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2015年7月11日至12日，中国社会学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一年一度的学术年会，与此同时，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也迎来了第六届属于自己的年度盛会。第六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主题为“海洋渔村与社会变迁”，由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上海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学院、广东海洋大学等共同协办，我本人担任本届论坛的负责人。

第六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一共收到学术论文31篇，本卷《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从中遴选了16篇论文，分为“渔村文化与渔村民俗”“渔民群体与渔村社会”“渔村社会变迁”“渔村社会管理”“港口城市文化”五个单元。

在“渔村文化与渔村民俗”单元，与会学者阐述了渔村节庆的百年流变，提出海洋节庆的产业化是民俗文化传承的出路之一，分析了涉海民间信仰与海洋渔村文化旅游建设的密切关系。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经济研究会会长林光纪通过对福建省连江县苔菉镇××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渔村的节庆分为家庆、村庆与国庆三种，社戏是节庆的传统表述方式。在城镇化进程中，市场主导渔村演变，同时渔村节庆还受到洋节的冲击，出现市场化倾向，“节味”越来越淡。他认为要密切联系政府、渔村居民及社会各界，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并弘扬渔村特有的传统节日文化，赋予它们新的时代特点，使渔村节庆成为渔区社会的“文化自觉”。福州大学的陈慎博士考察了福建原生蛇信仰的历史和现状，发现原生蛇信仰作为福建产生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海（水）神信仰不断式微和被边缘化。而挖掘包括涉海民间信仰在内的福建独有的区域海洋文化内涵，弘扬海洋文化，对于丰富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提升福建海洋渔村旅游竞争力，实现差异化发展、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对其加以深入挖掘和保护开发，使其成为反哺福建省海洋渔村文化旅游产业珍贵的本土文化资源。中国海洋大学的宋宁而博士和贺柳笛同学以日照刘家湾赶海节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赶海节将民俗文化和旅游有效结合，走产业化道路，获得传承传统文化、打造知名品牌、带动经济发展和促进城市建设的积极成效，分析了在此过程中存在市场化运作不充分、宏观引导不足以及对文化的挖掘不够深入全面的问题。同时，以顺应社会发展和繁荣赶海节的建设为目标，围绕存在的问题，他们提出赶海节的建设发展应注重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保护，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以当地传统民俗文化为亮点，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完善市场化运作模式。

在“渔民群体与渔村社会”单元，与会学者探讨了中国渔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在转产转业过程中沿海渔民与海洋的关系变迁问题和环境抗争中农村精英的辩证策略，同时着重对渔村妇女的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以及渔村变迁过程中妇女的自我劳动意识的形成展开了热烈讨论。

上海海洋大学的张丽同学和韩兴勇教授在对上海金山嘴渔村妇女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别从渔村妇女个人和家庭的十个方面对渔村妇女就业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文化程度”“是否有子女上学”“是否有老人需要赡养”“家人的态度”“其丈夫从事的工作行业”等指标与渔村妇女就业呈显著正相关的分析结果，提出应重视渔民的教育、鼓励和指导渔民创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中国海洋大学的赵宗金副教授和杨媛同学从市场、政策、人为三个方面选取“水产品价格”“海洋捕捞产量”“税收负担”“受教育水平”四个变量对2004～2013年中国11个沿海省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水产品价格”“海洋捕捞产量”对渔民收入有显著的影响，“税收负担”对渔民收入没有影响。他们从市场、政府和渔民自身三个角度提出提高渔民收入的对策和建议。浙江海洋大学的于洋博士以舟山蚂蚁岛为例，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蚂蚁岛渔村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进行梳理，通过对渔村妇女从“牛马”到“劳动主体”的转变过程的分析，探讨了蚂蚁岛渔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妇女自我意识的形成，并提出提高渔村妇女劳动参与以及自我劳动意识的建议。中国海洋大学的崔凤教授和赵雅倩同学指出，沿海渔民转产转业主要有从事海水养殖业、水产品加工业、休闲渔业渔家乐等实现路径，并通过对路径的分析，发现渔民与海洋的关系逐渐由单一走向多样性。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沿海渔民对海洋的依赖关系依然存在；二是渔民转产转业过程中渔民海洋市场化意识提高；三是渔民与海洋的关系逐渐向单纯的情感关系转变；四是渔民职业向非渔产业转移，渔村新型群体出现。他们认为对渔民和海洋的关系变迁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渔民生活的变迁。

