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仲子：中国心理卫生的开拓者
舒跃育
20世纪初，随着“科学与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大批青年学者负笈欧美，将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与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带回国内。在这个大背景下，在以留美学生为主干的大批心理学先驱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为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系，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心理学会相继成立，相关学术刊物先后创办，心理学的学术专著和译著先后出版，科学心理学开始在国内生根发芽。随着科学心理学的传入，“心理卫生学”也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而被引入。谈到我国现代心理卫生运动，就不得不谈到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章仲子。
一 学术生平
章仲子（1904～1960年），原名章长春、章颐年，后更名为章仲子，1904年6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余杭县仓前镇，系著名国学家章太炎仲兄章炳业之子。浙江仓前章氏是书香世家。章颐年的祖父章濬（字轮香，1825～1890年），自幼研读典籍，后任县学训导，在余杭颇有影响。章濬生有三子，长子章炳森（字椿伯，1853～1928年），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人；次子章炳业（字仲铭，1865～1930年），即章颐年的父亲，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人，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目录学家；三子即著名国学家章炳麟（字枚叔，号太炎，1869～1936年）。章颐年的父亲章炳业曾主持浙江省图书馆馆务工作14年，建树颇丰，曾创办《浙江公立图书年报》，发起组织浙江省图书馆协会，任首任会长。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被选聘为执行部干事。编有《浙江公立图书馆保存类图书目录》《浙江图书馆通常图书目录》《乙卯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目录》等。[1]
由于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章颐年先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早年先后就读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杭州省立第一中学。1927年，章颐年先生毕业于金陵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曾在安徽省滁州中学担任英语教员一年。由于当时心理学在中学尚未开设相关课程，他所从事的工作脱离自己的所学专业，为了更系统地学习心理学知识并能从事心理学的专业工作，1928年8月前往美国留学。章颐年先生曾先后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和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主攻实验心理学，但当时美国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心理卫生运动对他的影响更大，他接受了心理卫生方面的专业培训并形成了对心理卫生的独到理解。1930年8月，章颐年先生学成回国后即被聘为国立暨南大学心理学教授，并在国内率先开设“心理卫生”课程，时年方26岁。由于此前国内高校中并没有人专门开设过此类课程，章颐年先生因而被誉为我国讲授心理卫生课程的第一人。[2]此外，他还在该校开设“生理心理学”和“心理学史”等课程。
1931年，浙江省教育厅在省立两级师范学堂的基础上筹建“省立杭州师范学校”（今杭州师范大学前身），聘请章颐年先生担任首任校长。此时他虽然仅任中等师范学校的校长，但浙江省教育厅仍破格给予其教授待遇。担任校长期间，章颐年先生积极倡导将心理健康知识应用到家庭与学校教育之中，并坚持“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完整的人格……心理卫生的目的，也是要人们的人格获得健全的发展。能对生活环境做正常的适应。所以教育和心理卫生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良好的教育必须依据着心理卫生的原则，否则便不能尽教育的使命”的理念，[3]努力将心理卫生的理念贯彻到教育实践。为此，他四处奔走，组建教育方面的专业学会，积极推进教育专业化的发展。1932年，章颐年先生作为浙江省中学教育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任常务理事。1933年，在著名教育家庄泽宣（1895～1976年）先生的介绍下，他加入了成立于同一年的中国教育学会。为了更好地从事心理学研究，章颐年先生于1934年7月辞去省立杭州师范学校校长职务，被大夏大学聘为心理学教授兼师范专修科主任，负责讲授心理学课程。1936年，章颐年先生在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创立全国为数不多的教育心理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当时，大夏大学的教育心理学系在全国办得很有影响，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张耀翔先生曾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4]为此，教育部特拨款添置设备，扩充实验室。