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明”：上海的都市想象与北京“他者”

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概念主要指人类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一种不断进化着的社会综合状态、一种相对而言的当下较高发展水平。当近代中国知识群体致力于对“文明”做精神教化层面解读之时，他们无法回避日常生活中作为物质层面的“文明”在中国的渗透过程。西方的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发达的产物，而资本主义文明则是在现代性的大都会中产生的。19世纪西方的文明概念，更多与城市及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相联系。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上海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命脉。殖民主义者必然把他们的物质文明带到他们经营贸易和长期生活的地方。[32]地处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中国南北海岸中心点、长江和钱塘江入海汇合处的上海，作为近代开埠以来的首批通商口岸之一，注定要成为一个“文明”的象征。

明清以来，上海的中心为上海县城，范围在今南市区北部。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的十年间，西方人在上海县城北郊设立了租界。《中英合载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规定：“凡在所定租界限内，有人欲向中国原业户租用基地，置买房屋产业，必须遵照中国与各国所立约章条款办理。”[33]西方殖民者在租界开辟了道路，修建了码头与新式建筑群。由县城北郊向西扩展的一片区域迅速形成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市。租界与县城在市政建设方面的差别日益明显。“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34]上海的新式建筑、现代交通工具与城市空间均给时人留下深刻印象，是当时人们了解西方文明的窗口。

今有人焉，游踪所至，忽抵上海，耳目之所接触，不啻身入欧美都市也，楼阁之巍峨，道路之平坦，旅店俱乐部之伟丽，游览之处，则公园及大桥在焉，交通之具，则汽车电车及公共汽车备焉，洋商林立，电炬烁烂，凡此皆在欧美所习见者。[35]

清末民初，上海的都市景观已经形成以外滩海关钟楼与摩天大厦为标志性建筑的“天际轮廓线”。[36]梁得所在《上海的鸟瞰》中指出，来自外地的旅客“对于上海的感触，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黄浦滩。因为我们旅客无论来自太平洋、大西洋、长江、珠江，或渤海，大多数由黄浦滩的码头，踏上上海的土地。黄浦滩的景象，足以代表上海，使我们知道她是一个现代化物质文明的都会，同时是情调深长的地方”。[37]

与市政建设变化平行的是日常生活中器物层面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前传入的西方器物有钟表、洋琴、玻璃等，但均未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是作为达官贵人家庭的玩物。但开埠以后，进入上海的西方器物则主要是缝纫机、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等，它们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19世纪中期，以“夷”“洋”为标识的西器、西俗，至清末民初已成为文明的象征。各种有关北京、上海的指南，通鉴类书籍均将“马车、自行车、汽车、电灯、电扇、叫人钟、洋式楼房、洋式火炉、洋式桌椅、洋眼镜、洋皮包”列为“文明器具”，将“赛车、赛马、踢球、运动会、秋千”列为“文明游戏”。[38]

伴随市政建设及日常生活中物质文明的引入，知识群体与民众的眼光也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对于输入上海的西方物质文明与生活方式，经历了一个从惊诧到理解再到崇尚的过程。在上海都市民谣竹枝词中，讴歌“洋场”的竹枝词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一个创作高峰期，或刊于《申报》，或收入私家刊印文集。[39]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人的崇洋心理已相当普遍，对西洋器物大都崇尚并“拿来”为我所用。[40]各大报刊争相刊登广告。1909年8月《图画日报》上一份关于上海商场的介绍中写道，“上海售洋货及洋人起居杂用必备之品而无物不备者，确上海福利公司为第一”，“价值虽较别宗稍贵，而货色则均选英美各国上品之物”。[41]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知识群体看来，上海开始被视作一个象征现代文明的城市，起着引领全国风气之先的作用。

报馆者一切文明之导线也，上海者又吾国文明之导线也。……上海既为吾国文明之导线，则欲内地文明者，非上海莫与属也。[42]

