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

贫困单亲妇女就业阻碍的产生机制：生命历程、角色与生存心态的诠释模型

王笃强 [1]

摘要当代社会救助改革的趋势是，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如何透过积极促进政策实现工作自立，其中贫困单亲妇女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将整合生命历程、角色与生存心态观点，深入访谈8位贫困单亲妇女，说明她们其实与一般人无异，加在她们身上的污名，使人们忽略了行动者的优势潜能与理性，而所称贫穷文化其实是时间积累下生存心态的反映。据此，我们倡议能力的语言转向，建议配合她们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构建足以陪伴并激发其优势能力的环境，从而达到助人自助的变迁目的。

关键词 贫困单亲妇女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工作福利角色生存心态

一问题陈述

当代以英、美乃至欧洲大陆为代表的“福利改革”，目前有朝权利与义务平衡、要求受助者以工作换取福利，并且搭配“萝卜与棒子”的“积极政策”（activation policy）发展的趋势（Gilbert and Van Voorhis，2001；Esping-Andersen et al.，2002；Trickey and Lødemel，2001；王永慈，2005；王笃强，2007a）。在这一潮流下，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政策上，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都成为关注的对象（Martin，2014）。其中，对于贫困单亲妇女，或基于过去《济贫法》（Poor Law）中“值得救助的穷人”（deserving poor）与“不值得救助的穷人”［undeserving poor，如没有丈夫的妈妈（husbandless mothers）］的区分（Sidel，2006）；或因当代公共争议中，政策制定者既要保护她们免于贫困又要对抗她们福利依赖的“美国新两难”（new American dilemma）（Garfinkel and McLanahan，1986），或直接源于对由非洲少数族裔所构成的“下民阶级”（underclass）的种族歧视（Katz，1989），政府部门在勉强予以社会救助的同时，还要对她们所谓的问题行为进行规范（Handler and Hasenfeld，2007），从而使她们被公众另眼看待。

台湾受该项政策扩散与仿效学习的影响，也无法自外于这一波变革的趋势。包括贫困单亲妇女在内的有工作能力未就业人口，在2010年《社会救助法》增修后，配合早先资产累积（asset building）的脱贫设计，成为目前社会行政与劳工行政部门共同积极促进自立就业的目标。例如，在该法第15条与第15条第1款中，新增了促进包括有工作能力者在内的所有低收入户与中低收入户成员就业的诱因机制（“萝卜”）的内容。希望通过就业收入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免计入家户总所得的保留社会救助资格设计，鼓励他们进入劳动市场，获得稳定工作。此外，对前述人员参与脱贫方案而增加的收入也有相同的规定，希望以此促进他们自立发展。在惩罚机制部分（“棒子”），对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一方面须依基本工资核算其收入，并使之成为家庭总收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必须接受政府部门所提供之就业服务、职业训练或以工代赈，如果不愿接受或接受后不愿工作者，主管机关将取消其救助资格。

然而，尽管有前述“萝卜与棒子”的配合，但我们无论从一线实务工作者的反应，还是从社会救助绩效考核的过程中都发现，真正在资产累积与工作福利政策激励下，家庭总收入超过贫穷门槛而仍被保留社会救助资格的人数极少，几乎在一成以下。[2]究其原因，除这类人口成功脱贫原本就不容易外，据笔者观察，因生活救助范围与受益程度有限、未能充分有效供给在先，受制于乡民社会人情因素，无法落实社会救助资格专业审查在后，而社会行政与劳工行政部门基于职能划分，无法甄别及增强就业意愿、整合相关服务，致使工作成效不彰 [3]等。而这些原因，归根结底，关键还在于对贫困单亲妇女，或者更广泛地说，对贫困求助者的基本人性缺乏合理且综合的了解。

例如，在一般人或政策制定与实务工作者眼中，有工作能力未就业的贫困单亲妇女备受非难的原因在于未婚怀孕、福利依赖、不愿工作乃至福利欺诈等问题行为。然而，这些看似不见容于主流社会价值的行为果真如表面观察的那样是懒惰、依赖的结果吗？如果不是，那么这些妨碍就业的深层因素又该被如何诠释？长期处于资源有限的生存环境中，其种种因应策略又该如何被解释？它的背后彰显的是行动者什么样的理性？这种理性真的与一般理性人的理性有那么大区别吗？我们深知在社会科学世界中，现象的表和里、因和果之间，往往未必如心所想、如眼所见，而在观察与被观察的主客体与所处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作为变迁媒介的社会工作者又当如何看待？凡此种种，都引发我们的探问。

事实上，当前关于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就业阻碍因素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个人、结构和生命历程三大观点。这些观点都只揭示了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的部分面相。这些观点不是无法同时兼容个人与结构，就是只指出了前述二者的动态历程，却未能说明时间积累对生存心态（habitus）养成的盲点。因此本文尝试站在行动者的立场上，从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与社会救助制度环境的互动过程来分析她们选择就业或不就业的逻辑，试图打破目前对贫困者行为理解的偏狭，说明受访的贫困单亲妇女其实与一般人无异，加在她们身上的福利依赖等污名，使人们忽略了行动者主体能动的理性与潜在优势，而所称的贫穷文化其实是时间积累下生存心态的反映。据此，在相关政策基础上我们倡议向能力语言转向，建议配合服务使用者生命历程中的事件，构建足以陪伴激发其优势和能力的环境，从而达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变迁目的。

二相关文献评述

有工作能力未就业 [4]的贫困妇女，在相关文献中经常被归入“劣势寻职者”（disadvantaged job seekers）（Perkins and Nelms，2004）这个类属。其他还有诸如“不易就业者”（hard-to-employ）（Brown，2001）、“易受排除伤害者”（vulnerable to exclusion）（European Foundation，2002）、“非常边缘劳动者”（very marginalized worker）（O’Donnell et al.，2003；Bashir et al.，2011）等称呼，虽然用法不同，但大体上论者们都同意，这个群体面临许多就业阻碍。《2014年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报告》（“卫生福利部”统计处，2014）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台湾地区2013年6月所有法定贫穷人口（696156人）中，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为54620人，占该项人口的7.85%。其中对单亲妇女没有做更进一步的分项统计，但粗略地依中低收入与低收入第三款中，需要担任母职或亲职照顾伤病家人口的比例推计，数量在16745人左右，约占有工作能力未就业总人口的30.66%。在本文中，我们把未就业视为贫困单亲妇女所展现出来的行为，而角色（role）是理解行为与进行社会工作变迁的重要参照，再加上实务工作者乃至一般人屡屡言及贫困人口的生活习性，因此下面我们分别就就业阻碍及其中所述及的生命历程、角色冲突与生存心态等项进行扼要的文献评述。

（一）就业阻碍

1.与个人有关的就业阻碍

与个人有关的就业阻碍，包括个人态度、动机、健康情形（如重大伤病、精神疾病、忧郁、物质滥用、正在接受治疗）、家户暴力、受虐、人力资本及与个人和能力（无学历）有关的说法。这些说法认为服务使用者不工作或不就业的理由为：①个人内在诸如健康情形等事实及懒散、依赖、道德意志薄弱等态度或动机（Murray，1984）；②即便有心但缺乏职场所需各种工作技能与经验；③混杂前述因失业、家暴、受扶养人口数过多、无法延宕满足、不良工作习惯等特质所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贫穷文化（Lewis，1959；Danziger & Seefeldt，2002）；④外在丰厚的福利给付让她们有恃无恐并形成反工作诱因（Danziger & Seefeldt，2002；Stapleton & Burkhauser，2003；Perkins & Nelms，2004）。

2.偏向结构的就业阻碍解释

上述说法，大抵偏向个别行动者的行为解释，受到不少批评。例如，无法确认态度、动机乃至贫穷文化是贫困者所独有；而增加个人资本也无法避免产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失业。因此，有一派从结构取向出发，论称贫困者不是不工作，而是因为：①在劳动市场分化过程中位居底层，或都市内城产业区位外移，使他们想要工作却找不到，或即便找得到工作也依然穷困（Wilson，1987）；②外在的交通、托育、社会网络支持系统缺乏，受到如性别、有犯罪前科、种族等歧视，限制了他们工作的意愿（Danziger & Seefeldt，2002；Stapleton & Burkhauser，2003；Perkins & Nelms，2004；Anderson et al.，2004）。换言之，这是结构因素乃至制度配套不足造成的。

3.生命历程观下的就业阻碍

当然，结构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支持反对“责备受害人”的观点，然而这个取向过于偏向结构的解释结果，始终存在忽略个人主体性、把人化约成结构条件下的产物以及在实务操作上缓不济急等问题。因此，面对个人与结构的对立，有加以综合的必要。生命历程的观点，恰恰为天下不归杨（个人）即归墨（结构）的立场，提出同时涵摄二者复归中道的看法。