此外，章颐年先生还担任该校师范专修科主任，在负责讲授心理学课程的同时，指导学生选课和做毕业论文。由于时局的影响，全国性学会在当时难以较好地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大学、大夏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心理学系相继成立校级心理学会。[5]大夏大学心理学会由章颐年先生负责，附设心理诊察所，开展心理卫生方面的工作。1936年4月，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创办心理学通俗杂志《心理季刊》，章颐年先生任主编。在1934～1936年，上海心理学界人士活动频繁，经常组织正式或非正式学术会谈，他们主要由国立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院校的教授组成。但这种活动苦于无正式组织，进一步开展面临诸多困难。1936年10月份，由章颐年、张耀翔和章益等人发起“上海心理学会”，该学会于1937年1月10日正式成立，比中国心理学会还早14天。[6]与此同时，京沪等地学者发动组织“中国心理学会”，章颐年先生也是早期32位发起者之一。1937年1月24日，中国心理学会在南京成立，章颐年被选为学会理事。在首次召开的理事会上，章颐年等三人担任第一届年会委员。后来由于“七七事变”爆发，学会活动被迫停止，第一届年会也因此被取消。[7]1936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南京成立，章颐年先生作为发起人之一，任理事兼编译委员会委员。此外，他也是中国测验学会的编译委员会委员之一。尽管后来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等学术团体的活动暂时中断，但是，章颐年先生凭个人的努力对我国多个心理学学术团体的建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7年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奉令南迁。8月，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组成第一联合大学，准备内迁。章颐年先生任第一联合大学教育心理系主任兼师范专修科主任。12月，第一联合大学西迁江西庐山牯岭，后辗转至贵阳，章颐年先生留庐山处理善后事务。次年8月，在著名教育家孟宪承（1894～1967年）的介绍下，章颐年先生被广州中山大学聘为心理学教授，讲授“心理卫生学”。后因广州失守，章颐年先生辞去中山大学教职。1939年6月，章颐年先生前往迁移至贵阳的大夏大学任教，并兼任教育学院院长之职，指导学生选课、毕业论文和学分审查。1940年9月，章颐年先生在返沪探家途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获救后重新回到国立暨南大学任教。次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停办，章颐年先生转至大夏大学上海分校，继续担任教育学院院长之职，后因与大夏大学教务长鲁继曾先生（1892～1977年）不睦，离开大夏大学，一度担任杭州潮罄月刊社主编，因被日本宪兵队监视不得离开日占区返回内地，不得已由其亲属介绍在汪伪浙江省政府和建设部任职。抗战胜利后章颐年先生改名为章仲子，在著名教育家黄敬思（1897～1982年）的帮助下，章仲子先后担任青岛中国石油公司、青岛齐鲁企业公司的秘书。1949年4月，因齐鲁企业公司迁往台湾，章仲子先生受驻上海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之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结核病防治专刊，编著儿童及大众读物。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章先生的《詹天佑的故事》《李仪祉的故事》《鸦片战争》《卡介苗》等读物。同年7月，商务印书馆迁入北京，世界卫生组织撤回，章仲子先生接替妹妹章茻[mǎng]（1907～1977年，字菉君）在上海人文中学的教职，担任高中语文教师，并于同年加入中国教育工会。
由于章仲子先生早年在心理学界影响较大，1951年2月，在大夏大学的老同事张耀翔（1893～1964年）与杜佐周（1895～1974年）两位教授介绍下，他前往位于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前身）教育系任教，主要承担“发展心理”“青年心理”“特殊儿童教育”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暑假，他向兰州广播电台写了一篇文章，得稿费十万零八千元，全部捐给抗美援朝之用。在教学中，他曾自制实验仪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1957年12月，章仲子被中共西北师范学院党委划为“极右分子”，1958年8月被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保留公职），1960年12月1日在劳教中亡故。次年，章仲子被摘掉“极右”帽子。1979年4月，中共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前身）党委决定恢复章仲子政治名誉，[8]恢复其教授职称。
二 奠基我国的心理卫生事业