在“渔村社会变迁”单元，与会学者通过对不同类型个案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了不同走向的渔村社会变迁路径，分析了影响渔村变迁的各类因素，指出了渔村发展的未来方向，是极其富有学术价值的。

中国海洋大学的崔凤教授和葛学良同学提出，随着人类海洋开发力度的加大，海洋资源环境状况日益恶化，以海洋为存在和发展依托的渔村社区也处在不断变迁之中。其中，在我国占较大数量的沿海渔村，正经历着一次陆化类型的变迁模式。这些沿海渔村社区主要在其产业结构以及生产生活方式、风俗文化上呈现陆化及陆化加速的趋势。分析指出，经济驱动是陆化变迁的根源，海洋渔业资源的枯竭是陆化变迁的直接原因，而自有耕地及其扩大为陆化变迁提供了可能，政策、地理、技术、文化等则是陆化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海洋大学的高超勇同学、王书明教授和王振海教授以城市化背景下海洋渔村变迁为主题考察了国内研究文献，发现渔村产业结构正处在转型中——由单一捕捞渔业转向以养殖渔业为主。渔业的转型使传统渔民成为剩余劳动力，面临转产转业，一部分渔民涌入城市，另一部分投入当地的第二、三产业中。由于传统渔业和渔民的变迁，传统渔村文化面临传承危机，一部分逐渐消失，另一部分逐步被商业化。随着渔村产业结构的转型，渔民的地位也发生了分化，本地渔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功利，本地渔民和外来渔民之间的矛盾凸显。他们指出，海洋渔村的发展路径是多元化的，海洋渔村发展的方向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并强调发展现代渔村、实现渔村现代化是实现传统海洋渔村转型的一种有效途径，且对于传统渔村的保护同样十分重要。浙江海洋学院的王建友副教授以偏远渔村——舟山普陀葫芦岛为例，分析该渔村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社会变迁，以空间转向为切入点，观察其社会变迁下渔民的生产、生活，着重分析了子女就学转向、渔业生产及公共实施和公共服务的空间转向，并描述迁出村民及留守该岛的老年村民所进行的空间重构，揭示了该渔村由繁荣到衰落的过程、原因及未来展望。

“渔村社会管理”单元是新增单元，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的渔村社会管理进行了充分交流。