生命历程观从生命史中重大的生命事件出发，研究长期的贫穷动态。它看重贫穷者如何针对家户经济情况（household economy），发展出属于他们家户所共有的资源使用、资源分配以及增进家庭经济福祉的家庭经济策略（Dewilde，2003）。在这个观点下，结构论和理性选择论点被结合在一起，结构在制约人的同时也给了人主动开拓的力量；它把家庭和个人的贫穷放回相关脉络后，不但发现了他们的因应策略，也指出策略执行上的机会和限制（Moen & Wethington，1992）。穷人是天生的策略性行动者，具有摆脱贫穷处境（Leisering，2003；Leisering & Leibfried，2000）并因应外在环境的变动的能力。生命历程观凸显了主要家计负责人在“收入”（所得高于需求）与“支出”（户内人口变化导致需求高于所得）事件影响下，面对老、幼、离婚、死亡、意外、失业时容易陷入贫穷的阐释（吕朝贤，2007；陈柯玫等，2011）。而有工作能力却未就业，恰恰是行动者对相关因素做出综合考虑后所产生的因应与选择的结果。

综合前述三大类解释，我们认为生命历程观，特别是对本文主要关切的有工作能力未就业的贫困单亲妇女，对宣称作为变迁专业的社会工作而言，具有重要的实务意涵。因为当我们把贫困者视为策略性的行动者时，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之所以就业或不就业的行为是行动者深思熟虑、既考虑个人也考虑环境之后策略性选择的结果。而这种策略性的选择结果，无论是自主选择还是为环境所迫，除了反映现实生存所需之外，也隐含了学习仿效以及透过学习仿效可以产生学习迁移（transfer of learning）的意涵。经由这个思路，社会工作者将可以在关键重大生命事件中，找到更为具体的施力点。不过可惜的是，生命历程观虽然突出了贫困者既考虑自身又考虑环境的主体性，指出了影响家庭经济地位变动的重大生命事件的前述选择的部分，但它对具体生存策略，也就是行动本身和长此以往所造成的影响，似乎缺乏进一步的说明。对此，我们认为可以透过引入角色和角色冲突与生存心态概念加以补充。

（二）角色与角色冲突

“角色”指与社会位置相关的一组属性与期待。它是社会参与者事先所具有的认同（Winship & Mandel，1983），是符合社会行为要求的期望或脚本（Bates & Harvey，1975；Zurcher，1983转引自Myers，2012）。其展现受与期待（包含规则、法规、规范等）相连的奖赏与惩罚强化，可以通过与期待相左而被视为障碍的各种归因来得到清楚的观察。此外，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个人往往需要扮演数个角色，从而常常陷入顾此失彼的心理困境，这种困境即“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如果细分，可将角色冲突分成“角色间冲突”（inter-role conflict）与“角色内冲突”（intra-role conflict）两类。前者指一人身兼数个角色而导致顾此失彼、无法两全的现象，如当今有子女的职业妇女；后者则指担任同一角色，但无法同时满足两方面的需要或期望时所引起的心理困境，如身为两个以上孩子的母亲，自知无法使每个孩子都满足时的心情（张春兴，1989）。

在此处，我们把角色视为行为的载体，而行为是人们一切有目的的活动，由一系列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动作构成。它既受到个体内在认知、情感、兴趣、愿望、需要、动机、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左右，也受到外在客观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Myers，2012）。以变迁媒介（change agent）自许的社会工作者，不仅仅关心行为，更致力于行为的变迁。如果我们从这个理路出发，特别是当我们把包含了认知、情感乃至意图在内的态度具体化到角色载体时，探究角色如何扮演、角色与角色之间如何冲突乃至角色如何选择离开，将牵动社会工作者对案主乃至我们自身行为的理解和变迁。而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的“未就业”行为，在这种理解下，将会是当行动者面对角色冲突时，既考虑自身又考虑环境之后，在这个社会大舞台上进行角色选择及角色扮演的结果。

（三）生存心态

我们与一线工作者接触的经验显示，贫困单亲妇女求助者角色的扮演能力与她自身过去所在的位置和相关角色经验的内化有关；另外，角色扮演时间的长短和所占据的位置，对行动者问题认知与生存策略的选择也有影响。换言之，角色扮演的技巧与能力、占据的角色位置乃至由此形成的心理倾向或气质，有可能因为次数的增加、时间的延长而使相应技巧在越发精熟之际，随着经年累月、入戏太久及入戏太深，进而让依附在角色上的种种作为，由外及里，有可能从短期暂时、不得已的权宜求存之计，变成固着甚至难以摆脱的习惯，直到对外在环境的认知与动机改变为止。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布迪厄对日常生活言行实践中有关“生存心态”（habitus）的说法中，得到参考。所谓“生存心态”是一种持续性的气质禀性（disposition）或倾向。在布迪厄的概念中，一方面它是个人先赋的，是家庭、所处阶级、所受教育社会化的结果，将预先影响行动者的认知、感觉、做事及思考的偏向态度；另一方面，这种内化了的倾向，除了赋予行为意义之外，也会随行动者的社会历程而被重新建构。它受到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包含数量、结构）和场域的影响，资本、场域一起被布迪厄用来解释行动者据以行动的理据（高宣扬，1991；刘维公，1999）。用以上有关生命历程、角色与生存心态的观点，我们来观察阻碍贫困单亲妇女就业的生成机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化取向深入访谈法，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主题分析，并综合文献所触及的生命历程、角色和生存心态观点，分析贫困单亲妇女的就业阻碍与其诠释。受访者的主观感受和生命经验以及因差异反映出来的背景脉络是质性研究所关切的重点（简春安、邹平仪，2014；陈向明，2002）。在互动过程中研究者与受访者彼此互为主体，受访者不只是提供数据的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者的澄清与对话，受访者将有机会深入理解自身以及所置身的处境；而互惠、彼此相互增强权能的精神则是这种方法的重要期待（毕恒达，1996）。接下来，我们就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与目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以及研究伦理，分述如下。

（一）研究对象

通过地方政府社会救助业务承办人员与一线社会工作者的推荐，我们于2012年7～9月在台湾北、中、南、东四区，先后邀请了8位贫困单亲妇女进行深度访谈。她们的基本数据经过随机编号及匿名处理后详见表1。这8位贫困单亲妇女的年龄在29～44岁（平均约为35岁），一半以上有各种不同的健康问题，高中职或以上学历，大多数做临时工或待业，其中部分妈妈负债。她们的子女人数1～3人不等，年纪最小者3岁、最大者17岁；除2位贫困单亲妇女外，其他人的子女都有早期疗育方面的需求。至于社会支持部分，其中有3位贫困单亲妇女的家属失能需要照料，有5位贫困单亲妇女可以获得来自家人的社会支持；有7位贫困单亲妇女能够得到来自民间宗教团体的协助。

（二）研究问题与目的

针对上述研究对象，我们的研究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她们的生命历程中，所遭遇的就业阻碍与其因应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而这些角色间如果发生冲突，她们又将如何调适？其二，针对外界加在她们身上的污名，如依赖、欺骗等，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同情理解？其中，对生存心态的养成机制又将如何诠释？通过对这些研究问题进行探问，我们期望能够针对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贫困单亲妇女就业阻碍的产生机制提出既能说明短期当下策略性行为又能解释长期行为倾向的较为综合的诠释模型，以便作为日后社会工作处遇的参考。

表1 深度访谈受访者的基本资料

（三）资料搜集与分析方法

经受访者同意，除了核对社会救助调查基本资料与填写就业阻碍调查问卷外，我们还进行了2～3小时的深入访谈。其中对于部分人员日后我们还以面访或打电话方式进一步联系，持续追踪。为便于日后分析，同样在告知同意之后，我们也进行了录音和文字记录。在数据分析方法上，由于分析这类访谈数据，无论采取线性模式还是互动模式（陈向明，2002），都必须从阅读原始文本着手，然后通过深入回想受访者观点，分析、归纳组织数据，重新赋予概念与意义，并与理论文献对话，逐步发展出合理的编码及分类系统。在本研究中我们也将如此操作。在信效度检测部分，我们使用“参与者检验”与“反馈”两种方法（陈向明，2002）。对于前者，我们主要通过后续追访的方式，将数据分析初步结果与部分受访者进行反复确认，并再次邀请她们提出相关意见从而完成数据的三角检测（triangulation），以便增加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对于后者，我们则邀请实务工作者与学界同侪共同分享和讨论，经由他们的洞察及建议，再三比对数据的编码与分类是否得当，以期确保数据分析抽象化至概念形成过程中的关联性。

（四）研究伦理

保密和尊重隐私是本研究首要的伦理考虑，特别是我们研究有工作能力未就业的主题涉及她们的福利资格，因此，伦理问题格外重要。所以，研究者在邀请受访者与正式进入访谈之前，除清楚说明研究目的、程序、匿名处理、联络方式及随时提问与中止访谈之外，也特别采用书面方式强调和保证研究无关社会救助资格的审查，受访者相关的福利权利与给付不会变化，也不会受影响。在确认取得知情同意、受访者签署参与访谈同意与保密书后，我们才开始访谈研究。

