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金时代”的飞速发展

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在20世纪40年代便超过15%，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二战后社会和政治巨大变革的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经费充裕，通过立法确定了高等教育的战略地位，高等教育层级结构日益完善，高等教育与联邦政府之间确立了新型关系，各项事业发展迅速。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一时期被誉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

1.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

“黄金时代”高等教育规模拓展迅速，这与中等教育的普及、适龄高中毕业人数大量增加、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儿童逐渐达到入学年龄等因素息息相关。尤其是40年代末退伍军人和60年代战后婴儿潮一代（Baby Boom Generation）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1944年通过的《军人再适应法案》（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使得退伍军人大量进入学校，1945～1965年，进入高等学校的退伍军人共计达到223.2万人，仅仅在1947年，在高校注册学习的退伍军人就达到115万人，占美国高校在校总人数的49%。规模的扩张在60年代末达到顶峰，大部分州都建立了大型的和多样化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大学教师的规模也在此期间得到巨大发展，从1940年的约11.7万人、1950年的约19万人，增长到1960年的约28.2万人，1960～1970年，这一数量快速增长到约54.6万人。[1]一直到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扩张，为更多学生提供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机会。

2.高等教育经费充裕

“美国高等教育在1945至1970年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高等学校获取了大笔经费以应付不断增长的日常开支。”[2]1939～1940年高等学校开支6.747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8%；而到了1965～1966年，高等学校开支达到125.095亿美元，26年间增长了近18倍，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达到2.1%；1960年，仅全美高校科研经费就达到了24亿美元，是1940年的89倍。[3]到1968年，通过资助学生、提供研究经费、提供建筑与实验室贷款等形式，联邦政府提供的各类资助已经惠及美国92%的大学。高等教育经费的剧增，有力地吸引了众多优秀青年进入大学；大学教师收入的增加，提高了教师的待遇水平；科研设备等硬件设施的购置，为大学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研究和教学的良好环境。

3.通过立法确定了高等教育的战略地位

以1958年《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1944年《军人再适应法案》、1965年《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了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视，确保了高等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如《国防教育法》第三章“加强数学、科学和现代外国语教学”规定，提供7000万美元用于州的教学机构配置教学设施，例如实验室和其他特殊设备，包括视听材料和设备、印刷材料等。第七章“为了教育的目的，研究和试验更有效地利用电视、广播、电影，以及相关媒体”规定，推动和帮助新的教学技术和方法，例如电视、广播、电影，以及相关的交际工具等的研究和实验，以便在公立小学或中学和高等教育中运用。为保证各项教学计划的顺利进行，该法把提供更多有能力的教师列为内容之一。第四章“奖学金”规定，为了加强国防，鼓励和协助教育计划的扩展与提高以满足国家关键需求，每年将资助1500名研究生；法律要求申请人要对在高等教育的机构从事教学有兴趣，并在以后五年中每年再增加1500名；在给予申请人奖学金的同时，也向执行奖学金政策的学校提供补助。[4]

4.高等教育层级结构日益完善

教育层级结构方面，尽管美国高等教育历来以四年制的本科教育为主体，“但二战以后，这种传统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模式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随着两年制学院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急剧发展，高等教育的层次机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5]作为大学教师最主要来源的研究生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社区学院入学人数在1960年刚刚超过50万，1970年达到200万，到1990年已经接近550万。[6]Trow认为，美国在真正拥有大众化高等教育之前，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理念、机构与政策等就已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念维度上，“打破中学后教育机构中的正规学习与生活其他方面的界限，把中学后教育融入社会日常生活”；在机构维度上，一方面，“普及教育的结构，以开放入学的社区学院的形式，在20世纪早期，甚至在达到标志着大众教育的入学人数标准之前已经形成了”，[7]另一方面，《莫雷尔法案》下“赠地学院”使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性得到极大的提升。“学校多样化主要表现在社区学院的出现和壮大”，[8]Trow总结道，“实际上，美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发生的唯一主要的结构变化在于社区学院的发明与拓展”，鉴于组织与结构框架早已形成，所谓大众化“只要增长就是了”。[9]由此可见，在社区学院发展的带动下，美国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高等教育层级结构。

5.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新关系

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在此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宣告和平的到来，冷战和局部冲突使得国防上的争霸形势依然严峻，面对此种形势，联邦政府选择的是大力投资科学研究。美国高等学校在二战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军事科学及其他科学的研究为美国赢得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鉴于这种成功的经验，在冷战时期，联邦政府很自然地将基础科研经费主要应用于大学，“联邦政府与主要研究型大学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联邦政府把大学作为基础科学研究的中心，靠主要研究型大学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而大学则靠联邦政府科研经费而发展”。[10]

美国大学科研在此时期获得巨大发展，在联邦政府与高校之间独特合作模式形成的过程中，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早在1940年法国沦陷时，布什任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罗斯福总统就如何有效组织科研、服务国防和支援盟国等问题向其咨询。布什主张，政府本身不需要建立研究机构，而应当提供必要资源和组织科学家，由这些科学家在自己的工作机构——包括大学在内的非政府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布什的观点被罗斯福总统接受，并深远地影响了大学与联邦政府在科研方面的合作模式。

1944年战争后期，罗斯福就战后政府如何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同时迅速将战争年代所获得的科学知识公之于众、如何最有效地资助科研活动、如何发现和训练天才、如何保证科研继续以战时的高水平进行等问题再次向布什征求意见。布什于1945年递交了《科学，无边的疆界》（Science，Endless Frontier）报告，他指出：政府应当继续支持科学研究的开发，协助公立、私立组织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担负起促进新知识的创造和加速科技人才的培养的职责；强调基础科研的作用，开展基础科研最佳的地方是学院、大学和由捐款建立起来的各种研究机构。

在其建议下，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支持大学科研，一些重要的国家实验室也交给大学管理，例如海军生物实验室和劳伦斯放射实验室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管理，斯坦福大学设立了直线加速器中心，喷气推动器实验室由加州理工学院管理，林肯实验室由麻省理工学院管理。以促进科研和科学教育为宗旨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也在其建议下成立。布什建议并应用于实践的行动模式，可以说改变了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该模式“使得战后美国科研完全不同于战前。这场革命的核心的从扩大政府实验室的科研转向扩大私立机构的科研，以及通过合同的形式利用联邦的经费来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11]为大学科研发展创造了极佳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