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让“时间中的社会”成为“社会的时间”

一 中国社会学语境中的时间问题

我想，今天应该没有人会否认，无论在哪个学科领域，“时间”都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主题。虽然很多讨论时间的研究都会在文章开头用力交代其研究的价值，例如奥古斯丁的名言“如果别人不问我，我知道时间是什么；但别人一问起我，我却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发现我原来并不知道时间是什么”几乎是时间研究的开头必备引言了。但我相信，其实时间议题的重要性已经根本不需要再多加解释了，任何一句强调都是多余的。

自2008年起，我便开始对“时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学研究。那时候，我还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当时“时间”在欧美社会学界刚开始脱离边缘冷门地位，正在迈向热门主题的路上。探讨时间的社会学学术研讨会陆续举办，相关的论文和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并出版，社会学的时间研究蓬勃发展。那时社会学界关于时间的各种讨论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也让我得以有一些空间，能够对时间提出一些原创性的概念。最重要的成果体现在我于2012年出版的德文著作《社会速度理论大纲》（Soziale Geschwindigkeit：Ein theoretischer Grundriβ und eine zeitpolitische Fragestellung）。2012年初博士毕业之后，我继续钻研这个主题，试着持续在国际上参与对话。2012年在德国《时间政治杂志》（Das zeitpolitische Magazin）刊登的德文受访报道，2017年在《时间与社会》（Time & Society）上发表的英文论文《时间生态学》（The Ecology of Social Time：An Outline of an Empirical Analytic Framework of the Sociology of Time）[1]，以及2018年受德国生态经济研究院（Institut für ökologische Wirtschaft）的邀请而为其“后增长社会网络通讯”（Blog Postwachstum）撰写的德文社论《从孤独的时间到共享的时间》（Von der einsamen Zur gemeinsamen Zeit），都是这方面的工作成果。

2013年，我回到中国内地工作。现今，国内与欧美一样，社会学界对时间已经有相当高的重视了。比如景天魁在20世纪末就已大声疾呼时间社会学的重要性（景天魁，1999：54～66）；到了今天，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推广时间社会学，主持了许多国外时间社会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景天魁认为，中国处于急速现代化发展阶段，社会学必须考虑到时间、对时间进行研究，将时间视作社会发展的重要面向之一，才能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充分的掌握。他的观点振聋发聩，即便到了今天，依然富有创意。然而，他的观点在今天依然非常有创意，其实也是个问题。因为这显露了尽管他大力呼吁与推广已逾20年，但时至今日，中国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的进展依然相当有限，缺乏创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界，时间依然是一个大家都承认很重要却鲜有人真正愿意投注精力进行钻研的主题。

这也让我觉得，如果不只是参与到和国际学界的对话中，而是也能面向国内，汇集我这10年来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系统性地呈现自身对于时间的社会学的一些思考，分享我认为社会学可以怎么讨论与研究时间，也许可以为国内的这片空白添加一抹色彩，并贡献微薄的力量。

不过，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这20年来或在这之前，都没有以时间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相反，其实国内至今已经不乏以时间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了。回顾过往文献，大概可以整理出三个研究方向。

首先，倡导“时间”为何应作为社会学的重要主题。在这方面，前文提及的景天魁是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他虽然不是最早进行这项工作的学者[2]，中国对时间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当然也并非都起源于他的倡导，但他的影响力和持续性无疑是最重要的。他主要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都市化建设发展、传统至现代的历史变迁等重要问题，无一不是在时间和空间当中产生的。因此，时间和空间必然是把握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维度（景天魁，1999，2013，2015a，2015b，2018；景天魁、邓万春，2009：4～10）。此外，这几年来他也主持编纂了一系列的论文集，收录了国内关于时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这些年在时空社会学方面的成果（景天魁等，2012；景天魁等，2017a；景天魁等，2017b）。这些研究成果无一不是现今中国时空社会学的重要文献。不过，不论是景天魁自己还是他所编纂的论文集里面收录的文章，都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大多数文章或著作的主题并不是“时间”，而毋宁说是“时空社会学”，并且这些文章大多聚焦在“空间”，时间仅被视作搭配着空间而谈到的附属品。[3]这意味着：第一，国内一般多将时间与空间当作成对、成套的概念，专门聚焦在时间的讨论并不多；第二，虽然时空是成对或成套出现的，但学界对二者的关注程度并不对等，对空间的关注程度远远大于对时间的关注程度。也许我们可以合理猜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相对而言空间较具有物质性、客观的可经验性，而乍看之下时间却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看不到、摸不着，更遑论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定义与研究它。因此，也浮现出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第一个需要克服的难题：社会学该如何定义与研究时间？

这就是国内时间研究的第二个方向：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时间。这方面的文章虽然汗牛充栋，但其中不少都仅仅是在整理国际上已知名到几乎成为常识的那些社会理论大师的相关理论而已，千篇一律。若除去那些文章，那么较为重要的见解大概有两类。一类见解认为时间是考察或解释社会的变化、变迁面向的重要维度。这种观点将时间视作物理性质的流逝性变化，万事万物无不处在时间洪流当中，包括社会。社会必然会因时间流逝而改变。因此若要解释社会运作的原理，就必须讨论社会在时间当中如何变化，以及社会如何在经历了时间的流逝之后依然能持存下去且不会分崩离析。这方面，何健通过挖掘帕森斯系统理论当中暗含的关于时间的讨论来剖析社会运作的时间维度，便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何健，2015：1～20）。成伯清也有类似的讨论。他指出，由于社会乃处于时间当中变迁，而最能掌握时间维度的是叙事，因此他强调应可以用叙事作为方法论来研究社会因时间维度而产生的变迁（成伯清，2015：100～106）。毫不讳言地说，由于成伯清更重视叙事而非时间，因此他对叙事如何成为时间研究上的方法取径，乃至于详细的方法操作步骤并没有太多着墨。而且就理论上来看，不论是成伯清还是何健，他们的说法与一般的历时研究差别不大，使得这些理论其实并没有凸显时间的主题性。其意思是如果万事万物都在时间流逝当中改变，那么时间其实是一个任何历时性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能视为基本预设的先验概念。既然是先验的，那么它本身就会隐退到讨论的主题背后。如此一来，这种研究也就称不上是讨论时间的社会学研究了，顶多是“提及时间”的社会学研究。[4]