四研究发现与讨论：贫困单亲妇女就业阻碍与其因应反映出来的角色形态与角色冲突的消弭

从8位受访者的就业阻碍与其因应的行为中，我们发现她们在不同的生命历程中，大致扮演“带着病人角色孤立少援的亲职照顾者”“处于劳动市场边缘、受到各种限制的生计工作者”以及“面临多重阻碍并有多元需求的策略性求助者”三大角色。其中，前两者反映了照顾与生计领域的行为，而第三种角色则是对前两者发生冲突的消弭与调处。当然，这些角色更精确地说可以用角色组（role set）来表达，它是以一个特殊地位为中心的一系列相关角色的总和。但为了行文方便，我们用最主要的角色来命名并加以说明。

（一）带着病人角色孤立少援的亲职照顾者（简称亲职照顾者）

“需照顾儿童或伤病家人”（如LSM-01、LSM-03、LSM-04、LSM-05、LSM-06、LSM-07、LSM-08）、“需料理家务”（如LSM-01、LSM-02、LSM-03、LSM-04、LSM-05、LSM-06、LSM-07）与“体力差无法工作”（如LSM-01、LSM-02、LSM-04）三项是最常被提及的就业阻碍。这些理由恰好也与《2014年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报告》的结果一致。其中，前两项、大致反映出贫困单亲妇女作为家庭照顾者的角色，是最常被言及的理由；而“体力差无法工作”，一方面可以证明过去就医用药的病史（如LSM-01因地中海型贫血所带来的头昏腰痛、LSM-02幻听自残但使用药物却又带来严重心悸、头痛不适等），另一方面也反映受访者无法从事需要久站的工作，如售货员（LSM-01、LSM-06）、工厂作业员（LSM-08），而这些又与病人角色相联系。

事实上，以上无论因基于母职成为严重伤病家人（含儿童）照顾者和家务料理人还是因目前正在就医和曾经罹病目前已痊愈的病人，往往叠合于同一人。例如，在受访的8位贫困单亲妇女中，几乎没有例外，每个人都有病人、料理家务、照顾儿童与伤病家人三个角色中的任两个。如果此时有适切的外在社会支持网络，或许对个体来讲不会构成压力，但受访的贫困单亲妇女（不止一人），或因客观上没有（如LSM-01、LSM-02、LSM-04、LSM-05等），或因各种纠结的情感而在主观上不愿（如LSM-02），在言谈中屡屡表示，她们没有人也没有资源可以依靠。而下面两种说法，颇为典型。

你叫我找谁呢！我爸妈又不在了。我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送小孩、接小孩一天要好几趟。中间有空档要洗衣服、去打工、买菜……我什么都愿意做。可是你看我（身体）这个样子（手指着零乱餐桌上的各种药袋）……我老大又这么皮，一天到晚跑学校跟人家道歉…真的！刚离婚的时候，我都快撑不下去了。每天哭，每天哭！大家只会在旁边看，没有人可以靠。（LSM-01）

当时我爸妈就不同意我们结婚！结果他生意失败，欠了一大笔债，又吸毒，又打我，还在外面有小三，根本不回家！好啦！现在他被抓去关了，但是却把两个小孩丢给我养。……现在（由于房贷交不出）法院又要拍卖我的房子……我压力真的很大，我要发疯了！你知道吗？我死好几次都没死成！……看医生、吃药，让我整个人很不舒服……唉！弄成这个样子，我不敢回家找他们（爸妈）。我真的很累了，我不晓得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LSM-02）

我们综合受访的各位贫困单亲妇女的说法，从中总结出“带着病人角色孤立少援的亲职照顾者”这个角色组，可以用此来形容她们目前的处境。称她们为病人，主要是因为她们有身体上的重大伤病、精神疾病、忧郁或正在接受治疗等。之所以称孤立少援，是因为她们单亲、受暴、受虐、缺少社会支持网络的特性。称她们为亲职照顾者，则是因为她们需要照顾儿童、伤病家人或陪伴幼年子女。以上三个特性，有时单独出现，有时联合出现，在质与量上构成了求助者最基本的特质。而这些特质，不仅仅体现在受访的这些贫困单亲妇女身上。事实上，除了物质滥用之外，这些特质也与前述就业阻碍（Danziger & Seefeldt，2002；Stapleton & Burkhauser，2003；Perkins & Nelms，2004）高度类似。至于包括酒精（酗酒）、尼古丁（烟瘾）与毒品（如安非他命、大麻等）在内的物质滥用类型之所以没有出现，可能是因为有这类行为的贫困单亲妇女在这一群体中所占比例较低，或是使用这些物质所费不赀；当然，更有可能是因为这类带有社会负面标签的行为被隐匿，不易被观察，以及她们由社会救助人员推荐，无论在社会功能上还是个人行为上都符合常规。

此外，当我们询问如何才能脱离目前的角色时，她们则常把希望寄托于子女长大。如LSM-02就说：“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子了！我只期待我两个女儿能够快快长大，我就放心了！”而LSM-04与LSM-08也有类似的说法，她们觉得今生能力有限，并把当前不如意的际遇归因于前世的“相欠债”（闽南语，意指命中注定的折磨不接受也不行），而期待能够“把债还完”。另外，LSM-07与LSM-03则表示知道不容易，但仍期待未来丈夫“对小孩要好，同时也愿意接纳她过去的伴侣”，一起开始新的人生。而这样的心态除了消极、被动地反映了“宿命”“认命”的“不得已”之外，我们认为它还主动积极地表示出“复原力”（resilience）概念中的希望感（hope）（无论是对子女还是对自身所抱持的）（曾华源等，2014），这一点可作为日后促使她们脱贫自立的优势杠杆来运用。

（二）处于劳动市场边缘、受到各种限制的生计工作者（简称生计工作者）

受访的8位贫困单亲妇女在分类上虽然属于有工作能力未就业的范畴，但事实上她们并非完全没有“就业”。这里所称的“就业”涉及全职与部分工时（part-time）受雇者的区分。例如，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每周工时在30小时以下者称为部分工时劳动者；而美、日则以每周工作35小时作为分割点。如果我们使用较高标准的后者，本研究中包括宣称自己无业（但事实上在家从事网络游戏代练员）的LSM-04在内的8位贫困单亲妇女，除了身体不适或为了照顾家人之外，每周工时几乎都在35小时以上。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她们不是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而是辛勤工作但依然无法摆脱贫困的“在职穷人”（working poor）[5]。而之所以被归到此类，在很大程度上与她们所从事的工作类型有关。这些贫困单亲妇女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以清洁工、摊贩助手、杂工等临时工作为主（如LSM-01、LSM-02、LSM-03、LSM-05、LSM-08）。

这些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入门门槛不高、不需学历，也不要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而且雇主不会去问她们的过去。

吃饭时间客人多的时候真的很辛苦。不过临时家里有事，老板不会太计较。她是我们××宫的师姐，对我很照顾，不会嫌弃我（曾经罹患精神疾病）。（LSM-02）

我在小吃店洗碗虽然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但可以很踏实！做一天就领一天钱，老板也不会问我以前的事（分居、罹患忧郁症）。（LSM-05）

我当工厂操作员的时候不小心弄伤手（右手大拇指与食指被切断），现在只好来黄昏市场这里帮人家卖水果。它距离我家很近，我骑机车来很方便！……我知道手不方便，只好比别人努力呀！……老板知道我离婚！……他没有因为这样就看不起我！（LSM-08）

然而，这类工作虽然有时间弹性的好处，但缺点是耗费体力、工作记录断断续续，很少有职业福利，也严重影响到日后的退休保障。

此外，LSM-04、LSM-05则在受访过程中表示，她们过去曾经担任过银行员与报关行职员。但是，因为离婚或分居搬回乡下老家，无法找到适合自己过去专长与能力的职缺；而如果重回都市相关的职场，两地的交通与租金的费用又超出收入而不敷成本。

离婚以后，我带着小孩，搬回老家休养很长时间。现和我妈妈住在一起，顺便照顾她。……回乡下找工作一直很不顺利呀！你知道在乡下工作机会很少的，唯一的好处就是生活费比较便宜。……我当然想回银行工作啊！毕竟这个工作我已经做了十几年，很熟悉了。可是在乡下，没有人事背景，又已经不年轻，很难跟大学生竞争啦！（LSM-04）

我专科没毕业就在报关行工作了，我先生是老板儿子。结婚之后原本生活很好，哪知道我们老大、老二都有发展迟缓的问题。结婚后他交了坏朋友，就开始喝酒、赌博，一不如意就打我和小孩。……我实在不想忍了！……现在我搬回乡下。我想做以前进出口报关的工作呀，可是在乡下想做也没有得做！如果要到××市（港都）那里去做，光车钱就不划算，如果搬过去，房租也很贵。还好，靠团契朋友帮忙，先在这里帮忙（洗碗），多少贴补一点生活费。（LSM-05）

根据以下访谈，我们归纳出“处于劳动市场边缘、受到各种限制的生计工作者”这个角色组，以此来描绘贫困单亲妇女在劳动市场中的工作样貌。这一分类，相比文献中的结构性就业阻碍类型，出入并不是太大。一般而言她们学历不高 [6]，除少数人外，缺乏特殊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并且主要集中在次级产业（服务业）；同时她们也受到包括缺乏交通工具与居住地域缺乏工作机会等结构限制。文献中有关因种族、犯罪前科与精神障碍受歧视而找不到工作的说法（Danziger & Seefeldt，2002；Stapleton & Burkhauser，2003；Perkins & Nelms，2004；Anderson et al.，2004），在我们的8位受访者中，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来。这或许与受访者在来源上无新移民和原住民有关，但相关细节恐怕还须进一步研究确认。

