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个都不能少

自昆明一路向西，经楚雄、大理、保山，就到了芒市。这里偏居西南一隅，邻近缅甸，还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崇山峻岭之间，散布着众多坝子，傣族聚居于坝区，具有优良的农业种植条件；汉族、景颇族、德昂族多居于周边山区，生活条件较为艰苦。无论是地理空间、族群分类还是文化属性，这里都符合人们关于“边缘地带”的所有想象。

正是带着这种想象，笔者决定选择坝子上的一所乡村民族中学展开田野调查。第一次来到木丰中学[1]，笔者就被这里正在开展的“控辍保学、三级联动”责任制工作所吸引。学校位于一条直通缅甸的国道旁，邻近一个傣族寨子。校园附近一处交通要道边，竖立着汉、傣、景颇三种文字书写的巨幅标语：实施义务教育，依法控辍保学。校园宣传栏里，张贴着最近开展“控辍保学”工作的照片，并被冠以“一个都不能少”的标题。当笔者来到办公室，与副校长李老师商讨调查的事情时，恰逢一位长期辍学的学生方二团在其父亲、村委会书记的带领下，返回学校。

在李校长的示意下，方二团与其父坐在靠门的椅子上，什么话也没有说，显得很局促，像是犯了大错误，准备接受批评。李书记已经见惯了这种场合，与笔者一起轻松攀谈起来。李校长介绍说：“方二团已经四周没到学校了，学习困难，有一种厌学情绪，家里人也不在乎。”李校长继续分析了学生家长不重视读书的原因：“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是这样想的，我有山有田，不读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只会考虑自己家的事情，不会考虑多大的事情。”

在镇政府实施“控辍保学、三级联动”责任制以后，学校开始严厉治理辍学问题。李校长说：“这是我们政府的文件。你是来做学术研究的，我就直言不讳、一点不隐瞒了。村委会李书记，为学生的事情，经常到学校来。他是汉族，会讲傣语，当党支部书记，要亲自来交人呐。三天不来上学，这些村干部都要出动，就要送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呢！”

李书记接过话头说：“这家人素质比较低一点，父母都是文盲。昨天我们就开着车去了。方二团骑着摩托就跑了！今天早上他还没起床，我就又去了。我说，‘哎呀，读书去呀！’”说到这里，李书记顺便抱怨道：“我们这里的村干部，压力太大了。不要说天文地理，就是鸡毛蒜皮的事，也都要管了。”

正在一旁忙碌的办公室主任插话说：“这个工作不亚于计划生育了。”

李书记请学校开了一个情况证明，说明成功动员一名学生返校，以便向镇政府交差。我们谈论着方二团辍学的事情，但是，方二团和他父亲却一直沉默着。笔者试图与他们交流，但办公室这种严肃的场合，让他们更显紧张。这种鲜明的对照，让笔者想起马克思（1975：693）的一句话：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由此，沉默成了唯一的应对策略。

随后，方二团被班主任董老师带回班里。李书记拿到了证明材料，也与笔者道别。李校长再次强调了“控辍保学”的重要性：“辍学在我们这儿是相当不得了的事情，刚才镇党政办的副主任过来，也是为了这个事情。我们老师的压力也很大，为了一名学生，七八个人围着转，镇长、书记的车都用上了。我们镇新来的书记强调说，‘在原来书记的基础上，措施不变，力度不减，更要加强呢’。”

李校长对辍学事态严重性的强调，与办公室里家长和学生的沉默，对笔者形成很大冲击：一边是学校编织起的教育话语（discourse），论述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辍学的严重性、乡民的落后观念，以及治理辍学的手段等；另一边则是沉默的家长和学生，面对学校的这套主流话语，他们无力招架。但是，沉默并不能等同于默认，更与遵从有着根本差异。

应笔者的请求，李校长把笔者安排到方二团所在的班上听课。这天上午，恰好有班主任的语文课。笔者发现，上课时方二团并没有书本，只是趴着睡觉，或是坐着发呆。由于是比较严厉的班主任的课，学生们都不敢打闹。后面有节傣族老师的音乐课，情况完全变了样。为让学生们安心听课，音乐老师一边劝说，一边恫吓，用尽了手段，但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方二团也不断捣乱，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显然，笔者贸然来到班上听课，纪律又难以维持，让音乐老师颇为尴尬。上课中间过来跟笔者说：“让你见笑了！”

下午放学后，笔者在路上恰好碰到董老师。谈到方二团今天的情况时，董老师说：“又不见了！开学以后，他总共来学校怕是不超过一个月，来半天，走上四五天。然后又来了一天，又走了。哎呀，和他父母电话联系也不知多少次了。前段时间大约有一个星期看不到了，我自己还跑去家访过，没什么效果，就汇报给学校了。”

