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社会发展中的女性[4]

女性主义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为性别议题提供了理论和价值观的沃土，这种观念也在不断向各个领域普及。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的推进；在劳动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赋权（economic empowerment）；在就业与人力资源发展领域，表现为管漏现象（leaky pipeline）的出现和解决。

1.1.1　性别主流化

根据欧洲委员会的定义，性别主流化指的是政策在（重新）组织、改进、发展和评估过程中，让两性平等观点渗透到政策制定的各个层次和各个阶段。很多学者都对政策的性别中立性提出了疑问：很多国家的政策看似性别中立，实质上是一种性别无视，它们忽视了两性所面临的真实约束，认为现实是无差异的、无冲突的（Mieke和Connie，1995）。而事实上，在资源配置、责任承担、劳动分工等多个方面，两性都有着显著的不同。因此，性别主流化是推动政策进步、对政策进行反思的有效方式。欧洲专家小组率先设计出了“性别影响评估”（Gender Impact Assessment, GIA）的性别主流化分析工具，通过输入—输出—影响的逻辑顺序来分析政策对两性平等的影响。性别影响评估是一种先验性的政策分析工具，在政策颁布之前通过对话、技术预测等方式对新政策进行“有无对比”分析[5]，识别出政策可能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从而不断重新定位和修正政策。

Verloo（2005）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政策分析框架来促进政策的性别主流化过程。与其他政策分析框架不同的是，除了诊断政策问题、预估政策行动和开展多方对话，它为性与性别因素提供了舞台，纳入了女性主义研究中的“社会性别”（陈劲和吴欣桐，2018）概念并将“性与性别分析法”的要素（吴欣桐等，2018）嵌入性别影响评估：①性别维度（社会认知图式、性别身份、行为规范和制度）；②性别结构（劳动结构、公民身份、婚姻关系结构）；③性别机制（资源、道德和社会规范在两性间的分布）；④交叉影响（民族、种族、阶级、年龄）。性别影响评估已经应用于分析家庭部门经济政策、微观企业经济政策、就业政策等。

1.1.2　女性经济赋权

科学与性别、性别主流化主要是基于科学哲学逻辑和政策逻辑，共同尝试着将性别与科学研究、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市场和经济驱动则是性别议题普及的主要动因。在经济研究领域，议题主要是研究女性对经济的贡献以及女性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对象集中在女性高管、女性创业者和其他女性新兴劳动者类型上，并已经取得了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与男性高管相比，女性高管具有更加明显的关系导向和民主风格（Johnson和Eagly，1990）。技术复杂化使得高效的管理实践方式通时合变，随着创新活动的开展逐步转向协同创新、用户创新、开放式创新、平台驱动式创新，创新活动涉及的相关者多、信息量大、对沟通能力和知识共享的需求强烈（Ansari等，2014），而这些都与女性高管友好、包容、愿意倾听、善于沟通、具有同理心的关系型特点相符。作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代表，创业者在创新驱动发展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承担着扛鼎之力。通常情况下，由于女性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劳动以及生育、抚养与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等家庭事务，因而她们倾向于进行自主创业来获得更大的工作自由度，以便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另外Raheim和Bolden（1995）发现自雇形式的创业行为比单纯地提高收入对女性赋权的效果更大。

然而，参与传统经济活动的女性远远不止这两种社会角色。近几年，随着服务经济的繁荣发展，女性劳动者在服务业的优势也在逐渐凸显。当然，共通性的劳动市场性别歧视问题仍然存在，女性劳动者面临同工不同酬、工作稳定性低、晋升难度大等问题。有研究表明，女性在特定行业的就业率和收入取决于该行业是否被“性别化”：如果一个行业被打上高技术型的标签，行业内的职位就具有男性气质（masculine）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行业被打上低技术型的标签，行业内的职位就具有女性气质（femininity）并伴随低社会地位和低收入。后者发生在话务、电报传递、文档管理等工作中。此类服务型工作又被称为“关节型工作”（articulation work），作为其他工作环节之间的衔接是对社会秩序的隐形管理，但往往不被承认、不受重视（Hampson和Junor，2005）。理论学者的各种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关节型工作需要劳动者具备整合能力、协调能力、融合能力、判断力和较强的知识储备（Howcroft和Richardson，2010）。根据社会分层视角下的功能主义理论，社会角色的功能与价值报酬相匹配，由于“关节型工作”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而使得很多劳动成果无法直接被衡量，故价值报酬相对较低。这也是造成性别收入鸿沟（gender income gap）的原因之一。

1.1.3　女性管漏现象

科学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是社会能够维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其中，对于STEM[6]领域发展的重视使得相关专业的人才需求日益增加。但是，从人口比重上看，截至2022年3月29日，全球238个国家和地区人口总数约为79亿人，女性约为38.43亿人。但是，在STEM领域中女性比重过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报告，女性在全球科研领域中的占比不到30%。[7]在Dasgupta和Stout（2014）的综述中，他们提到了STEM领域中的女性管漏现象，在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三个主要发展期（青春期、成年初显期以及专业时期）中，女性都会受到学习环境、同伴压力、家庭压力、家庭责任等现实状况的阻碍，无法持续地参与到STEM领域的长期科研工作中，从而使得该领域的女性参与度和成就表现出严重的性别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