（三）有多重阻碍与多元需求的策略性求助者

参考Rumelt（2011）对策略（strategy）的界定，所谓“策略性求助者”（strategic helpee）（以下简称求助者），指那些可以通过预判服务供给者的行为，事先预想、打算，权衡各种利弊得失，然后协调行动，以便达成求助目的的服务使用者。当他们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难题时，不只是做计划、做选择而已，他们还能够综合预判，并且同时掌握人、我及环境的情势，对相关行动做出适当的协调与安排，以便达成目的。

因此，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认为受访的贫困单亲妇女，在因应前述亲职照顾者与生计工作者间的矛盾以及消弭前述角色冲突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了“面临多重阻碍并有多元需求的策略性求助者”的角色组。在访问中我们发现，这些贫困单亲妇女同时作为亲职照顾者与生计工作者，在生命历程中面临诸如离婚、患病、家暴、工伤、车祸等各种不同的生命事件时有着不同的角色冲突，而作为福利资源的求助者，她们努力地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希望能够在逆境中求生存。而这些是我们认为她们选择就业或不就业（无论是在意图上还是在行为上）并且彰显出主体能动性的重要理由。下面我们就角色冲突及角色冲突的消弭进行分析。

1.亲职照顾者与生计工作者之间的角色冲突

“角色间冲突”是当一个人扮演一个或同时扮演多个角色时，因无法胜任所导致的左支右绌现象（Myers，2012），这可以贴切地反映出受访者们的处境。例如，在受访者中，除了LSM-08有老妈妈可以在家协助做家务、照看小孩而相对稍感轻松外，其余受访的7位贫困单亲妇女，几乎每个人都在满足幼童与家人照顾需求以及养家糊口而努力工作，既肩负着照顾家人的责任，又要配合雇主加班的要求，结果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很难两全的矛盾；同时长期角色负荷过重，造成她们生理、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健康情况恶化。而这种困境，几乎是大部分受访者共同的感叹。其中，LSM-06当时眼眶发红、强忍泪水的叙述，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孩子小时候，每天生活就是围着家里的老人（偏瘫失能）和小孩打转。……为了生活，我好像接力赛跑一样，杂工、中介、代班、折纸莲花……人家不要的，什么我都做。好不容易小孩长大一点、以为日子会好过一点，哪知道一天到晚上警察局、到法院。……（情绪激动无法说话，访谈中止）唉！我满身都是病！我真的很累了！有时候真想一了百了！（LSM-06）

另外，LSM-01、LSM-02、LSM-04也有工作时接到学校通知，要马上赶到学校去处理小孩问题的经历。

我现在看到学校打来的电话，我就怕死了！……一定没好事！……不晓得我家那个（小孩）在学校又做什么了！……我知道她不是坏孩子，可是为什么遇到事情就是不能冷静下来！一天到晚和同学吵架，要不然就是一群人出去鬼混。我不要人家说她是没有爸爸的不良少女呀！……我当清洁工一天能赚多少？而且有做才有钱。全家都靠我，我还要去买药！……讲到这个小孩我就气，真是来讨债的！为什么这么不会想！你还要我怎么样！（LSM-01）

另外，LSM-03、LSM-05、LSM-07、LSM-08四位受访者，则是因为小孩需要早期疗育，为配合看诊时间，在一周中必须向工作单位请假数次，花上大半天时间，接送小孩到相关地方接受治疗。例如，LSM-03就是因为需要带孩子接受早疗而放弃全职工作的例子。

我女儿是CP（脑性麻痹）。我不知道我都哭过多少次了！每周都要带她到××（机构名称）去做复健。……我们组长已经很体谅我，把我改成临时班（工作）。虽然钱少一点，但是你说我还可以怎么办？（LSM-03）

而发生在亲职照顾者与生计工作者之间的角色冲突，几乎构成了贫困单亲妇女生活的主要部分。内外交迫之下，为了生活，她们不得不发展出相关的因应策略。

2.成为策略性求助者消弭角色的冲突

事实上，这些贫困单亲妇女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依赖社会救助系统的，她们往往先向亲朋好友等非正式社会网络资源求助，直到“弹尽粮绝”或原有非正式支持体系已经应对无力之后，才转而进入正式福利体系求助（王笃强，2007a）。这一点与我们在这次访谈中的发现——贫困单亲妇女的求助顺序是先手足再父母随后向亲戚和朋友要求“救急”，最后才找上政府部门——相类似。如LSM-03与LSM-07都有“临时交不出钱”向兄、姐开口得到不定期资助的经历。然而这与“优势观点”（strengths perspective）假设服务使用者先向有关福利体系求助，而倡议回到社区向非正式支持体系寻找资源绿洲的预设（宋丽玉、施教裕，2009；Saleebey，2004），在脉络上显然有着文化上的不同，很值得我们参引时予以区别和关注。

随着进入正式的福利科层与民间福利体系，受访者为了调解亲职照顾与工作生计的冲突，努力地让自己符合受助资格以便顺利取得生存资源，逐步形成获取帮助的策略性行为。这一点，在本文所关切的、强调不尽工作义务就取消福利权利的“工作福利”体制里更为明显。例如，LSM-01、LSM-02、LSM-03、LSM-04、LSM-06、LSM-07、LSM-08，就曾经提到刚刚取得社会救助资格时，正好经历离婚（如LSM-01、LSM-03、LSM-04、LSM-06、LSM-08）、重病（如LSM-02忧郁与精神障碍、LSM-07小孩脑性麻痹）、丧亲（如LSM-01丧父、LSM-04丧子）或是意外（如 LSM-06遭遇车祸）、失业（如LSM-02、LSM-03）、入狱（如LSM-02先生入狱服刑）等事件，当时既不清楚公私部门相关的福利信息，也不明白如何快速申请并获得相关的福利。结果，不是“四处碰壁”，就是“同一件事要跑好几趟政府机关才办得成”（LSM-07）。此时，身心健康危机、孤立退缩或者再求助是常见的现象（曾华源，2012）。例如，LSM-02就表示：

那个时候，我先生不在（入狱）、小孩不乖、自己神经（精神）也有毛病，已经好久睡不着觉！我整个人快要崩溃了！……什么都不知道，连出门的力气都没有！后来，师兄看我这样不是办法，载我去看病。又去找里干事申请中低收入户。我很感谢她们，要不然我不晓得那段日子怎么过。（LSM-02）

另外，LSM-07是受访者中较年轻的。她也表示，当知道自己孩子有问题（脑性麻痹）时，心里很懊悔、有罪恶感，随着男友家人指责和男友最后离她而去，那时的人生跌到谷底。

我的小孩早产！原来就不好带。后来，医生告诉我，他有脑性麻痹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当场哭倒在墙边。……都怪我不好，害了他。……那时候我也不晓得什么叫脑麻，也不晓得谁可以帮我……有很长时间我不敢出门见人……心里想为什么上帝对我这么不公平……是在处罚我吗？（LSM-07）

但到了逐渐适应这一新角色的中期，随着扮演这一角色的时间加长，相较于初期，她们已从各种挫折及与各方（正式、非正式助人体系与同侪）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习到如何主动搜罗、比较、甄别不同助人对象的期待［例如晓得带有宗教团体色彩者在施善过程中期待“教化”（接受该所属宗教的价值或皈依投入该教）］；而在手法上，不管是通过直接、间接的请托关说、无计可施之后的诉诸情绪，还是综合前述不害怕丢脸、不放弃任何可能的机会、“一试再试”，逐步发展出各种“办交涉”的策略（Wang & Pak，2015）。例如，笔者在与LSM-07比较熟悉以后，她就提起：

我原来不是基督徒呀，可是因为小孩的关系，他们真的很帮我。他们很温暖，对我很好想啦，我信教啦（笑）。不过也没什么不好。后来跟他们一起参加团契，就信啦。……你说申请低收入吗？公所人员很刁（难）我。一直不给我过。……后来我去找××，他有个朋友是议员的助理，去说一下，我才有中低收。要不然都没有人理你。（LSM-07）

另外，LSM-06则是另一个不断尝试、努力改善自己生活并且“极力配合助人者”的典型，她说：

我知道他们（指社工）也很辛苦，也很帮忙呀！……所以只要有活动、要我来当志工，我一定会来。互相、互相啦！……还有，有时候人家忙，事情会忘记，你一定要去跟他讲。有时候要多去“撸”（闽南语，即烦人）几次啦！……我以前会觉得很丢脸呀，可是这是我们的权利，不是吗？……还有，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有什么好怕的！……所以我这样跟其他伙伴们（指参加志工活动的其他贫困单亲妇女）说，自己要努力，不要怕，就去试。（LSM-06）