上海者，新文明之出张所，而志士英豪之角逐场也。[43]

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势，宜其组织特色文明，随上海潮流灌注全国，使全国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44]

一切新事业莫不起点于上海，推行于内地。斯时之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45]

但在上海城市空间内部，文明的符号象征并非铁板一块。当英国统治的公共租界忙于通过摩天大厦、豪华公寓和百货公司展示商业文明时，法租界却在回顾文化的芬芳，高等的或低等的，但永远是法国情调，比英美更有异域风味。[46]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与各种风格精致的花园洋房搭配，显得静谧雅致。如果说外滩的雄伟空间展示的是西方的权力意志和嚣张气焰，是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空间，霞飞路则主要展示的是生活化的租界空间，是被审美化的日常浪漫空间。[47]在张若谷看来，霞飞路“是一条富于异国情调的街道，是东方的尼古拉路，也是新兴的神秘之路”。[48]尽管如此，城市空间内部公共租界的商业文明象征与法租界的异域文化展示，丝毫没有影响到上海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象征。

而同一时期作为首都的北京，则正在努力消除被视作传统与守旧形象的烙印，迈向文明的时代坐标。清末新政至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力图用突破作为“帝国首都”象征的方式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在民国初年政治混乱时期，北京城保持了作为一个新城市中心的史无前例的稳定性。[49]北京开始采取市政管理与空间规划的新举措，实现由一个帝制时期的首都向共和时期现代城市的转变。政府致力于勘测和绘制地图、命名街巷胡同、建设交通设施及开放公园茶社之类的构建公共空间诸举措，以规训市民，提高民众素质水平，使其与现代文明相匹配。1914年，因改社稷坛为公园而在募捐的公告上声明：

窃以京都首善之地，人文骈萃……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果能因地拓建，仿公园之规制，俾都中人士休沐余暇眺览其间，荡涤俗情，怡养心性，小之足以禆益卫生，大之足以转移风俗，消息至微，影响实巨。[50]

可以看出，修建此公园尽管有“怡养心性”之类的好处，但其长远目的仍在“转移风俗”，朝向开化与文明。北京正在变得现代和文明，但仍不得不隐匿在文明上海的阴影之下。1879年9月30日《申报》的一篇文章通过对比京沪两地的街道，说明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

京师“天气晴明，飞沙扑面，污及衣履。凡客入厅，事先命奴仆扑尘，然后入座叙茶。”上海洋场土质也是沙土，与京师无异，但经租界建设，现在“天雨无淖没之虞，即天晴亦无飞扬之患，行人过此，几不知其本为沙地矣。”[51]

晚清人们对京沪两城市的印象有别，认为上海比较洋化、开放、文明，但崇洋、浅薄；北京比较土气、守旧，但有学究名士气习。[52]汇聚近代上海的知识人大都来自内地。当他们脱离了乡土，来到这个五方杂处的都市时，就意味着切断了与血亲、邻里和当地风俗习惯等传统因素的关系，成为都市中无根的“陌生人”。当他们被这个城市象征现代文明的声光化电震惊的时候，他们备感孤独与失落。知识人特有的人文之关怀又使他们无法像世俗商人与资本家一样彻底投身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是都市中的乡下人，在现代文明面前感到原有传统的“乡土落差”。故此，尽管对上海的都市文明弊端也有着诸多感触与批判，但他们通过将北京描述成象征传统的、落后的、不文明的城市反衬在上海的现代文明。一方面平衡其内心面对都市文明时的“乡土落差”，另一方面逐渐建构起自身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认同。文明上海的都市想象开始被建构出来。伴随清末民初知识群体将文明看作民族国家富强崛起的象征，上海也自然成了中国的文明中心。

