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价值

本报告所称的社会价值即义利并举，又称可持续发展贡献值或综合价值，指组织（含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为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美好未来，通过创新的生产技术、运营模式和管理机制等方式，所实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贡献。

社会价值包括三方面内容：“目标”是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美好未来；“方式”是创新的生产技术、运营模式和管理机制；“效益”是实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贡献。在评估社会价值时，“目标”重点考察驱动力，即“组织为什么存续”；“方式”重点考察创新力，即“组织如何可持续”；“效益”重点考察行动力，即“组织创造了怎样的价值”。由于目标、方式和效益的英文AIM、APPROACH和ACTION的首字母都是“A”，驱动力、创新力和转化力结尾词都是“力”，社会价值又被称为“3A三力”的价值主张。

（一）思想渊源

关于社会价值的内涵，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3]中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英国经济学家阿瑟·赛斯尔·庇古在《福利经济学》[4]中提出的外部效应、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5]中提出的“公平的正义”等传统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都进行过相关论述。进入21世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威廉·克拉克等学者基于跨学科研究提出了新兴“可持续发展科学”，即以研究地球“承载能力”为核心，探索经济、社会和生态的交互影响。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赫尔曼·戴利在《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6]一书中提出了更有远见的思想。他强调增长是数量性的扩张，而发展则是质量上的改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社会和经济的集成，要告别“以增长为核心”的数量发展观，建立“以福利为中心”的质量发展观。这些都为中国提出社会价值主张提供了养分。

追根溯源，本报告提出的“社会价值”基于两大思想脉络。

一是秉承了中国“义利并举”文化传统。与西方形式逻辑发展起来的线性思维不同，东方智慧崇尚全局性、系统性的思考方式。早在2500多年前，先祖就在《周易》中提到“利者，义之和也”，“夫进物之速者，义不若利；存物之终者，利不及义”。此后尽管儒道墨法在“义利轻重”上有所差异，但都认同“义利一体”“天人合一”是发展的本质规律。社会价值正是当代语境中的义利并举。

二是契合了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思想。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总部召开，193个成员国在峰会上正式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旨在从2015年到2030年以综合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发展问题。社会价值的宗旨就是推动社会从“单维增长”走向“多维发展”。

作为一种跨界创新的探索，社会价值以回归价值为核心、以推动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它既蕴含了激励微观实体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做出综合贡献的美好理想，也符合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值变现的市场规律。

（二）逻辑体系

本报告借鉴了信息科技的思维方式，将“社会价值评估体系”分为基础层、工具层和应用层三层架构（见图1）。基础层关注“逻辑”，重点在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现有主流认知体系如何自洽。主流认知体系包括公共政策、学术理论以及最有威力的文化积淀。应用层关注“需求”，重点在于是否融入政府管理、企业运营和百姓生活中。而如何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密切协同，长期以来极为短缺的就是“工具”，尤其是能广泛应用且逻辑自洽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