而这些，某种程度也表现出，她们面对生命历程中的各种“不得已”，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情、利害的拿捏以及世故、老练的一面。事实上，与上述类似的说法，在LSM-01、LSM-02、LSM-05、LSM-08身上也可以发现。她们多少都会配合社会福利团体到各种场合当志工。最起码从表面来看，她们乐于当志工，通过当志工交朋友，也分享、交换各种信息。例如，LSM-08就说：

我们这群姐妹都是“歹命人”（闽南语，即苦命人）。可是我们在一起（参加团体活动）会发现，其实自己不是最苦的，还有别人更辛苦。……而且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好像感觉就好一点了。……还有我们也会“好康斗相报”（闽南语，即相互通知哪里有好东西），例如××超市晚上10点关门前东西会降价、××大卖场有特惠玩具要赶快买、××基金会在什么地方发东西……（此时受访者语调升高，变得很高兴）。（LSM-08）

到了这个阶段，求助者角色逐步发展到后期，已然精熟前述各种技术，而且熟悉各种生存之道。即使总体资源并不丰富，但生活在其中已经不再慌乱，清楚目前所在的生态系统（ecosystem）中，各种可以取得的滋养物（nutrient）的位置以及生存对手或竞争者的策略，并且从中发展出因应之道。

3.策略性求助者消弭角色冲突示例：为什么不就业

就以本文最关切的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贫困单亲妇女“为什么不就业”或“为什么要维持原有看起来比较不好的临时性低薪工作”问题为例，我们发现这些贫困单亲妇女的策略性行为，综合表现在“如何最起码地维持现有条件，既要增加收益，又不丧失福利资格”的生计衡量上。而这一衡量，既包括求助者清楚获得福利资格相关规定的认知上，也包括把目的转化为相关行动的能力上。在英、美文献中，诸如福利依赖、福利欺骗乃至华人文化中攀关系、套交情等人情相关策略，一般而言都是这个脉络框架下的产物。

而我们在访谈中发现，有一些化解亲职照顾者与生计工作者角色冲突的策略，现整理如下。

（1）有意选择高时间弹性、能配合自己及家人时间需求的工作，以便兼顾子女上下学、家人或自己就诊复健和医疗的时间，或因应突发临时请假的情况，或不受上下班限制只要在家就可以营业，等等（LSM-01、LSM-02、LSM-03、LSM-04、LSM-05、LSM-06、LSM-07、LSM-08）。

除了前文引述过的说法外，我们无论在“最期待的工作形态”的问卷调查中还是在访谈过程中都发现，上述性质的工作是她们的首选。例如，LSM-05就说：

虽然以前在报关行赚得比较多，但是时间被绑死了。哪有可能像现在，我跟老板讲一下，就可以带我小孩去复健。……现在比较自由啦！

另外，LSM-01、LSM-03、LSM-04、LSM-07也表示，最期待的工作是能够在家从事网络拍卖工作。

我最想做化妆品网拍！我在百货公司当过专柜小姐，我知道会有很大的市场呀！它成本不高，只要有稳定的进货管道，应该生意不错！还有呀，我又不必朝九晚五，每天站到脚都肿了，不必开发票，又可以照顾小孩。这种工作最好！（LSM-07）

我也做辣椒酱啦，朋友都说很好吃哟！后来有学生帮我架一个网站，就拿到网络上卖。现在生意还可以啦，就是忙的时候人手不够，（生意）做不大。要订要早，你团购的话，我就多打几折给你。（笑）……我比较喜欢这个工作，自由，又可以顾家人。（LSM-06）

（2）刻意争取有实质收益但不列入所得计算的工作，如不开立收据的摊贩、日薪临时工、网络销售业者与从事其他有灰色收入的工作（上网代练、“租借人头”等）。而从事这类工作，除了避免福利资格被取消外，还有规避银行强制扣押收入、要求偿还债务的好处。

另外，当问及更深入一点的与收入、社会救助资格有关的问题时，受访者的响应非常低调，或是改变话题，或是表示不想说了（如LSM-04）。直到彼此关系更熟悉、相互更信任，在多次旁敲侧击之下，受访者会略微透露额外的收入来源。例如，有一次到LSM-04家里探访时，发现她房里有四台正在同时开机的计算机。在我们好奇地询问之下她才透露，她是网络游戏的代练员，正在替其他玩家挂网代练，并依不同难度等级收取不同的费用。当然，这类人恐怕仅占少数，收入的总量与稳定性还有待日后了解。

另外，还有多位受访者说，她们不想进到一般认知下、福利比较好的、典型而正式的劳动市场中工作，是担心钱因此被扣光了。

老实跟你说，我有欠银行卡债啦！只要薪水一入账，就被扣1/3，再加上生活费，根本没有剩几块钱。我再怎么赚，也没有它扣得快呀！所以啦，除非赚更多，要不然如果是你，你会做吗？现在，我做一天拿一天，比较好。（LSM-02）

这种类似说法，欠下卡债的LSM-07与LSM-08也都提到过。显然，选择在哪里工作，绝不是笔糊涂账，而是笔精打细算的聪明账。

（3）即便选择从事全职工作，也会计算因此新增的诸如托育或看护成本后的实质收益，与不工作领取福利的差额以及投入的时间与心力。

例如，有年幼需要托育子女的LSM-07，就提出下面相当典型的观点：

我当柜姐（百货公司专柜售货小姐）的时候，一个月26000（台币）啊！可是你算算看，先被银行扣掉1/3［快9000（台币）］以后，还剩不到18000（台币）。然后，一个月保姆费14000（台币），再加上副食费1000（台币）、尿布和奶粉钱2000（台币），还有加班晚回家延长保姆时间的钱约2000（台币），加起来起码快要到20000台币。根本不够用。这还没有算房租喔！还有，我要不要吃、要不要穿，上班要不要交通费呢？你说，我为什么要去赚疲劳呢？换做一般人，应该也不会吧！（LSM-07）

还有，对比同样也请保姆带小孩的两位妈妈，当询问工作收入与保姆费时，她们的回答也差不了太多。她们都提到“赚的等于都给保姆了”（LSM-03）或“等于替保姆打工”（LSM-01）的看法。

其中，只有家中有老母亲帮忙带小孩的LSM-08是个例外。她也因此表示：“欠债就要还钱，希望给孩子一个好榜样。”（LSM-08）

但在这么说的同时，她也认为“请政府看到我们的辛苦，把社会救助资格放宽一点，房屋租金、子女教育费、健康保险费的补贴再提高一点”（LSM-08）。

综合上述，这些都是影响受助者选择不到正式劳动部门就业，或者说她们倾向于维持目前临时性的、被主流社会认为不是那么具有保障与福利的工作的原因。也因此，所谓“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这个议题，就受访的8位贫困单亲妇女来讲，是个假议题。它假定她们并非未就业，其实她们的就业只是目前官方税捐稽征体系或劳动统计部门无法反映出来。而目前政府劳动部门如果仍然以一般理解中“典型的”就业类别作为促进她们就业的目标，除非她们的就业收入高到足以支付相关债务以及日常生活开支，并且还保有足够的剩余，否则这些贫困单亲妇女将“宁可”或只好“不得已”地停留在目前她们认为有滋养物的生态环境之中。

依据上述，我们认为贫困单亲妇女在面对照顾责任与生计工作冲突时的相关因应，恰恰反映出逆境求存、善用其街头智慧的主体能动性。选择就不就业、就哪一种业，在这个脉络下面，正是她们深思熟虑，考虑人、我环境后，自主选择的结果。她们不是表面上或一般人理解中缺乏自主性的福利依赖者；相反，她们是在多重阻碍下有着多元需求的策略性的求助者。现有劳动市场中符合前述条件的工作数量相当有限；即使存在，也因其位居次级劳动市场，致使薪资、相关职业福利保障缺乏或不足，或因属于新兴工作缺乏相关保障，一旦受到盘剥、求告无门，就会使情况更加恶劣。总之，没有一定福利资格认知能力的求助者，过不了领取福利的门槛；而拥有认知能力能够过了门槛却不具备操作取得资格的能力，也无法取得所需资源。即便拥有上述能力，结构环境中到底有多少这类工作机会，获得这些工作机会能不能使其摆脱在职贫穷，这些都是理解她们选择成为“未就业者”的关键。

五研究发现与诠释：贫困单亲妇女的生存心态与其养成机制

对于以上种种触及人心内在幽微之处的利害考虑，我们该如何给予综合的理解？面对部分实务工作者或研究者对贫困单亲妇女具有善于欺瞒、福利依赖、人格内外不一等贫穷文化特质的质疑 [7]，又该如何响应呢？下面，我们要在前述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试着从表层到内里，分别就人格内外不一缺乏统整性、角色扮演的时间效果和其变迁如何可能等项，给出我们对贫困单亲妇女生存心态与其养成机制的诠释。

（一）弱者街头智慧下，表里难分，但却清楚损益利害的综合判断

置身脉络、同情地理解，是社会工作者在面对人、引入资源、陪伴受助者过程中的重要特质。把它放回前述，我们认为贫困单亲妇女就业行为的关键，是面对就业阻碍与进行生计衡量后，对于损益利害的综合判断（见图1）。我们认为，图1可以用来解释并响应贫困单亲妇女欺瞒、人格缺乏统整、表里不一等批评。