作为我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章颐年先生的重要贡献首先体现在对心理卫生事业的开拓上。西方的心理卫生运动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学者比尔斯（C.W.Beers，1876-1943年）是这一运动的重要推动者。比尔斯曾因精神失常而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三年，住院期间，他受到非人的待遇，目睹了病友们的各种痛苦。出院后，他立志终生投身于心理卫生事业，并将自己在精神病院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自传性的著作《自觉之心》（A Mind That Found Itself）。该书1908年出版后，心理卫生事业受到著名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5月，比尔斯组织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卫生组织——“康涅狄格州心理卫生协会”。次年，在比尔斯等人的努力下，全美心理卫生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Mental Hygiene）成立了，该委员会后来还创办了《心理卫生》（Mental Hygiene）杂志，采用多种方式普及心理卫生知识。1930年，在比尔斯等人的努力下，第一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国际心理卫生委员会由此成立。
章颐年先生在美国学习期间，正是美国心理卫生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尽管他在美国接受的主要是实验心理学方面的训练，但最让他震撼的还是心理卫生运动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为此，他曾在《心理卫生概论》中用了一章的篇幅介绍国外的心理卫生运动，并对比尔斯其人其事多有溢美之词。他将《自觉之心》视为一部“不朽的名著”，认为“比尔斯以一个人一本书的力量，首创这种伟大的运动，他对于人类的功绩，实在是值得敬佩的”。[9]章颐年先生历数了比尔斯所获得的诸多荣誉，并说“这些对于他的不可度量的伟大贡献，仅只是一点些微的酬谢”“比尔斯的功绩，真不是几句话所能表示的”[10]。的确，比尔斯对青年章颐年先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巨大的影响，足以成为他在国内开展心理卫生运动的重要动力。事实上，章颐年先生回国后之所以极力推动心理卫生运动，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对比尔斯其人其事的认同，其次是他对心理卫生事业本身的重视。章颐年先生曾借卫生署署长刘瑞恒（1890～1961年）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中国的比尔斯”[11]。而从后来章颐年先生回国后的人生经历来看，他的确以中国的比尔斯自许，他在中国“以一个人一本书的力量，首创这种伟大的运动”——中国的心理卫生运动：率先开设“心理卫生”课程，撰写第一部心理卫生领域的专著，发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创办期刊，组建儿童心理诊察所……正是在章颐年先生和一大批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心理卫生事业逐渐发展起来。
章颐年先生于1930年回国后，即在国立暨南大学开设“心理卫生”课程。课程的内容为章颐年先生依据其在美国的学习内容并结合自己对现实的理解而撰写的讲义，但后来由于“一·二八事变”爆发，章颐年先生离开国立暨南大学，讲稿也遗失了。1935年，当他重新在国立暨南大学和大夏大学同时开设这门课的时候，还因找不到一本专门论述心理卫生的教材而苦恼。为此，他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对早先讲义的回忆，写成了我国第一本心理卫生领域的专著《心理卫生概论》，该书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并被广为介绍。
在这本书中，章先生系统阐述了自己对心理卫生的理解。这本书分为三大部分：总论、各论和附录。在总论部分，尽管第一章的目的在于强调心理卫生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初步呈现了这本书的行文逻辑。章颐年先生认为，卫生事业应该包括两大部分：生理卫生和心理卫生。可长久以来，心理卫生一直受到忽略，以致引发了心理疾病和许多社会问题。如何很好地解决由对心理卫生的忽视而引发的问题呢？他提出了心理卫生的工作原则：重在预防。于是，他确定了心理卫生工作的两个方面：消极方面，就是预防心理疾病的发生，改良心理疾病患者的待遇；积极方面，就是促进心理健康，养成健全的人格。通过第二章回顾国际心理卫生运动发展状况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心理疾病将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精神损失，因此，尽快在国内开展以心理疾病预防为目的的心理卫生运动，迫在眉睫。那么，心理卫生方面的工作如果需要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展开的话，首先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准备：其一，从消极的方面，需要确定心理健康的标准；第二，从积极的方面，需要归纳出影响健全人格养成的内外部因素和条件。