笔者追问：“当时家长怎么说的呢？”

董老师无奈地说：“我们这个地方，怎么说呢，家长有点放纵子女。‘他自己不想读，我们也没有办法’，原话就是这样。‘没办法’，这样一句话就把你打发了。有时候让人觉得很无力，好像你这么辛苦跑到他们家去，他们觉得就是你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让人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一天下来，笔者了解了学校有关辍学的一些做法。但是，笔者还没有机会了解学生的想法。第二天下午，笔者打算到方二团家了解一些情况。坐上三轮车，沿着公路向西，半小时左右就到了村里。下车后远远见到一所小学，笔者寻路来到学校。意外的是，笔者见到的这个教学点的负责人，就是方二团上小学时的班主任刘老师。她首先向笔者介绍了这个教学点的基本状况。学校从学前班到六年级，一共7个班142名学生，140名是傣族。6位正式教师中，有汉族3位，傣族3位。学生进学前班之前，完全生活在村落的傣语环境中。

谈及方二团，刘老师是这样描述的：“他还是挺聪明的。记得上一年级的时候，心算能力特别强。从四年级开始，学习就不行了。父亲不怎么管，母亲又管不了。他父亲不那么支持教育，不太尊重教育，不懂文化。以前去叫方二团读书的时候，他父亲就说，‘考试的时候去一下就行了’。要转变一个地方多年来的风俗习惯，还是比较难的。他哥哥也不想读书了，父亲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一部手机。他哥哥白天去干活，晚上去‘猎少’[2]，对方二团也有影响。其实，我觉得这种自由的生活还是比较令人向往的，年轻人都喜欢，哈哈！后来‘三级联动’了，他哥哥又要重新读书了，方二团也必须要来读书。我就经常背着包包到他家，一学期要叫一二十次。以前是十分之九的时间不来上课，‘三级联动’之后，十分之九的时间来上课。昨天送回中学的，就是他们兄弟俩了。”看来，刘老师也知晓了方二团被动员回学校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给刘老师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父亲是缅甸过来的上门女婿，不那么支持教育。开家长会的时候，别人都坐在下面，他一个人坐在讲台上，觉得你老师算什么，我来给你开家长会。不太尊重教育，不懂文化嘛，挺好玩的。后来你去他家叫孩子来上学，他就往死里打孩子，我们看着都心疼。”刘老师向笔者这个“外人”描述这一事情，让人感觉颇具戏剧性。

在刘老师的带领下，笔者找到方二团家。正值农忙时节，全家人都下地干活去了。等了一段时间，终于见到方二团的哥哥，他将还在地里忙碌的方二团叫了回来。笔者说明来意：“与学校的老师不同，并不是来动员你回学校的。”但是，由于语言障碍，加之又是第一次造访，我们的交流很难展开。不过，笔者还是了解到一些情况。方二团觉得：“在学校累倒是不累，就是闷、不舒服、不喜欢。”他比较擅长数学，也喜欢上信息课，但是，其他课程都听不懂，也不感兴趣。辍学后，班主任、校长、村长、村委会书记都来家访过，给家里造成很大压力，以至于父亲跟他说：“会不会也要去读书！”但是，学校、村落、家长的压力，并不能让他安心待在学校里学习。

笔者问方二团：“他们再过来找你，怎么办？”这时，他清晰而又坚定地用一个字做了回答：“跑！”

方二团的辍学，牵动了教师、班主任、校领导、家长、村委会和镇政府的关注，以致要不遗余力地将其动员回学校。如此高强度的“控辍保学”运动，出现在2008年以后。当时，木丰镇新党委书记上任，开始强力推进“控辍保学、三级联动”责任制，力图在镇政府、学校、村委会、家庭，乃至社区之间建构起治理辍学的网络。李校长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一政策的规定：“第一，对家庭的处罚，有子女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否则就要罚款500元。第二，对干部的考核，你所管辖的村子有学生流失，公务员考核就不称职了，就像计划生育一样，一票否决。第三，村民自治，这个跟国家政策有点抵触，是边疆的特殊事情，特殊处理，有些政策我们稍微变动一下。寨子有一个学生没来读书，国家在农村的优惠政策、补贴一概不予考虑。像修路架桥、通电通水、维护维修等，一票否决，这个非常严重呢。我也包着一个寨子呢[3]，中央财政拨款、惠农资金有10多万呢。如果这一部分停了，所有村民就到你家去了，你连累大家了，你就搬出去，不要在这个村子里了，这是非常严重的。”