另一类见解强调时间的社会建构面向，认为时间具有社会建构的部分。例如林聚任与王兰将时间视作社会行动、社会生活的顺序安排的秩序；但这种他们所谓的时间秩序安排方式，则必然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林聚任、王兰，2015：110～115）。郑震的讨论则更为抽象。他将人的存在还原成身体，进而指出身体会在实践当中撑开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而这三个维度的总和就是时间。因此，时间可以说是由社会实践撑出来的面向（郑震，2005：351～386）。然而，不论是林聚任、王兰还是郑震，这一类的说法也都承认一个前提，就是社会本身还是处在时间的流逝当中的。所谓的“时间的社会建构论”，更多是说人们为时间现象又赋予了社会文化意义，或者说人在时间流逝当中的行动生活安排是社会建构的，而非时间本身是社会的产物。不过，虽然比起空间社会学今天已广获共识的基本命题［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的名言：“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来说，中国社会学界对于时间的讨论还没有真的声称“时间是社会的产物”，但相较于上述第一点的历时性社会科学研究，这种“时间的社会建构论”已经具有足够高的启发性，得以开辟出以时间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第三个方向。

第三个方向就是以时间为主题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研究人们如何通过对日常时间的安排来进行社会实践或规划生活。练宏指出，日常时间的安排（他将之称为“注意力分配”）是组织制度环境下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考察组织制度的日常时间安排，以此来剖析整个组织制度的运作情况（练宏，2015）。关于这种观点脉络下较为经典的经验研究，李英飞的研究便是一个例子。他以浦镇轻纺产业为个案，研究了关系合同如何搭配社会运作的规律，加入薪资结算周期的维度（通过时间的安排扩展资金运转面向），以此撑开欠债与融资的余地，从而促进市场在交易双方无第三方信用担保的情况下保持持续运作与发展（李英飞，2015：21～46）。第二类是研究个体生命时间的发展。例如方旭东研究剩男剩女现象时，便把生命时间当作分析主轴，指出个体生命时间的流逝是无法改变的，但日常时间的运用模式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日常时间的运用变得过于理性化，使得生命时间与日常时间脱嵌，因此造成剩男剩女问题（方旭东，2016：76～82）。如果根据包蕾萍的说法，生命历程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对生命时间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那么所有的社会学生命历程研究也都是以时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包蕾萍，2005：120～133）[5]。

上述这些经验研究都与前文所谓的中国时空社会学或时间社会学的思路发展历程有直接的承接关系。不过，除了这两类表明属于“时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两类以时间为主题的经验研究，虽然与上述所谓的时空社会学或时间社会学的思路发展历程没有直接继承关系，不具有太深刻的理论思考或理论基础，甚至可能并不会自认是社会学研究，但显然也可视作社会学研究。这另外两类经验研究中的一类是“时间预算”（或称作“时间运用”）调查研究，亦即调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什么样的先后顺序、以多长的时间从事哪些活动（例如青连斌，1990：92～102；李迎生，1991：98～103；王雅林，1991：197～212）。今天，我国各地政府统计局都会对此有不定时的调查，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关于闲暇的时间预算研究也多不胜数。另一类是考察中国近代在从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时间观念和时间制度在历史变迁中的改变。例如，年的计算如何从过去的年号转变为今天的公元，十二时辰如何变成今天标准的24小时制，以及节日的变迁，等等（例如湛晓白，2013；王加华，2015）。

这些文献回顾已经显示，这几年中国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蓬勃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即便如此，时间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界一直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始终都不是一个很“踏实”的领域。

一个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若要“踏实”，一般来说至少要具备四个要素。①能够解释所研究的对象范畴，具有本质上的社会性质。也就是说，能够有一套理论，可以清楚地从发生学的角度说明所研究的对象范畴如何形成自社会。②能够对所研究的对象范畴给予一个清楚的社会学式的定义。有清楚的定义，才有进一步进行经验研究的可能性。③能够提供具体的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对所研究的对象范畴进行经验研究。④理论、定义、方法是一体的，而非彼此断裂、互不相关。文化、教育、犯罪、阶层等都包含上述四个要素，因此都是典型的“踏实”的社会学研究领域。近年来，风险甚至空间也渐渐获得了踏实的社会学地位，但“时间”至今却依然不是如此。如前文所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界，时间被当作预设，本身不被当作需要讨论的概念；或者人们始终似乎找不到社会学式的观察方式或切入面向，因此也找不到足够的理由说“时间是社会的产物”。于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即我们始终无法给予时间一个清楚的社会学式的定义。如果我们无法为时间下一个社会学式的定义，无法确切地指出时间在本质上的社会性，那么社会学如何能说自己真的是在研究“时间”呢？如果我们只能声称生活实践在时间当中的安排和时间的文化意义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所研究的也许根本并不是时间，而只是生活实践和某种文化意义而已。再进一步看，如果社会学缺乏具有自身独特立场的时间理论，无法为时间下一个社会学式的定义，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提出相应的研究方法。就算能直觉地采用一些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与相应的经验研究也会因缺乏理论（或与理论断裂开来）而无法进行系统性分析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