为此，章颐年先生通过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论述心理健康的标准和影响健全人格的因素和条件。他认为，心理的健康表现为人格的健全，并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心理健康的标准：（1）像别人，即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处于与大多数人相似的常态之中；（2）与年龄相符，即个体的身心发展要符合年龄特征；（3）能适应他人，即具备正常的社交能力；（4）快乐，能获得较多的积极体验，态度乐观，做事积极；（5）统一的行为，强调行为的一致性和完整性；（6）适度的反应；（7）把握现实，能主动面对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8）相当尊重他人的意见。在确立了心理健康的标准之后，他通过分析影响健全人格形成的内外部因素来讨论心理疾病的根源，认为常态的天赋和适宜的环境是影响健全人格形成的两个重要的因子。但总体而言，他还是认为心理疾病来源于个体的幼年经历。遗传与环境的影响孰重孰轻历来是心理学家争论的焦点。在这一点上，章颐年先生认为，“健全的人格，小半由于遗传，大半由于环境所决定”[12]。这一点构成了章颐年先生心理健康观的基石，正是基于此，他将教育的本质理解为健康人格的培养。于是，他系统地论述了破坏人格健康发展的力量和环境条件。他通过引用威廉·伯纳姆（W.H.Burnham）的观点，认为对于养成儿童健全的人格而言，以下的训练非常重要：第一，保持儿童的注意力；第二，为了保持儿童全神贯注的特性，就需要儿童自由地选择自己感兴趣同时又符合儿童身心特点的活动；第三，应付困苦的经历；第四，培养持久的恒心；第五，通过时常改变环境训练儿童的适应能力；第六，良好的睡眠习惯；第七，让情绪有正常的发泄渠道；第八，保持充满快乐和希望的幽默感。
章颐年先生认为，在我们的人生经历中，破坏人格健康的力量主要有三种，即怕惧、失败和冲突。因此，要预防心理疾病和维护人格的健全，就必须从导致这些力量产生的环境因素入手。他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三种破坏人格的力量的表现形式、所引发的不良后果以及消除的方法。
但是，如何让心理疾病在未发生之前就得到有效的防治呢？章颐年先生认为，导致上述三种破坏力量的环境主要涉及家庭、学校、医院、司法部门和企业，而与这些部门息息相关的人，就是对人类人格健康影响较大的人，包括父母、医生、教师、法官和企业家。但在这五者中，他又特别强调家庭和学校对健全人格的重要意义。由于个体的人格主要形成于成年之前，在这段时间，个体主要在家庭和学校中度过，因此父母和教师就构成了健康个人与健全社会的基石。为此，家庭教育和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就构成了章颐年先生关注的重点，这就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各论的内容了。在第二部分，章颐年先生用五章的篇幅，分别论述心理卫生与医学、父母、教育、法律和企业的关系。在这里，特别介绍下章颐年先生关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于儿童健全人格形成的重要影响，这些观点尽管是在八十年前提出来的，但即使放在今天，不仅不过时，甚至可以说非常有必要反复普及和强调。
首先，作者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人要进入某一个行业，都需要接受长时间的专业培训。比如，店员、理发师、司机、医生、护士、牧师和教师等，都需要进行专业的学习。不同的职业，与人类关系越密切的行业，需要接受训练的时间就越长。但很奇怪的事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将来都要当父母的人，关于如何当父母，却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因为作为父母，不是仅仅供给子女衣、食、住，送他们进入学校读书就算尽到父母的责任了，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让他们长大以后能快乐地适应环境。在这里，作者已经初步将“教育”与“健全人格的培养”等同起来，这个观点不正是时下诸多教育专家所强调和呼吁的吗？教育子女，与其他的任何行业一样，需要接受专业的教育。爱子女是一回事，给他们提供科学的教育是另一回事。为此，作者对学校教育过度关注知识的传授而缺乏日常生活技能的训练，特别是通过学校课程并不能让我们成为更加称职的父母提出批评。作者认为，有必要将如何做父母的知识和技术，设置成特别的学科，列入各级学校的课程之内。他主张将父母学、儿童学、家庭教育等课程，纳入小学和中学的教学。他甚至认为，关于如何做父母的知识和技能，远远重要于那些传统的抽象科目，因为这将真正影响人类的幸福。
在学校教育方面，作者认为，学校教育的目标应该包括三个方面，那就是知识的传授、体魄的锻炼和精神的健全。基于学校教育对儿童健全人格塑造的作用，作者提出，教师除了拥有学识和教学技能之外，还必须拥有健全的人格。他特别强调教师这个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可惜的是，即使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对教师资格的认证，也主要强调知识结构和教学技能，教师心理素质方面的测试在职业资格认证过程中尚未开启。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教师的待遇和地位也是影响教师人格的重要因素，他非常反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认为这些都是影响儿童健全人格塑造的消极因素。他还特别强调特殊教育的重要意义，主张实行“访问教师”制度以及给儿童提供升学和就业的指导。章颐年先生的许多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都让人深受启发。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是附录，主要谈到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缘起和协会简章，算是对国内的心理卫生运动的介绍和宣传。
