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南宋浙学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唐宋变革

尽管一种思想文化观念的产生发展不能简单地化约为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及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性则是无法否认的。正因此，只要不将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理论予以机械化的理解，其所体现的辩证原理还是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的。实际上，思想文化观念的产生发展既不可能完全吻合于社会存在演化的真实序列，也不可能完全疏离于这种真实序列而成为仅仅是在一种封闭自足的语境中的观念独白。一种有价值的思想史研究和阐释，应该是既能够回到原有的历史场景中去，“将思想放回历史语境中，重新建立思想的背景”，[20]也就是将思想观念尽可能放回人们原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技术、生活方式等环境中去予以考察；又注意分析思想观念传承演变的内在理路，将每一个特定思想本身固有的问题和逻辑予以恰当的梳理和阐释。无疑，这将会是一种“内外兼修”“合纵连横”的立体性、综合性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这样的思想史一方面能较清晰地呈现由于其与社会存在演化的真实序列的相关性而具有的历史脉络和思想性格，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思想史成为有血有肉、丰富生动的思想有机体，从而能够透现出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和精神意蕴的固有魅力。

根据这种“内外兼修”“合纵连横”的立体性、综合性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对南宋浙学的思想史研究首先应该从其所植根的社会存在演化的真实序列中予以考察，在南宋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技术、生产生活方式等历史环境中进行“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解读。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时代，国内外学术界都较普遍地认同从唐代到宋代有着较大社会变化甚至发生了所谓“社会转型”“社会变革”的巨大变化的观点。在一般的治史者中，早已有唐宋分界观，习惯于把汉唐与宋元明清加以区分。但是，把唐宋分界进一步看作唐宋变革并作为一种正式的学术观念，主要来源于国外汉学界普遍倡导的一种唐宋转型的“假说”（hypothesis）。这个假说，最早可追溯到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虎次郎（号湖南）的主张。在20世纪初期，内藤湖南逐步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唐和宋在社会和文化性质上具有显著差异的论断，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从远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从宋元至明清）三个性质不同的时期，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端。这就是著名的“内藤假说”。此后，内藤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在继承其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明确系统的“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及其京都学派关于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开端、唐宋变革的历史观，在日、欧、美汉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被普遍接受，当然也引起不少质疑和争论，但它们更多的实际上是进一步补充和修正了这一假说。[21]“可以说，从1909年起一百年来，‘唐宋变革说’在日本学界引起的反响是相当热烈的，它成为日本中国学界的研究主流”。[22]在美国学者于1975年出版的宋学研究论文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的导言中，主编海格尔概括道：“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8、9、10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渡时期，这点现在几乎已成为自明之理。”[23]可见，“唐宋变革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海外汉学界关于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范式，至少构成了相关研究的重要问题背景。

当然，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论显然是受西方近代历史分期学说影响的产物，具有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国历史的局限性。但是，这毕竟是较早地借鉴西方的历史分期法对中国历史进行上古、中古、近世这样的阶段性划分的尝试，而且它恰恰力图以此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出独立的观察和解释。所以他与当时“将所有的东西全都归结到西洋的‘近代’这一单线的历史观相比，在本质上全然不同”，“‘近世论’的特征在于，并非只重视西洋‘近世’，对日本、中国也设定了这一有着共通时代面貌的‘近世’”。[24]总之，尽管内藤湖南及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说具有某些局限性，但它对于国际国内学术界重视和重新审视宋代自身的独特性质、认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固有道路及其规律，推动宋史及中国史的研究是有着巨大作用和启发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书也是赞同唐宋变革论的基本观点的。但是，本书同时也认为，它作为一种宏观的历史观，还缺乏对一些重大实际和理论问题的进一步具体探讨和说明，而只有进一步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使唐宋变革论获得真正坚实的历史和理论的支撑，也才可以较好地说明宋代作为“近世”社会所具有的基本特质、发展逻辑和特有价值。

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来深入考察一下唐宋之际尤其是宋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及其水平是否已极大地不同于以往时代，从而表现出了“近世化”的特征。

