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昌垂：从科研工作者到联合国管理领军人

作为迄今为止在联合国系统经历了从P5（处长）到D1（副司长）、D2（司长）、ASG（助理秘书长）及USG（副秘书长）各个级别的第一位中国籍官员，2020年11月，何昌垂先生回到母校，在“大国青年”北京大学国际组织主题月高端讲坛发表演讲。借此契机，本书编委会特邀何昌垂先生，讲述他在联合国任职期间面临的挑战与取得的成就，探讨全球治理新格局中的中国智慧与人才培养。

记 者：何老师您好！我了解到您于1989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在燕园的五年学习生活有哪些令您难忘的经历呢？这些经历对您之后的职业生涯产生了什么影响？

何昌垂：年轻的时候，我从乡下考到了家乡的最高学府——福清一中，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去北京上大学的梦想。但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我的学业一度被迫中断。后来能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感到非常幸运，这是时代给我的一个机会。作为一个第二次走进课堂的成年人，我当时需要一边兼顾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工作，一边系统地学习博士课程。虽然压力很大，但我深知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所以认真刻苦地按照学校的要求去完成学业任务。

在这期间，我参与了一次国家遥感中心在北大遥感所召开的工作会议。会上时任北大副校长的沈克琦老师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国家机关的管理干部今后应该要有高学历，要既懂技术又得懂管理。这句话成为我后来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南，也就是说，作为业务干部，需要学习管理知识；作为管理干部，需要加强业务学习。

我们北大遥感所的那批老教授，比如我的导师王乃樑教授、承继成教授等，在当时国家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开展科研工作，真可谓是筚路蓝缕。他们当时去野外考察，往往都是身上背着大大的背包，双手一手拿着罗盘，一手拿着遥感照片。虽然科研条件艰苦，但是他们始终坚忍不拔，面对再大的困难也从不退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两个重要品质：第一个是治学严谨，第二个是吃苦耐劳。我们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也都非常团结，许多野外考察工作大家都是一起完成的。这种在北大培养熏陶出来的团队合作精神，对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建立富有集体行动力的队伍影响深远。

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在北大的那几年，不仅学到了遥感方面的专业知识，还培养了艰苦奋斗、勤奋严谨、团结协作的治学作风，特别是北大传统中深厚的家国情怀深深地影响了我。这些影响对我来说是非常深远的，也成为我一直到现在工作生活和为人处世的指南。

记 者：您曾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进入了该组织的最高管理层，您觉得自己在任职期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何昌垂：我从1988年起到2013年，有25年的时间在联合国工作。这期间我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在一些有关人道主义救援、帮助弱势群体应对危机的重大事件中，我觉得我的努力是对得起组织、祖国和世界人民的，也是对得起自己的。

2003年年末，东南亚暴发了禽流感，引起了民众极大的恐慌。我作为地区农业事务的总负责人，首先前往疫区了解和掌握当地的情况。那时，人们连鸡肉和鸡蛋都不敢吃，在最初暴发禽流感的泰国、越南等地，一旦农场中出现一只病鸡，所有禽类就全部被扑杀掩埋。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地区办公室是应对最及时的团队。我们最早进入该地区进行监测预报与预警，同时也最早帮助灾区开展防控、扑杀以及灾后重建活动。紧急救援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急”，所以应对这些紧急情况时，可能要打破常规，如果一切都要想得都很周到再去办的话就晚了。

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是亚太地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经历的又一场巨大自然灾害。在这场灾害中，我们及时有效的救援工作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在随后的全球粮食危机、海地地震以及巴基斯坦的洪水灾害中，我们都按照一定的应急模式去组织善后事宜，总结出一套应急管理经验的同时，还尝试了一些创新性的组织安排。我觉得这些成果是国际组织被认可、被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老百姓从我们的工作中得到了及时的帮助，而不是处于完全无助的状态。诚然，当今世界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国际组织在全球各种人为或自然紧急灾害的应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记 者：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您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特别棘手的情况呢？

何昌垂：2006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这场改革发端于一些发达国家，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国家对于联合国机构官僚机制及其低效的不满，也发端于个别发达国家对于第三次连任的总干事的不满。因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发动了一场针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政变”，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历史上著名的“独立外部评估”（IEE）——在没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和理事会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对该组织进行所谓的独立外部评估。这在国际组织治理规制上是不合规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应该说，这是一场“保粮农”和“换粮农”的南北斗争。

所有的国家都在秘书处里面寻找代理人，希望有了解内部情况的人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意见和想法，为他们提供一些“炮弹”。我们秘书处的职员为了能够把组织办得更好，也花了很多心思。我当时是地区办公室的第一负责人，在整个改革的五到六年的过程中，我是参与最多的，提的建议也是最系统的。这些建议在改革过程中都得到了认可，被写进了相关建议文件里。我当时提出来的建议主要有几个侧重点：第一，应该加强地方能力建设。我觉得我们把力量全部集中在总部是有问题的，应该要把力量挪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换句话说，要权力下放，要把一些技术资源、资金资源等从总部下沉到地方。第二，关于管理模式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强调一种扁平的管理模式，我当时提出了渔网（Fish Net）状的管理模式，即撒下去应该是扁平式的，而不是金字塔式的，否则就很有可能产生官僚作风，所以应该减少管理层次。第三，关于紧急救援的问题，基于应对禽流感以及印度洋海啸等灾情的经验，我觉得促进紧急救援的资金要得到更加灵活的使用，紧急救援工作也不能完全按部就班地进行。

