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
- 郑作彧
- 2738字
- 2025-04-03 18:41:09
第一章 日常时间结构的改变与时间政治问题
一 时间的政治问题
一群德国的社会学家在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构想与酝酿之后,于2002年正式成立了“德国时间政治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Zeitpolitik,DGfZP),并在2005年发表《时间政治宣言》,该宣言开宗明义提道:
时间即生活。[……]让人能够持续地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现代人的时间政治的最重要目标。[……]在个人生活安排当中,自主决定能实现到什么样的程度,根本上取决于时间及其制度的支配权力问题,因为时间及其制度时间性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1]
随着学会的建立以及宗旨的宣告,“时间”这一主题也正式在社会学领域确立了其政治性的生活实践范畴:“时间”除了是理论探讨的概念、需要经验研究加以了解的社会现象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时间制度的确立,时间也关涉人们生活运作的自主性,进而触及生活的质量与生命的意义。这使得“时间”这一议题也牵涉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且有必要从社会、制度结构层面进行探讨。这也让时间具有了社会学面向的重要性。
时间政治学会在德国成立,既在意料之中,却也出乎意料。之所以说在意料之中,是因为将“时间”视作一个具有政治性的生活实践概念,在德国已有长久的历史。从德国对于工作时间结构的讨论,便可显见之。虽然比起英国早在1830年左右便有工作时间每日不可超过10小时的规定,德国于1850年才开始对工作时间进行普遍的关注,起步相对较晚(Promberger,2005:16 f.)。然而自此之后,德国对于工作时间乃至于整体生活时间的关注却从未停歇。19世纪末,宗教、市民与工会团体发起多次对抗工作时间、争取自由时间的社会运动,各邦也纷纷制定相应的法条,试图达到生活时间的保障与平衡。1934年,德国正式颁布《工作时间条例》(Arbeitszeitordnung,AZO);两德统一之后,1992年则重新修订了现行的《工作时间法》(Arbeitszeitgesetz,ArbZG),生活时间有了严谨的法规作为基础。1998年,由于工作时间弹性化有开始普及的趋势,德国进一步增修因应的法规。其法规的完整性,对于以德国大陆法为重要法学基础之一的中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性。尽管如此,德国大众对于时间的抗争与争取却仍方兴未艾。例如德国铁路局工人直到近年来都经常发动大规模的罢工,造成全国交通网络大瘫痪的危机。这就是劳方与资方企图就工作时间与薪资的议题进行谈判。德国对于时间的政治实践始终存在着很强的意识,且随着社会情境的改变而持续进行。但时间政治学会的成立之所以在意料之外,是因为“时间政治”成为一个确切的概念在德国却也是近20年才出现的。而且,虽然时间政治性的日常生活实践在德国一直存在,但人们仍认为对此议题不够了解,因而有必要成立一个正式的学术组织加以专门讨论,且晚至2002年才正式成立。
反观中国,长久以来,除了社会学界对于时间——不论是普通的日常生活时间,还是有重要立法意义的工作时间——这一议题较缺乏关注与探讨之外,整体社会氛围也忽略了时间的社会学意涵与政治性概念,因而对此一议题的重要性缺乏警觉,面对相关问题时便常无法切中问题核心。
例如,“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以下简称“带薪休假”)是我国的重要法规之一,它始于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知》。2007年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正式通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2008年1月1日施行。带薪休假是欧美国家普遍有的制度,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在我国,带薪休假的重要性更为深远。休假是消费活动的前提,对刺激经济有莫大帮助。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人们的旅游意识日益高涨,每逢法定假日,庞大的旅游人潮常带来交通、环保等问题。带薪休假能让劳动者自行安排时间,有助于错开人潮,减轻弊端(周敏慧,2008:22~23)。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并全面落实带薪休假的时程规划。然而,这类政策至今却未有效落实。单就2015年,中央政府和国务院就至少五次强调落实带薪休假。2016年年初,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的必要性,并于当年出台多项规定或意见来强化落实。如何有效落实带薪休假,显然是我国现今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至今,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依然成效不彰。国内一般对相关议题的探讨,要么是从法学的角度,要么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将带薪休假落实不彰的原因指向劳资双方话语权不对等、政府监督不力等。也有调查显示,带薪休假无法落实的原因在于员工没有休假观念、担心影响前途、不敢休等(郑彬,2015)。虽然这些探讨的角度都很重要,但如果人们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对此加以观察,就会发现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根本的、影响广泛的改变趋势(Egbringhoff,2002;Rosa,2005)。在此改变趋势下,用过往的思考方式理解当今工作时间的形态已经不够了。不只是带薪休假,其实包括工作时间本身乃至于整体生活,都必须考虑到现今社会已改变了的时间结构,并用新的观点加以理解,以提出在此时间结构当中生活实践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换言之,人们应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加以思考,在当今的时间结构当中,人们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时间政治问题。
反过来说,若是对“时间”缺乏社会学观点的研究,那么一方面人们对当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变迁就会始终无法有系统性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会缺乏对此议题进行关注的警觉,人们无法应对生活中的时间政治问题,政府也无法在施政上采取主动且有效的关怀。以此而言,德国时间政治学会的成立不啻提醒了人们,“时间”在当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生活实践课题。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系统性的理解,则是时间政治进行实践的关键。
探讨时间结构的改变以及当代时间政治的问题,即本章的任务。换言之,本章旨在处理两个问题:第一,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时间结构在当代社会中发生的改变进行初步的理解:第二,探讨此种改变让人们面临什么样的时间政治问题。于是,此双重研究目标赋予了本章将依序处理的几个主题。
第一,人们如何从社会学的立场去理解并探讨“时间”这个概念?而在当代发生了改变的“时间结构”,以及关涉日常生活的政治性实践的“时间政治”所指为何?关于这个问题,本章将粗略地对社会学中较为重要的时间理论进行综述。当然,时间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取径,每个取径都有其长处[2]。但由于立足于时间政治的关怀动机,因此本章将策略性地着重交代几个相关的特定立场[3]。
第二,时间结构在当代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以往的时间结构的特征及时间政治的问题是什么?而现今已改变了的时间结构与因应此改变的时间政治的问题又是什么?
在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之后,本章还将试着指出,时间政治问题在今天并不是完全没有被社会察觉。然而在现今的全球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时间政治问题却可能以遮蔽了本质问题的错误意识形态而扭曲了思考与解决方法。这个错误的意识形态即“时间管理”概念。唯有揭露这个错误意识形态,才有可能找出真正的解决当代时间政治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