吉林师范大学的王亚民研究员以《问俗录》为文本，对县官陈盛韶与海疆乡村管理做了专门考察。他从社会控制和教化两方面详述了陈盛韶管理海疆乡村社会的具体措施，认为陈盛韶对海疆乡村的管理不仅凸显地域特征，带有近代萌芽性质，而且不乏现代启示。福建省海洋与渔业经济研究会会长林光纪采用社会调查方法对我国滨海渔村发展典型之一的官坞村渔业基层经营组织变化、发展、创新及其生产关系变革进行了调查。他提出，改革开放后渔业生产关系变革促进了渔业基层经营组织的普遍创新，而随着渔业生产力的发展，官坞村渔业基层经营组织发展创新又孕育出生产关系的新变革。官坞村“村企带农户+渔业专业合作组织联农户”是很有活力和成效的基层经营组织方式，既发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激励因素，又探索出农渔村经营规模效应的新途径，得出渔业基层经营组织创新对于继续推进深化渔业改革开放是非常重要的结论。中国海洋大学的张一博士从文化适应视角出发探索了失海社区福利服务体系创新，提出失海社区福利服务体系与失海渔民文化特质不兼容，是影响失海社区建设的主要因素。他深入剖析了失海渔民的福利文化诉求，认为改变政府、社会的认知偏差，是破解失海社区福利服务建设难题的难点与焦点。当前，将民主制度视为福利资源恰当运用的重要手段，由“维稳型”方法创新转向“民生型”体系创新，设计出符合失海渔民基本福利文化价值诉求的社区福利服务体系，对于加快社区福利服务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东海洋大学的林小媛同学和高法成博士以广东阳江东平镇渔民合作社为例，对渔民合作社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认为面对发展农业经济的迫切要求，仿制农民合作社而实施的渔民合作社，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创新和安排。但渔民合作社的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组织力量薄弱、竞争力不足、生产资料占有不均衡等，最终导致绝大多数的渔民合作社名存实亡。他们通过对广东阳江东平镇的调查总结得出，发展渔业经济的重要方向是渔民合作社转向公司化管理，扩大规模、提高知名度、提高生产要素间的配置效率。中国海洋大学的王书明教授和章立玲同学提出，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是现今世界范围内的新方向，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态系统的特性出发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以科学管理和技术知识为基础，深化相关部门的分工与合作，缓解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渤海三面陆域环绕，流通性较差，海水自净能力不高，再加上渔业资源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渔业管理面临巨大压力，因而，生态系统具有的整体性特征恰好为渤海渔业管理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视角。实现基于生态系统的渤海渔业管理，首先要在实践探索中建立合作发展协调机制，加强各省市政府横向间的合作；其次要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综合管理，建立海洋资源开发综合评价制度，完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建立海洋生态监控区等；最后要建立渤海渔业共同管理模式，加强渔民参与和监督决策与管理，发挥社会力量在渤海渔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切实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在渤海区域的实施。

“港口城市文化”单元是新增单元，虽然收集的论文只有一篇，但对于海商文化的探索是一种新的也是成功的尝试，展现了学界的新动向。

上海海洋大学的宁波副研究员和李雪阳同学提出海商文化是宁波历史文化的主流。宁波依凭四明山，毗邻东海，其海商精神除了备受浙东学术“尚气节、忧民生，重信义、轻名利”浸润，还与山、海密不可分。尤其是四明山，对宁波海商文化影响深远，使宁波海商精神融入“仁”“信”“义”等中国传统思想精髓。因此，将宁波海商精神归纳为“四明精神”——“明智求新、明利重商、明勇至信、明义兼济”，不仅能概括提炼宁波的城市精神，而且能比较贴切地展示宁波海商精神的独特面貌。为更好地挖掘、传承海商文化，宁波应进一步弘扬“四明精神”，助推“一带一路”，善待历史遗产，塑造城市特色，挖掘文化财富，潜心创新转化，从而成就宁波更加美好的未来。

同以往相比，本届海洋社会学论坛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翔实。除了对原有“渔村文化与渔村民俗”和“渔民群体与渔村社会”单元的深入探讨，还扩展出“渔村社会变迁”“渔村社会管理”“港口城市文化”三个单元。从提交论文的质量上看，表现出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宝贵品质，大多数论文都有极佳的学术价值，展现了海洋社会学学科当下取得的成果。

第二，研究方法更多样，研究跨度更大。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文献研究，无论是内容分析还是大数据分析，从清代县官的海疆乡村管理到当下渔村的社会变迁，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研究方法探索海洋社会，拓宽了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广度，加深了学科深度。

第三，会议期间的学术争论与辨析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本届论坛上，学者们围绕研讨论文的若干专题展开了富有针对性的学术交锋。值得注意的是，年青一代的学者所提出的学术话题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当前，海洋社会学仍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特定主题下的富有深度的学术辨析对提升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自2012年第一卷《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这部学术集刊已连续出版四卷，海洋社会学论坛也已成功举办六届。可以说，论坛和学术集刊都是我国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印证。另外，从2015年起，《中国海洋社会发展报告（2015）》（“海洋社会蓝皮书”）也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其是由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组织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撰写、合作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海洋社会方面的蓝皮书，也是中国海洋大学首部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书。

回顾过往，海洋社会学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欣慰；面对未来，我们的任务依然艰巨，队伍有待壮大，需要共同致力解决的难题还有很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让我们为了海洋社会学的未来，共同努力。

崔凤

2016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