记 者：您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工作这么多年，在平衡不同国家利益诉求时面临了无数挑战，例如，您在《我的联合国之路》一书中提到在组织几次地区部长会议、领导地区和国家的发展项目、进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改革等过程中都面临了重重障碍。那么，您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呢？

何昌垂：组织的改革反映了不同国家的不同诉求。联合国是一个博弈的平台，不管是组织地区部长会议还是其他领导人的会议，都会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在其中进行博弈。

根据职业要求，我们应该忠于联合国。但是在面对现实问题时，不同的利益集团总会要求秘书处支持他们的一些想法和立场。无论是一场会议议程的选择、文件的起草，还是项目的落实、经费的分配，这种博弈处处都有体现。

在这些问题面前，国际组织的公平性是非常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历史上长久受到殖民主义的掠夺，如今应当享有发展权。然而，目前的状况并不能，也不可能使他们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机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不均等的。因此，我们在设计项目、决定会议议程时，会尽可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机会、权利方面的平等诉求。这是很重要的，也是无可非议的。

记 者：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级别的官员，您在管理职员构成多元化的团队方面有什么心得？

何昌垂：联合国是多元文化的典型，拥有190多个成员国，其中有公民参加联合国工作的大概有120个国家。职员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教育背景以及所涉及的专业领域都是五花八门的。可能某些话对于来自一些国家的人来说是一种幽默，但是到了另一些人那里，就变成一种冒犯，甚至攻击。

对中国人来说，语言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我们把外语作为一种工作工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去理解一些外语中的幽默，可能就更加困难了。我相信很多人去听CNN、BBC的时候，虽然能听得懂每个单词，但是却未必理解某一句话背后的含义。我们也见到过同事为了这样一些小事吵架，确实是因为语言存在一定障碍。

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就发生在某次G20峰会上。中国代表团带着一些企业家到了主办国，但是发现东道主的工作习惯跟我们不一样，比如，我们说好了8点30分见面，如果不准时到达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不礼貌。但是对方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往往晚一点才到。这也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体现。所以，我们在努力学好外语的同时，还要去了解其他国家的法律、文化、宗教以及他们的价值观、习惯等，这样才能在交往交流中充分理解并表现出对别人的尊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有时会有很大的差异，但这也为各种观点的对话和交融提供了可能。所以如果进入国际组织工作的话，大家要有人文关怀和同理心，学一些国际社会交往方面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记 者：40多年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见证了中国从一个受援国转变为向南方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发展解决方案的援助国。根据您在联合国多年工作的经验，您认为中国在农业国际合作方面怎样才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何昌垂：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和坚定的支持者，矢志不渝地支持多边主义，做出了许多历史性的贡献。比如说，中国近几年来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设立了8000万的信托基金。这些信托基金为联合国开展培训、技术援助、统计农业数据等工作提供了支持。中国还派出了4000多名技术人员到发展中国家去支持农业建设，帮助他们种水稻、种茶、建设小水利工程等，我参观过好多这样的基地。从南太平洋到非洲，在许多艰苦、贫困甚至战乱的地区，都有中国人进行南南合作的身影。

同时，中国参与国际农业合作还是有一些可以提升的方面。首先，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我认为应该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业合作的分量。“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业就业占比超过40%，农业占GDP的比例超过20%，这里同时也是贫困、饥饿、营养不良、生态恶化等问题比较集中的区域。生态恶化本身导致了贫困，反过来贫困又加重了生态恶化和社会动乱。所以对这些地方来说，解决农业问题刻不容缓。因此，我们应当争取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办法，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业合作的分量。

其次，我觉得还可以从过去着重于技术的援助，扩展到关于援助政策的磋商。中国用占世界9%的土地、6%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全球20%人口的吃饭问题，说明我们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方面是有独到之处的。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把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十几年来，每年的第一个红头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国有了这个战略思考，就有了政策规范；有了政策，就有了具体的规划；有了规划，就有了资金以及人力资源的动员组织分配。虽然我们自己很清楚中国模式，但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不清楚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甚至有的还不太相信。今后我们不妨把国际合作提升到政策研究的层次，这样就可以把中国智慧传播到其他地方去。我们不会强加于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后可以填补的空白。

最后，我认为还应该提高合作的质量。中国的对外农业合作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社会招标，由企业出去执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存在急功近利的风险。所以我觉得今后应该加强受益方，即老百姓的直接参与，让他们参与讨论哪些项目应该优先进行，以及项目的具体实施和目标任务。同时，我觉得我们还应该考虑增加项目的参与方合作伙伴，比如一些西方国家的项目除了跟政府合作以外，也会适当地吸引一些第三方，特别是非政府组织来参与项目的执行。我想这对于我们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思路会有所帮助。

记 者：2019年，屈冬玉先生当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新一任总干事的消息令人振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雇员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岗位的非常少，您能否对已经进入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籍官员提几点发展建议？

何昌垂：这几年中国逐渐走向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心，是因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被“逼着”走向中心的，这是历史和现实的要求。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所以国家这几年很重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国际组织的人员增加了。1998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只有十几个中国雇员，现在有60多个，但总体上中国人在联合国系统里的占比还是很低。现在联合国里的中国职员只占了总数的1.7%，但我们交会费的比例却超过12%，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组织中的中国雇员还是代表性严重不足的。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进入联合国系统的人是很幸运的。我希望他们能够不负韶华，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多做一些贡献。因为对于国际组织中的中国人来说，要学的东西很多，要学外语，还得学规则，需要了解人家运作的程序，了解跟我们不同的体系。我们要不断学习，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