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如何打破历史的“恐怖平衡”

正始，是曹魏第三位皇帝曹芳使用过的年号，始于240年，止于249年。正始十年即249年，这一年四月，曹芳下诏改年号为嘉平，正始十年只存续了三个多月。不过，就在这约100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影响到之后几年、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历史。

正始十年（249）正月，曹魏太傅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之变，将大将军曹爽及其党羽一举铲除，从而控制了朝政。之后，经过司马氏父子的接续努力，至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时，通过禅让手段取代了曹魏，建立了西晋政权，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汉末群雄争霸，经过多年征战后，天下逐渐形成魏、蜀、吴三个政权；出人意料的是，最终实现统一的却是晋朝，司马氏父子凭借什么做到了这一点呢？

如果以孙权称帝时的229年为时间点观察天下格局，在地图上所呈现的魏、蜀、吴三个政权的疆域面积或许相差不大，曹魏占据着北方，长江以南及广大西南地区是孙吴和蜀汉的地盘。然而，从经济总量、人口、军队数量等主要指标看，三方的差距其实非常明显。按照东汉末年的行政区划，全国共有13个州，孙吴占据的主要是扬州、荆州各一部及交州，蜀汉基本局限于益州。简单计算的话，13个州中，曹魏实际掌握着接近10个州，孙吴和蜀汉相加仅有3个州多一点。这种综合实力的比较从人口统计情况也可以看出来，蜀汉和孙吴亡国时人口分别为108万和240万，而同时期曹魏的人口为537万，天下总体是“一强对二弱”的格局，但强者很强，弱者比一般人印象中的还要弱一些。

但是曹魏未能完成统一大业，有人归其原因于赤壁之战，认为这场战役中存在的偶然性造成了天下的三分，这其实夸大了赤壁之战的影响。赤壁之战的直接后果仅是“三分荆州”而已，曹魏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无论是曹操还是他的继任者都有机会再次发动统一之战，但曹魏最终没有实现统一。到三国后期，吴、蜀两国经过长期战争消耗，国力下降得很快，曹魏在北方大范围屯田，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实现统一的条件更充分了，但曹魏依然没能完成统一。

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虽然没有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也不算昏庸无能，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在完成统一天下的事业中也做了许多努力，他们在位期间，曹魏在三国中的相对优势并没有减弱。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策中将“天下有变”作为北伐胜利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曹丕和曹叡都没有给对手这样的机会，这也是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魏明帝景初三年（239）曹叡驾崩，年仅8岁的养子曹芳即位，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这项托孤安排有些问题，合理的安排是，要么托付给一位重臣，如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要么托付给几位大臣集体辅政，如曹丕托孤于曹真、曹休、陈群和司马懿。曹叡将后事托付给曹爽、司马懿二人，又不分主次，甚至让他们“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这为二人矛盾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曹爽是一个“德薄位尊”之人，能力平平，仅因为宗室的身份骤然掌握大权。为防范司马懿，曹爽身边聚集了一帮亲信党羽，在他们的怂恿下，曹爽“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将司马懿逐渐架空。以为大权已经稳固，曹爽和同党们于是奢华享乐起来。他们大量占官田为私有，窃取官物，向州郡求索奉献。曹爽本人“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还让何晏等人主持官员选拔。何晏“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内外望风，莫敢忤旨”，一批正直官员因为小事而被免官，令曹魏大失官心和民心。

司马懿受排挤后一直隐忍不发，目的是让曹爽一伙的行径充分暴露，同时等待机会。正始十年（249）正月，司马懿父子借少帝曹芳和曹爽拜谒高平陵之机一举发动政变，消灭了曹爽一党，掌握了实权。此前，所有大权几乎尽在曹爽等人掌握中，司马懿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得到了蒋济、高柔、王观等一批曹魏老臣的支持，他们对曹爽等人早有不满，直接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政变。政变时，许多官员发现城里有异动，预感到发生了大事，也都猜出了大概，但绝大多数人都闭门不出，静观其变，这反映出官员们希望曹爽等人下台的普遍呼声。

在曹爽等人专权期间，曹魏内部失和，政治混乱，国力不断变弱，其间，也曾出兵伐蜀，但一场大雨就让其不了了之，反映出曹魏军队战斗力的衰减。虽然“一强对二弱”的总体格局未变，但强弱之间的差距如果逐渐减小的话，就会达到一种“恐怖平衡”，意味着谁都无法消灭对方。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三国分裂的局面可能不止数十年而会更长，也许会提前出现南北朝那样的大分裂时期。司马懿父子发动政变，无论其出于怎样的动机，从结果看，其实都产生了为北方政权“止损”的作用，制止了“恐怖平衡”的出现，最终使国家很快实现了统一，这是三国归晋历史意义之所在。

然而，为历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司马懿，在后世人们心目中却是一个复杂的人，甚至是一个负面的人：拥有智慧，但也充满权谋；在政治上取得节节胜利，但在对手面前也显得无比冷酷；“伏膺儒教”，但也落下了篡位的骂名。人们很早就发现了司马懿身上这些矛盾之处，《晋书》既赞其“天挺之姿，应期佐命，文以缵治，武以棱威”，认为其“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但同时又说他“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两面性几乎成为对司马懿评价的定论，后赵皇帝石勒甚至认为司马懿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三国归晋，站在成功学的角度看，司马懿父子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赢家；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被贴上了“阴谋家”的标签。有人从私德的角度批评司马懿的虚伪、奸诈、残忍，认为其在曹操、曹丕和曹叡时代刻意伪装逢迎才一步步走向权力的核心；有人认为司马懿父子在战争中“刚重凌厉”，留下屠城的记载；还有人认为在高平陵政变夺取权力后，司马懿父子不应该再对那些已无力反抗的对手用最残酷的手段彻底消灭。以上这些说法都有事实作为论据，确实无法抵赖。只能说，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都是弱小的，往往只能被裹挟，即使司马懿父子这样的“非常之人”也难以避免，这是司马懿父子复杂、多元又充满矛盾的性格形成的原因。

本书聚焦于正始十年（249）前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探察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政变的前因与后果，在不放过历史细节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本书无意为司马懿父子翻案或“洗白”，而是关注他们身上的时代烙印，分析矛盾性、复杂性的成因及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本书以时间为写作顺序，为使书中的时间线索不发生混乱，凡涉及的月份如无特别注明均依据史书原文呈现。为更好地还原历史，书中使用了一些汉末三国时期通用的度量衡单位，如“斤”“里”等，并在必要处进行了古今换算。特此说明。

南门太守

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