在进行相应的考察之前，有必要先在这里对“近世”这个概念做明确的规定。学术界对“近世”这个概念大致有两种主要的理解：一是把“近世”与“近古”概念在基本相似意义上使用或混用，一般指唐末至明末，或五代至明末，也有指宋元明时代，此说把此时期看作仍是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在晚近中文史学界已较少使用。二是把“近世”与“近代”概念在基本相似意义上使用或混用，一般指宋元明清，也有特指明清者。此说把其所指时期看作已不同于此前之中国古代史，而具有相当于西欧中古以后的“近代”的意义，这已在现代中外学者中得到较多认同和应用，如胡适在其《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就以“近世”指宋元明清，其义相当于西方中古以后的时代。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在20世纪上半期，也是在此义上使用中国“近世”概念的，并在日本、欧美学界得到较普遍认同。正如钱婉约指出的：“在内藤所处的时代，日语中用‘近世’一词对应上述‘Modern’所包含的这些意义，有时也用‘近代’一词代替‘近世’，即内藤时代的日本，是以‘近世’和‘近代’两词混用，来指代相当于英语中的‘Modern’一词的。而在当今的日本学术界，则似乎把‘Modern’又分为两个时期，其前期是‘近世’，后期是‘近代’，而‘近代’一词更对应于原本‘Modern’的意义。”[25]本书所主张的“近世”概念，与上述诸义都有不同，它既不同于“中古”，也不同于“近代”，而是指一种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形态，也可称之为“前近代”或者“亚近代”的“近世化”的历史时期。因为我们现在所运用的“近代”一词，源于欧美语境中的英语“Modern”这一概念，同时也称为“现代”，实指一种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它在一般意义上是指离我们当代最近的以前那个时代，从哲学意义上说，它是指从非理性的、非科学的宗教主义或专制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的时代；从历史意义上说，则表示摆脱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而进入工业革命的时代”。[26]这样一个“近代”概念，并不完全符合中国自宋至清末的历史实际，所以不适合采用。若把自宋至清末这样一个从中世纪向近代（现代）过渡的“前现代化”（pre-modern）的社会文化阶段称之为“近世”，可能更能准确地标示出其时代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近世”概念的界定，与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是基本一致的。据内藤湖南研究专家钱婉约认为：“内藤的‘近世’（有时也用‘近代’）正是借用了那个时代普遍使用的‘近世’这一概念，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欧美语境中的‘Modern’或今天日语中的‘近代’，他所指陈的‘近世’的意义，是说宋代开始定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本类型，以及当时所达到的文化、艺术生活的水准，在中国直到清代以前一直延续着，基本上没有变化。”[27]也就是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末开始到宋代定型并发展到高度发达状态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及文化等形态，不仅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几个世纪，而且已具有“近世化”的特征。只是此后它没能进一步发展进入“近代化”的进程而一直停滞、延续到清末为止。显然，这种不同于“近代”的“近世”，是介于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一种形态，具有自身的突出特点。这种“近世”概念，已日渐被一些学者所接受，如陈来就明确表示赞同这种“唐宋转型”说，并主张以“亚近代”或“近世化”来指称“唐宋转型”这一历史时期：“中唐开始而在北宋稳定确立的文化转向正是这个‘近世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近世化的文化形态可以被认为是中世纪精神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中间形态，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28]综上所述，本书主张以“近世”来指称自唐末到清末（简单地说是宋元明清）这个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前现代化”（pre-modern）的社会历史阶段，而自清末开始为近代社会。这实际上是把宋代看作一个承先启后的过渡期，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转折期。明确这样一种历史分期，对于我们真正深入认识和把握宋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的性质和特点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正如法国已故宋史专家巴拉兹认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各种问题，宋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9]

不过，对于唐宋之际开始的社会转型特别是宋代所具有的近世化社会性质，学术界还是有许多不同的认识，也有不少反对意见。我认为，要确认唐宋之际开始的社会转型特别是宋代所具有的近世化社会性质，首先要考察其社会经济生活状况是否已经具有近世化社会的性质及其特点。所以，下文将着重考察在唐宋之际特别是宋代社会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性质和特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