步强调强化女性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并促进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如今，性别议题在我国的基础科学和研究领域中已经获得了充分的政策关注度。

基础科学和研究领域中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出现，实质上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现象，国际上称之为“管漏现象”，这一现象被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斯蒂芬·切奇（Stephen Ceci）和温蒂·威廉姆斯（Wendy Williams）、堪萨斯大学的经济学家唐娜·金瑟（Donna Ginther）和波士顿大学的经济学家舒拉米特·卡恩（Shulamit Kahn）通过统计数据，在各个学科中都得到了证明。“管漏现象”描述的是在基础科学和研究领域的相关学科中，随着教育和学术生涯向高层次发展，女性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女性人才在逐渐流失。因此，有人将这一现象形象地比喻为“管漏现象”，将学者的教育和学术生涯比作水在一个狭长的管道中不断流动的过程，女性人才会在学术生涯中途不断漏走，形成大量人才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