小学的负责人刘老师也向笔者描述道：“‘三级联动’没有推行的时候，小学毕业生将近30%没有升入初中。但是，前年只有3个人，他们还属于比较特殊的，1名智力有问题，1名是缅甸生，还有1名全家迁走了。傣族寨子具有‘团结互助’的精神。如果一个寨子出现了辍学学生，寨子就享受不到优惠政策了，全寨子都不理你家了，就是民间的一种公众的力量吧。以前学校比较孤立，你读不读书家长也不管，村里（小组）也不管，现在就是要‘互相监督、以民治民’。”

辍学并非一时一地特有的现象，在中国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均存在。但对很多地方而言，辍学主要是家长和老师关注的问题。虽然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政府有责任解决义务教育不达标的问题，但是，又有多少地区的乡镇和村委会，会真的投入精力，致力于解决辍学问题呢？木丰镇政府对辍学问题的关注，显然构成了一个“反常”现象：虽然解决辍学问题是基层政权的职责所在，但基层政权通常并不这样做；木丰镇以如此大的力度推动这一工作，反而有些“不正常”了。学校附近耸立着的“实施义务教育，依法控辍保学”的巨幅标语，就是镇政府宣示的。

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通常具有刚性而又刻板的形式。与此同时，学校还赋予“控辍保学”政策一个富有道德和情感的理由，借此从观念上调动人们参与其中。学校2010～2011年度“控辍保学”工作方案中指出：“‘一个都不能少’，这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理念之一，更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校长、教师以及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必须坚持这一教育理念，并内化为自己的教育教学行动。”“一个都不能少”这一口号，形象而又庄严地表述了“控辍保学”的重要性。

对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中国民众而言，这一口号是再熟悉不过的，它来源于张艺谋1999年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电影讲述了一位临时代课教师的故事。水泉小学唯一的老师高老师，因母亲病重回家探亲，村委会书记临时找来文化程度并不高的魏敏芝代课。因为魏敏芝文化程度不高，高老师并不满意，但也只能勉强同意。高老师给魏敏芝提出的要求是：“学生已经流失了十几个，一定要把学生看住了，‘一个都不能少’。”为兑现对高老师的承诺，魏敏芝对看住学生的嘱托几近偏执。当县里要将一名擅长跑步的学生作为体育特长生招走时，魏敏芝极力反对，甚至将这名学生藏了起来。可以看出，与其说她忠于作为教师的职业，不如说是忠人之事的乡村伦理发挥着作用。

班里最调皮的学生张慧科，因父亲早亡、母亲又生病在床，无力继续读书，只能进城打工。魏敏芝毅然踏上寻找张慧科的艰辛旅途。张慧科辍学的原因，是他因病卧床不起的母亲说出来的：“家里没钱，没法了，上不了了。”这部电影隐晦地表达了一种关联：辍学的症结在于乡村的穷困。那十几个已经流失的学生，整部电影里没有再提到他们，也没有说明他们流失的缘由。但是，镜头上破败的乡村居所、木质的弯曲旗杆、教室里摇晃的桌椅，以及高老师用到最后还要画上一捺的粉笔头，已经填满了观众的想象空间。我们只能顺着电影镜头，将辍学设定在穷困问题之上。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2014：100）将中国问题诊断为“愚、贫、弱、私”，此种“有文化”阶级对乡村的想象，始终是挥之不去的。“积极学文化，不当睁眼瞎”，用通俗的语言说出了学校教育的合理性所在。“一个都不能少”流传甚广，恰好应和了人们坚持的一个信念：辍学是穷困导致的。不仅如此，电影的上映时间为1999年，正是中国政府大规模推动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时间，电影恰好应和了政策实践的需要。一个文化符号的制造，显然不是偶然或任意为之的，它同时也定位在近代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历史脉络中。

学校和镇政府借用这一口号，为自身治理辍学的政策寻找合理性。电影里精致编织的教育话语，经过巧妙的转移，被运用到傣族辍学的治理上。不过，细加检视就可以发现，两种话语存在根本的断裂。首先是对辍学的解释，老师们自身普遍认为，傣族家庭通常并不贫困，甚至可以说，多数家庭在西瓜、甘蔗、烟草、水稻等农作物上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因贫穷而上不起学的非常少。正因为如此，傣族地区教育管理部门和教师，又从“不懂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其次是对辍学的治理，电影中“看住学生”附着在伦理、情感、道德的感召之中，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但是，“一个都不能少”转变为解决辍学问题的硬性规定和强制措施时，辍学的真正原因反倒被忽略，成为次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