图1 策略性求助者表里损益利害的综合判断与就业行为

事实上，人格一致是西方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思考下的产物，在华人文化中源自对诸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相对化的界定，其行为举止的规范中恐怕未必存在西方心理学严格定义下的所谓同一性的问题。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里，中国人的“自我”往往通过人我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恰如其分地善尽彼此的义务而得到阐释，这似乎很能说明这一点。而义务中的“义”依据《中庸》“义者，宜也”的说法，也就是适宜、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人与事关系的意思（谢冰莹等，1987）。所谓人格不一，甚或被视为对隐瞒、欺骗、重利等行为的批评，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贫困单亲妇女所处的脉络里，不啻她们在综合了所拥有的各式各样的条件及限制，诸如生活经验、社会网络、社会应对等，在当下对贫困生活所做出的、最适宜且合理的响应。

据此，我们更进一步地说，就业阻碍研究中的种种无法就业的说法可被视为“表”；生计衡量过程中求助者所真正珍视的损益利害则可以被当成“里”。她们所选择表现出的乃至所扮演的，或许被社会斥为欺瞒、人格不一致的角色行为，是衡量表里、考虑与她们互动的，包括亲人朋友、公私福利科层乃至社会文化制度在内的人与事、人与环境后的策略性行为。

例如，受访者为回应家人的临时照顾需求、为避免薪水入账后损失福利资格或因抵付债务而降低实质所得，明知职业福利保障水平较低，却仍然有意选择高时间弹性、临时性的非典型工作；或者为了更方便地获取相关信息，借由担任志工并且配合参与各种活动，有意与福利官僚接近；再或者通过假离婚、分户、将财产挂靠在他人名下等方式，来满足社会救助法中家户与财产的限制，以便顺利取得低收入户的资格，这些都是这个理路下的产物。我们很难轻率、浅显地以懒散、不愿工作、福利依赖甚或福利欺诈来批判她们；相反，这些策略恐怕是弱者们长年累月在街头打滚所形成的街头智慧。如果没有这些带点狡黠的街头智慧，她们恐怕难以在逆境中求生存，更遑论在未来还要期待她们脱离贫困。

再者，表/里之间、虚/实之间，也未必有因/果般的直线关系。例如，在带有病人角色的亲职照顾者角色组中，病人角色除了反映受访者的确正罹患或曾罹患生理、心理疾病外，也反映出把自己定位为亟须相关专业人员关怀和帮助的弱者（Armstrong，1989）；而亲职照顾者除了描述具体的照顾行为之外，也反映了尽责履行亲职这项受社会赞赏的文化标准。这二者，无论受访者们经意或不经意，都是最容易被说出口，也不必担心被贴标签的理由。透过这两项角色的展演，在疾病无法全然归咎于个人、社会倾向于颂扬践行亲职的规范前提下，受访者一方面表达出有生理、心理疾患健康上的弱势乃至照顾人义道德上的优势，希望得到社会及助人者更多的同情和关注；另一方面也借此作为要求社会乃至助人工作者履行救助或减免其社会责任的理由。而这一点再加上引入外在媒体、民意代表等力量的推动，和民选政府害怕受助者出事（死亡或患重大伤病）、闹事（抗议、代表关说、找来新闻媒体），凸显其冷血或照顾不周，让情况复杂（王笃强等，2014），结果原本在表面上，被认为是就业阻碍原因的疾病和照顾家人，在复杂的计算之下，与取得相关福利给付相混淆，到底孰因孰果，很难分得清楚。

同样的情形也在处于劳动市场边缘、受到各种限制的生计工作者这个角色组中被发现，基于各地产业区位、就业结构限制，就业的形态和机会的确影响受访者就业的可能性；但上述也有可能倒过来以预设的方式左右行为者对自己的期望，乃至降低了自我效能。结果，同样表/里、因/果让取得就业机会与获取福利给付混淆难分。

因此，作为照顾者、生计工作者以及协调前述冲突的策略性求助者——贫困单亲妇女，其所负载、扮演的角色，在前述观点下，既是现实劳动市场结构以及个人内外就业阻碍相互催逼模塑出来的结果，同时也是自我角色选择的结果。她们对自己行为的看法，既来自自身的不明所以和街头观察，也来自参与其生活世界的各路人马，好比媒体乃至研究者的型塑与建构。其行为角色的选择与退出，一方面与个人过去的社会位置、社会支持网络以及社会化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当下福利制度、社会奖惩等利害计算影响。前者构成了行动者的策略，后者影响行动者的决断。但说到底，对行为产生原因的表达，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表里难分。而深受理性学派影响的政策科学（Gilbert & Terrell，2010；Stone，2002），依靠因果律，认为消灭或削减了就业阻碍这个表面原因，就会产生就业行为问题的解决方法，其效果恐怕很值得我们思索玩味。

当然，我们不能耽于思索玩味。因为社会工作不同于理论学科，它带有极强烈的实践致用特点。实务处遇往往在各式各样的不确定中被迫进行决策；等待充分厘清行为机制再行动的做法，在急迫的实务场域并不现实（Beckett，2013）。因此，为了实际及可操作，既然不可能掌握行为机制，我们只好向后退，改以“行为意图”（behavioral intention）作为替代。依据“计划行为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的说法（Ajzen，1985），“行为意图”由我想不想、别人怎么看和做不做得到的“态度”（对行为正负向的评价）、“知觉”（重要他人或团体对于执行该行为之社会压力）以及“自我控制”（对成功实施行为所需相关机会和资源掌握程度的预判，即自我效能）构成。该理论主张行为无法预测，但起码可以把握并影响行为的意图。基于上述，我们保守地认为，这是目前实务上可以介入的方向。以上当然并不完美，它有未纳入实际生活中影响行动者决策，被行为科学归进“决策黑箱”，诸如非关理性的情绪乃至受文化甚或潜意识等制约的局限。但就目前所掌握（认识到）的，它仍有助于我们决定促进就业实务处遇的重点。

（二）角色扮演的时间效果与生存心态的形成和脱离机制

前述用表里难分但清楚损益利害的街头智慧，说明了贫困单亲妇女在不同生命历程与生命事件中，对就业与否这项策略性行为的选择是与所在社会各方互动后建构出的、具备合理性的产物。它提醒社会工作者在避免“责备受害人”的同时，也要防止对服务使用者怀有“过于天真的想象”。只有务实地将二者综合看待，才能真切地理解和改变服务使用者的行为或意图。

然而，以上说法没有触及角色扮演的时间效果。事实上，我们从访谈以及和实务工作者接触的经验中发现，贫困单亲妇女扮演策略性求助者这项角色的能力，除了与行动者自身过去所在的社会位置和相关角色经验有关外，还源自和生态场域中各方互动的经验，加上时间的积累，逐步由生疏到精熟，乃至最后形成特定的生存心态（见图2）。其中，行动者本身和互动各方所构成的生态场域、与生态场域中的各方交流取得资源并且彼此配适（goodness of fit）的技能、经时间积累形成的生存心态是关键。

图2 策略性行动者的生存心态及其变化

具体地说，有工作能力未就业的贫困单亲妇女之所以选择使用隐匿收入的策略，其前提是台湾地区目前有这个特定的、供给低收入户相关福利的生态场域。在这个福利生态场域中，一方面囿于现有相关福利供给种类不足、数量有限（如保健费及学杂费部分减免）、很难严格要求低收入户成员据实申报；另一方面涉及公私部门福利科层或因人力有限查处成本过高，或因确有自由裁量空间，制造了可乘之机（如人情关说管用、不尝试便得不到等基于各种原因而来的资格放宽机会）；还有一方面就是或有例可寻，或来自社会同情弱势，公部门受制于媒体舆情。这些共同构成了使隐匿财产成为可能或使隐匿成本较低的场域空间。

她们在这样的生态场域的空间中，与各方互动，通过策略性求助角色的扮演，在不同的生命历程与事件中，调和亲职照顾者与生计工作者间的冲突，在谋求生存的考虑下，斟酌损益利害，抢占有利的利基（niche），而逐步发展和演化（succession）出各式各样的极大化自己与家人谋生资源的角色能力（Cohen，1971，转引自Robbins et al.，2012）。而这些扮演角色的具体手法与技巧，如果参考布迪厄的观点进行抽象的表示的话，它受到包括行动者本身先赋的家庭、所处阶级、所受教育社会化在内的社会资本结构与资本总量影响，而预先决定行动者自身机敏的程度。

