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中国的治理图景（代序）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 吕德文

2015年8月，我与魏程琳博士和其他几位师弟师妹在武汉街头做了一次城管执法的专题调研。在此之前，魏程琳博士已经顺利进入了“武汉城管”这个田野，成了很多一线城管的知心朋友。彼时，我们和其他优秀的同人一道，在贺雪峰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华中村治研究团队的城市研究这一集体学术事业。如今，魏程琳博士将过去几年公开发表的关于街区和乡村治理的论文辑录在一起，以《城乡中国基层治理：经验与逻辑》之名出版，既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晶，亦是我们的集体学术事业的小小脚印。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序言是我们共同学术之旅的产物。

到201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过去的20年，中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增长，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在这期间中国的基层社会出现了一波城市暴力兴起的大事件，但总体上保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某种意义上，这颠覆了亨廷顿悖论：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却滋生着动荡。如何理解这一中国经验？或许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传统都有关系，但归根到底，所有宏观的结构性因素都会在微观的实践机制中体现出来。应该说，这本书就是尝试从基层的视角、微观机制的角度，来探讨亨廷顿悖论何以在城乡中国的治理图景中失效的。

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城乡中国的治理图景并不尽如人意。某种意义上，这本书算作一个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作品，它所有的篇章似乎都在说明，中国的基层治理面临着巨大挑战。比如，街头冲突不断、边缘人无法规制、传统秩序失效……无一例外的，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城乡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然而，这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未为“问题”所迷惑，而是深入问题出现的机制，以发现这些问题得以控制和化解的契机。在我看来，作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呈现问题，并尝试对此做出解释，恰恰是为了呈现一副完整的、客观的城乡中国的治理图景。这个图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乡中国的治理变迁方向何在？基于生活经验的感知，很多人容易将城市暴力兴起的大事件当成社会溃败的证据。但只要实事求是地回顾更长一个时期的社会变迁历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误判。远的不说，就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暴力发生的范围和烈度，或许要远高于21世纪的中国吧？我们在城管部门调研时，老队员们并不讳言当年“暴力执法”的常规化问题。我亦在公安部门调研过，最近20多年警察执法的文明进程堪称波澜壮阔，吊诡的是，执法机关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对城管、警察等街头执法部门的舆论抨击迅速升级。这本书有较多篇幅呈现城市暴力的发生和化解逻辑，对于理解城乡中国的治理图景很有启示意义。

第二，城乡中国治理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客观而言，今日中国城乡治理的某些突出问题，尤其是基层暴力泛滥问题，主要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我将21世纪以来的社会暴力的爆发，称作“城市暴力兴起大事件”。这是因为，最近20年的暴力发生场域主要是在城市空间，且暴力发生机制亦迥异于熟人社会内部的暴力问题，它缘起于陌生人社会的不信任，嵌入国家治理实践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暴力或多或少地会与争议性政治有关。简言之，现代国家很难再以“仲裁者”的形象出现，往往本身就是社会争议中的“议价者”，需要和风起云涌的社会力量争夺社会控制权。故而，一方面，农村的地方性规范逐渐解体，基层社会的争议者不断援引正式权力，出现了“迎法下乡”的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街头被各种力量侵占，市政权力被迫积极介入街头空间的治理。不幸的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国家权力都面临着如何重构社会和文化网络，并实现有效治理的难题。

第三，城乡中国的治理路径何在？毋庸置疑，中国的城乡治理有其独特资源和路径依赖。简单说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牵引下，城乡中国的治理越来越有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和专业化导向。但非常有趣的是，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理传统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中国历来有简约治理的传统，当前的城乡治理仍然使用相当数量的半正式行政人员，一线行政亦采取非正式策略，行政理性化过程并未弱化行政体系内部的动员，恰恰相反，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程度逐渐加深。人们往往习惯于从负面去看中国治理传统的不适应性，也寻找各个治理传统之间的冲突性，却忽视了一个可能性：恰恰是多种治理传统的存在，为治理转型提供了制度选择空间。

某种程度上，完整描述城乡中国的治理图景并非易事。哪怕是从内部视角看，魏程琳博士的这本书也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极小的切口而已。在我看来，城乡中国的治理经验还是一个未开发的学术处女地，需要有志于经验研究的学术同人大力开垦。魏程琳博士一直在努力；我们学术团队的所有同人都在孜孜不倦地耕耘。因为他们的努力，我也给自己提了要求：努力跟上他们的步伐，为着完整描绘出城乡中国的治理图景。

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2018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