这种“文明”被五四时期知识群体渲染了一种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浪漫色彩。[53]一部分作家极力讴歌声光化电的机械文明，将其看作一种生命力的象征。郭沫若在《笔立山头展望》中把工厂烟囱比喻为“黑色的牡丹”，是“近代文明的严母”，体现出其对现代机械化工业文明的赞赏态度。[54]茅盾指出了现代都市生活与机械文明不可分割的关系：

都市里的人们生活在机械的“速”和“力”的漩涡中，一旦机械突然停止，都市人的生活便简直没有法子继续。交通停顿了，马达不动了，电灯不亮了……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上海便将成为死的黑暗的都市了。……机械这东西本身是力强的，创造的，美的。我们不应该抹煞机械本身的伟大。[55]

然而，伴随机械运转带来的喧嚣、摩天大厦造成的视觉挤压、生活节奏的加快等都市生活弊端的突显，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价值也开始显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机械化的、商业消费的上海批判的声浪愈发高涨，尤其是对声光化电等机械文明的态度。[56]叶圣陶在1921年的《“先驱者”》一文中塑造了一个从周围秩序化的机器生产环境中孤立出来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机械文明导致的个体异化及无助感。

高大且阴沉的厂屋在路的两旁，喧响而单调的机器声振荡得人心烦乱，机器油的气味散布于空间，充满着劳工生活的感觉。我向前进行，环顾围绕我身的境界，只觉得我的——也许是人类的——微小和无能。这是那个书局的印刷部。我从窗外望进去，每一架机器都在那里运动。屈伸的杠杆仿佛我们的臂膀，但是运动的迟速却绝对地均匀，没有倦怠的意思。[57]

当近代中国知识群体把“文明”纳入民族国家叙事话语中时，所有文明的指涉都带上了工具论的价值色彩，都必须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最高利益。一旦不被纳入民族国家的发展需要时，这些文明器物即带有贬义的色彩。20世纪30年代知识群体眼里的上海，已经蜕变为一个不断负面化的城市。他们开始对上海的现代文明持全面批判态度。在徐志摩眼里，上海与芝加哥、利物浦等城市一样，象征着“丑恶，庸俗，龌龊，罪恶，嚣豗，高烟囱与大腹贾”。[58]“上海的生活想想真是糟。陷在里面时，愈陷愈深；自己也觉不到这最危险，但你一跳出时，就知道生活是不应得这样的。”[59]高植认为上海有三个特点：

一、商业化：近代文明使一切东西都商业化……你有钱，你可买小姐的青睐，若是没有钱，烧饼店的芝麻也莫想吃一粒……二、洋化：物质方面固然洋化，在文化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全是跟外国人脚后跟打转……三、最新式的恶源：绑票是一例，政治争斗及谋害又是一例。[60]

在批判了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丑陋后，作者下结论道：“我不够资格加入榨取阶级，洋化还不到程度，商业化的本领更谈不上，因此我离开上海了。”[61]

然而，尽管在道德与价值层面对文明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仍有许多知识分子对上海的物质文明给城市生活带来的好处心向往之。1927年，陈西滢关注的是上海在饮食起居等物质层面的舒适感和娱乐方式。

我们再到静安寺路和霞飞路的附近去走一回，就可以看见无数的宽敞的花园，精致的别墅，住在里面的舒服……再走到南京路，极大规模的百货商店一连就有三个，其余的中国的、外洋的种种色色的衣食杂用的商铺，五光十色，叫人眼睛都看得晕花。此外有的是戏园、电戏、咖啡馆、跳舞场、公娼、私娼、赌场、烟窟，以及种种说不出、想不出的奇奇怪怪的消遣的花样、娱乐的场所。[62]

上海的“现代派”则因过于贪恋文明的物质幻象，终未能发展出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一代知识群体对现代性的批判。上海在生活方式的整体建构过程中混合了新与旧、中与西。这种过渡形态中的生活方式往往是一种拼接式的，显露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痕迹。[63]尽管对上海体现出的现代文明的态度褒贬不一，但知识群体对上海作为一个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城市这一点没有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