一旦进入这一场域成为其中一员，消除了初期与生态场域进行资源交流的不适应（adaptation）之后，她们将逐步与各方互动交流（transaction），发展出熟稔内外环境、成功取得谋生资源而和外在环境进行配适的能力。例如，经由低收入户朋辈口耳相传购买特定时段折扣生活品、从事临时性的日薪工作，规避债务；或接受民意代表、基层福利科层官僚教导通过分户、假离婚等调整家户人口与财产总额等方法取得福利资格，甚或被部分实务工作者视为善用弱势社会形象的“穷痞”或“刁民”（张君培，2008），学习仿效各种小至哭泣示弱、争执吵闹，大至找人游说、媒体施压和自残自伤等压迫性行为作为取得资源的方法（王笃强等，2014），这些就是这种适应能力的展现。而这些能力虽然未必全然被主流社会接受，但随着它的有效性不断展现，在不断练习之下，“越使用越精熟，越精熟越使用”，在长时间成功取得维生资源的经验累积下，贫困单亲妇女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气质禀性或倾向，这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生存心态”。

如果说真有所谓“职业穷人”或“贫穷文化”，那么也应当把它放在这个理路下理解。它是个体因应环境挑战、有效运用栖地（habitat）各种资源达成维生目的过程和结果（Cohen，1971，转引自Robbins et al.，2012）。而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为谋生存，在所在场域中调节个人与外在环境，或有意或无意承继过去内化经验并在后天因占据角色新学来因应技巧所共同形成的生存心态，不管是贫困单亲妇女还是其他低收入户，在这一点上与一般人恐怕并没有什么差异。这是不分贫富、人所共有、为了求生的通性。只不过这种作为生存心态的通性，在一般人身上，因所处位置、所拥有的各种资本数量乃至结构，被包装得或被表现得更加符合社会文化中“优雅”的期待（因为有长期储备而可以更有身段地进行交换）。相比之下，丧失话语权的穷人，在直接面临不间断的生存威胁时，为获取资源以满足自身乃至家人需求，只能赤裸裸地直截了当。他们受到各种批评或讪笑的行为，无非是没有本钱（资本）虚耗、未必拥有讲究身段的技能及在主流社会中受到歧视之下被特别放大检视或看待的结果。

那么，这种生存心态如何变化呢？总的说来，它将发生在个体无法自外在栖地环境成功取得维生的滋养，以致产生人地不宜、交流失衡的时候。更简化地说，也就是过去成功的旧基模、旧方法不足以回应环境的新挑战和新变迁，以致维生困难的时候。而包括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数量与结构、介入生命历程重大事件的时点在内的场域空间结构调整策略，将可以为我们指出大方向。而摆脱病理学取向，针对贫困单亲妇女优势潜能，持续确保接触保护因子（protective factors）、抵销或缓冲风险因子（risk factors）与逆境的复原力取向（曾华源等，2014），则可以在实务操作中提供进行处遇的具体方法。

六结论、建议与反思

在本文中，我们从对贫困单亲妇女在生命历程中所遭遇的就业阻碍与因应到底反映出什么样的角色冲突和调处策略感到好奇，以及对批评者所言种种备受争议的行为又该如何给予同情的理解入手，分析她们之所以有工作能力却未就业的理由。通过分析，我们指出“带着病人角色孤立少援的亲职照顾者”与“处于劳动市场边缘、受到各种限制的生计工作者”构成了她们角色间的冲突，而发展出“面临多重阻碍并有多元需求的策略性求助者”角色则是她们试图调解上述冲突的努力。另外，我们也针对这一策略性求助者角色的扮演进一步指出，隐藏在决策过程中被表达出来的诸种就业阻碍和存在于内心的生计衡量，呈现表里难分、互有虚实的面貌。而这种策略性角色的扮演，基于行动者生命历程中所处的生态场域，以及来自内外在、目前及过去所拥有资本数量与结构，除了产生短期求存的效果外，在长期也会构成生存心态。它影响贫困单亲妇女的思想言行以及是否选择就业的行为。接下来，我们要据此指出它对于社会工作者的意涵。

（一）在理论与价值的部分，呼应尊重人、肯定人并且信任人拥有与生俱来的问题解决和复原能力的“能力转向”

社会工作关心变迁如何可能，而对变迁主体的预设是分析变迁如何发动的关键。在本文中，我们从贫困单亲妇女所拥有社会资本数量与结构、生命历程和所处生态场域等多个维度，反复申明行动者在谋生求存的目的下，将会逐步发展出预先揣度并配合调整自身与所处生态场域中拥有资源各方相互交流、彼此配适的策略性行动者的角色能力。这种角色能力是成功演化的结果，它在长期作用下会形成生存心态，并且因为它越成功而越固化，直到下次生存受到威胁不得不改变并演化出新的能力为止。在这种理解下，行动者有别于过去病理学式的假定。相反，它充满了对人自己解决问题、自我成长、进行变迁能力的信任与肯定。这种无论被称为“生命力”（life force）（Weick，1992）还是被形容为“人与生俱来的力量”（the human power）（Smalley，1967）的“能力转向”（capability-turn），其主体预设了让我们肯定服务使用者本身就是专家的说法（Weick，1983；Weick & Pope，1988），通过它我们才能放下专业的傲慢，真正看重、同情地理解，并从中借鉴在生存场域由实战经验累积产生的街头智慧。与此同时，它也肯定了人尽管受各种风险侵袭乃至功能失调，依然拥有可以存活的“复原力”[8]的处遇方向（Haggerty et al.，1994），只要通过风险因子的抑制与保护性因子的创造与维持，这一点就可以得到强化。

（二）前述能力的生成，既受自身过去继承与生态场域参与各方所约制，又能因应环境挑战、自创新猷，通过街头智慧，自前述约制中突围而出。它未必见容于主流社会价值，但只有脉络化地理解行动者的角色行为才能实践真正的同理

以上陈述最起码包含下面几层意思。其一是服务使用者清楚自身以及互动各方（如重要他人、社会公众、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组织等）的社会期待；而这些期待未必能实现，因此可能产生角色冲突。面对角色冲突，在生命历程中，行动者之所以选择扮演某个角色（角色取得）或不扮演某个角色（角色退出），在本质上是综合考虑了自身损益利害、所处生态场域、所处社会利基以及本身所携带的各式资本，乃至综合前述长此以往所形成的生存心态，在当下各种条件下为了生存所做出的“最有利”或“不得不”但未必为主流社会价值所接受的综合判断。其二是不惟对受助者可以如此理解，而且对作为助人者的主要代表-社会工作者乃至整个社会工作所置身的体系以及行动者（可以是个人、群体、社会各部门）的行为也可以如此理解。只有通过上述脉络化的理解，才有可能解决自精神分析病理学传统流行以来社会工作者过度偏重以个人肇因理解行为的问题以及重视社会结构忽略个人主体性，同时在操作上缓不济急的问题。让社会工作者在“人环并重”的双焦点下，务实地同理与陪伴改善行动者所欲改善的行为。

（三）实务处遇中，参酌并把握以复原力为中心的能力转向，灵活评估不同阶段中行动者行动的理由与目的在虚实相掩间的动态变化，并适切选择行为变迁时点、介入方向与处遇的策略

1.短期应急，动态把握行为表里虚实的变化；长期预防，系统性地调整与重建

在社会工作或社会科学中，通过因果关系的假定，消灭或抑制“因”的发生常是取得“果”的重要依据。但人文世界各方言说与行为往往虚实相掩，行动者表面主述的理由和内在的状况，在每一个阶段中的因和果不见得一致，除了把行为视为重要的可以参考的指标外，还需要给予动态、细心的综合观察与把握。因此，社会工作者进行处遇时，在短期应急诸如个案、团体工作的策略上必须时时留意评量因/果、表/里乃至虚/实的动态变化，寻找处遇介入的最佳途径；在处理完危机事件后，针对长期诸如社区工作与社会政策的介入，除了为前述提供支持外，可以选择避开孰因孰果的争论，给予全面的系统调整与重建。而上述理解，除了有助于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形成处遇策略之外，还可以一方面帮助社会工作者在实务操作上更加动态地理解服务使用者，另一方面使社会工作者不至于陷入专业价值要求“不要责备受害人”，但在实务中却又常谴责受害人的认知冲突与道德矛盾。从根本上消除新手社会工作者学用不一、价值混淆乃至专业崩熬的隐患。

2.善用复原力任务中心的个案与团体工作设计

具体地说，无论从经验观察还是理论推衍，变迁的发生常与所受压力的大小有关，甚或变迁常常只在生死攸关之际产生。没有足够大的生存压力，人很难改变；一旦压力相对变小，人的改变力度也就趋缓甚或停滞，直到下一次压力来临导致失衡后，改变的循环才再一次启动。因此，如何针对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生命事件以及所造成的危机，在压力最大、变迁动力最强时进行介入；如何在生活条件改善、生活事件的压力稍降后，巩固求助及变迁的意愿是能成功变迁的关键。本文的分析告诉我们，包括个人所拥有的资本、所处的场域以及前述二者加上时间所构成的生存心态是可能的重要变迁方向；变迁作用的标的是作为求助者在不同生命历程与压力事件中所反映出来的策略性的角色行为；而具体操作则可从服务使用者对行为变迁的态度，经由重要他人、成功角色模范乃至立即有感的奖惩机制作用等主观规范和自我效能的增强三方面固化行动者的意图。而对于这些，我们可以参考“复原力任务中心”的个案与团体工作设计加以操作（曾华源等，2014）。

3.强化环境保护因子、培育个人复原力的社区与政策规划

如果我们再从生存心态及造成生存心态的机制来说，则介入前述贫困单亲妇女时间点的选择，与改善生态场域中的环境保护因子也是很关键的。例如，刚落入社会救助行列的服务使用者，正处于求助初期阶段，相关的策略性行为还没有发展出来，同时服务使用者在心态上也最需要协助，行为也最容易在诱因机制的安排下进行变迁。我们认为，无论对本人还是对其家庭成员来说，这是介入处遇的最佳时机。如果能够把握，生存心态的养成就有可能朝社会期待的方向发展。然而，一旦进入中期之后，由于服务使用者已经逐渐开始适应资源相对匮乏的生活模式，逐步摆脱初期的困窘、不适应，并且也摸索并发展出因应方法，在这个阶段，相较于前期，行动者的行为将更具自主性，更熟悉需要何种以及如何获得外界的帮助。但相较于后期，由于行动者的行为尚未固化形成惯性，仍然具有变化的潜力。因此，通过团体工作与社区工作，提供正向的角色模范、同辈网络，增进因应技巧、提高自我效能感与增进有希望感的作为会是重要的努力方向。不过长年累月到了后期成为职业受助者后，他们清楚生态环境中各种滋养物的位置，也学会了相应的技巧并且占领了可以获取更富厚滋养物的位置（即利基），相应地，生存生态也随之固化。对此，助人者在诱因机制推力与拉力的社会福利政策的设计上，需要更加细密地规划；在助人工作的技巧上，对各种细节的计算要比求助者更清楚，否则求助者的行为很难产生预期的改变。对此，除了前述在社区工作的层次外，如何通过福利服务政策形成环境保护因子，为行为变迁构建制度的诱因是其重点。而它的方向，家庭是可以提供关爱支持气氛、稳定家庭组成和正向信念的体系 [9]；学校可以形成友善关怀、正向支持、高成就期望等，这有助于未来生涯脱贫的机会架构（opportunity structures）；社区则期盼能够创造出有希望、有未来、有可能性的环境等。

综上所述，我们从理论与价值、实务操作的策略与方向，提出了一套我们认为可以更立体、更深刻地认识在同一场域中活动、玩着同一套游戏规则的服务使用者，甚或包括社会、社会服务机构乃至社会工作者的观点，也提出了配合能力转向的可能操作方向。我们真心期待，除了抱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之外，在目前所能够掌控的范围内，提出更动态、灵活的服务策略。在提升服务品质与成效的同时，能够真正满足包括贫困单亲妇女在内的所有贫困者、经济弱势者的需求，为他们也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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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亮）

The Mechanism of Employment Restrictions for the Low-income Single Mothers：An Interpretation Model from Life Course，Role，and Habitus Perspectives

Duu-chiang Wang

（Tunghai University，Taiwan）

Abstract：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ies on recent welfare reforms focus on the active policies which enhance the self-dependence of the unemployed persons capable of working，especially on the group of low-income single mothers.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ttempts to conduct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eight low-income single mothers in Taiwan by integrating with life course，role，and habitus perspectives. Inductiv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generally recognized stigma on the low-income single mothers disregards their strengths and rationality，and furthermore，the so-called culture of poverty is just an echo to their habitus. Thus，the author advocates a turn on the capability to be considered. In addition，an inclusive constructive social environment is expected to be constructed to help the low-income single mothers enhance their strengths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low-income single mothers；the unemployed persons capable of working；workfare；life course；role；habitus

[1] 王笃强，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

[2] 笔者根据2015年7月对直辖市、县（市）政府进行社会福利绩效实地考核所收集的数据发现，目前各地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被转介到劳政单位就业的比例在一到二成之间。但家庭总收入超过贫穷门槛而免计家庭总收入以便有助于资产累积的受益者人数几乎不到一成。

[3] 台湾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的就业促进服务，涉及社会行政与劳工行政两个部门的协同合作。依《社会救助法》第15条规定，社会行政部门对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负有确认工作意愿、转介进入劳工行政部门接受就业促进服务的责任；而劳工行政部门则依据《就业服务法》第24条第1项第5款，对他们负有提供前述服务的责任。然而，在实务上，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的就业意愿是波动的，他们在社会行政体系中为了顺利取得福利资格，往往同意切结并且表示愿意接受就业服务，但一旦进入劳工行政体系后，则又衍生出诸多无法配合就业活动的理由。对此，劳工行政部门抱怨社会行政部门大量转入不属于其服务对象的服务使用者；而社会行政部门则表示劳工行政部门过度拘泥于以具有工作意愿作为开案要件，缺乏巩固就业意愿的作为。结果，双方针对谁来巩固就业意愿的责任归属，从一开始的案源确认、服务提供过程中彼此协调合作机制、双方服务内容的搭配到结案之后相关社会支持的保证，都有许多争执与尚待协调改善的空间。

[4] 对“有工作能力未就业”有复杂的界定，它由两个部分构成。前者称“有工作能力”，这是依《社会救助法》第5条第3款，指16岁以上，未满65岁，并且没有①25岁以下，仍在就读空中大学、大学院校以上进修学校、在职班、学分班、仅于夜间或假日上课、远距教学以外的学校，致不能工作。②身心障碍致不能工作。③严重伤、病，必须接受3个月以上治疗或疗养致不能工作。④因照顾特定身心障碍或罹患特定病症且不能自理生活之共同生活或受扶养亲属，致不能工作（依本款规定主张无工作能力者，同一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家庭以1人为限）。⑤独自抚养6岁以下直系亲属致不能工作。⑥妇女怀胎6个月以上至分娩后2个月内，致不能工作；或怀胎期间经医师诊断不宜工作。⑦受监护宣告等七项情形中任一类型者。而后者称“未就业”，目前没有相关规定直接认定，但依“主计处”“就业指在调查资料标准周（每月含15日该周）内，年满15岁，从事有酬工作或每周工作15小时以上之无酬家属工作”，和“失业指在数据标准周内年满15岁，无工作、随时可以工作、正在寻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结果者，乃至等待恢复工作者及找到职业而未开始工作亦无报酬者”，大致可以这么说，“未就业”不等同于“失业”，它所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包括失业、怯志者（指具有工作能力，但缺乏自信而未去就业市场），以及想工作而未找工作或因其他原因未工作也未找工作的非劳动力人口。

[5] 台湾“劳动部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规定，劳动者自2015年7月1日起，基本月薪为20008台币，基本时薪为120台币。依时薪120台币，每周工作35小时计，单亲妇女可领16800台币，占前述基本月薪的85%以下。换言之，这些妇女若想拿到基本月薪，每周起码要工作42小时左右。这意味她们除星期六、星期日外，每天需要工作超过8小时；或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至少6小时。将这项数据与2007年11月“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对参与劳工保险部分工时劳工进行的调查结果相比可发现，受访贫困单亲妇女每周工时远高于7年前部分工时劳工每周工作时数（28小时），与事业单位全职劳工工作时数（44.6小时）仅差3小时左右。据此我们说，她们不是不愿意工作，而是即便辛勤工作也很难脱离贫困的行列，是在职穷人。

[6] 据《人力资源统计年报》（“主计总处”，2014）“15岁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统计”资料，2014年底台湾地区户籍登记人口年满15岁以上者计1970.5万人，占总人口的86.65%，其中“国中”（含“国中”）教育程度以下者占19.02%（男性占13%、女性占6.02%）、高中职者占35.13%（男性占19.2%、女性占13.93%），大专教育程度以上者占47.86%（男性占23.64%、女性占24.22%）。其中未满40岁、大专教育程度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女性高出部分多集中于大专学历，唯研究所以上，男性比例较高。

[7]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撰写《自毁长城：美国的社会政策（1950～1980）》（Losing Ground：American Social Policy，1950-1980）并引发这一系列争论的Charles Murray（1984）。他抨击美国当代福利政策诱发了福利妈妈（welfare mother）短视近利乃至道德崩溃的种种行为。这本书在当时新保守主义执政氛围下，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其影响先在美国，之后随着他的到访及于英国，并在两地引发公众对日后削减福利和“工作福利”改革的支持。虽然其间反对论点极多，如研究美国贫穷趋势的社会学者Loïc Wacquant（2009）就认为Murray对数据的诠释是错误的，才误导出美国贫困率上升的结论。但在公众舆论上，它推动了近30年来福利国家改革的浪潮。

[8] 它包含：①社会能力（social competence），具备弹性、同理、良好沟通技巧、幽默感和可以正向响应他人的能力；②自主性（autonomy），具备独立、内控、自我效能感；③未来及目标导向（sense of purpose and future），正确适当的期待、目标导向、成功导向、渴望教育、坚忍不拔（Benard，1997）。

[9] 信念体系是家庭复原力核心。所谓信念包括个人的价值、心中的确信、态度、偏见等，这些将引发情绪反应，促成决策与行动。而正向的信念体系主要包括能为逆境创造意义，带来正面希望和超越性与灵性（Walsh，2006）；在研究中，它们往往是贫困单亲妇女能够成功脱贫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