为了更好地让家庭和学校成为健全个人人格的环境，章颐年先生除开设“心理卫生”课程之外，还创立了大夏大学心理学会。从其所从事的活动来看，大夏大学心理学会不是从事严谨的学术活动的团体，而是一个活泼且富有生气的学术推广团体。资料表明，大夏大学心理学会主要开展的活动包括辩论、演讲、实地考察，并创办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主办科普杂志等。[13]在这些活动中，辩论的范围较为宽泛，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演讲主要包括通俗和学术两个方面，主要围绕着应用心理和心理卫生展开。由于大夏大学心理学会的影响较大，曾受上海市政府之邀，在上海市广播电台定期播出心理学方面的演讲，旨在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心理卫生的知识。此外，章颐年先生为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期带领学会的会员前往苏州精神病院和北桥普慈疗养院实地参观考察。不仅如此，学会在1935年9月创立了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章颐年先生自任所长，下设测验股、调查股和访问股，旨在对顽皮、愚笨、偷窃、自卑、恐惧等问题儿童进行诊断，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予以适当的治疗与处置。[14]心理诊察所的设置，是章颐年先生受全美心理卫生委员会的影响（全美心理卫生委员会于1922年设立儿童指导诊察所），但对我国心理卫生事业的开展而言，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即作为国内第一个心理诊察所，它开启了学校心理诊断与咨询之先河。大夏大学心理学会的另一个开创性贡献是，于1936年4月发行我国第一种心理科学的通俗刊物《心理季刊》。该刊以“应用心理学改进日常生活”为口号，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怎么样使一般人认识心理学，怎么样使大家应用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改进日常的生活以及自己的事业，是一件更重大的事。所以，本刊极愿在大家的爱护之下，负担这一份重大的使命”[15]。尽管该刊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停刊，但大夏大学迁至贵阳后，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又在《贵阳市革命日报·副刊》上办起了当时国内唯一的心理学专刊《新垒周刊》，每逢周六出版，[16]前后发行了6期，共载文87篇（包括译文4篇）。这些文章对于向大众传播心理学知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此外，由章颐年先生、张耀翔和章益等人发起的上海心理学会成立之后也举行了题为“心理与人生”的通俗讲座，[17]每周一次，主要内容也多涉及心理健康的维护。
另外，章颐年先生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发起者之一。1936年，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同人的努力下，章颐年先生等32位主要发起人向全国心理学界征求意见，筹备成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旨在“保持与促进国民之精神健康及防止国民之心理失常与疾病为唯一之目的，以研究心理卫生学术及推进心理卫生事业为唯一之工作”[18]。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南京成立，通过通讯选举，章颐年先生被选为首届35位理事之一，并兼任编译委员会委员。由此，我国第一个旨在促进国民心理健康的专业学术推广组织便正式成立。
尽管章颐年先生对心理卫生事业的贡献无法与比尔斯相媲美，但在中华大地，章颐年先生是第一个积极推进心理卫生事业之人：他率先在国内高校开设心理卫生的课程、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心理卫生方面的专著、首次提出了心理健康的标准、创立国内第一个心理诊察所、创办第一种心理学通俗期刊、参与发起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心理卫生协会。不仅如此，他在大夏大学成立了教育心理学系，创立的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则以促进心理健康为主要内容，组织多种多样的活动，积极践行自己的心理卫生理念。由此可见，作为我国心理卫生的开拓者，章颐年先生无愧于“中国的比尔斯”之称。
三 积极推动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
除了心理卫生之外，章颐年先生对我国科学心理学的建立和心理学学术团体的建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建了颇有影响力的大夏大学教育心理学系。章颐年先生作为我国较早从事心理学研究的留美归国学者，长期致力于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并在大夏大学组建教育心理学系，推动了我国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我国古代只有心理学思想而没有心理学。19世纪末，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德国诞生。20世纪初，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留学归来，他们逐渐将西方的新心理学传入国内，于是心理学开始在国内发展。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了我国高校中的第一个心理学系，这对心理学科在国内的发展而言，是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在此后的30年间，由于国家饱受兵燹之苦，心理学的发展十分缓慢。在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仅十余所高校建立了心理学系。在这为数不多的心理学系中，由章颐年先生创立的大夏大学教育心理学系在全国颇有影响力。早在大夏大学1924年成立之初，教育科就设有教育心理学组。1936年，大夏大学在教育学院下设立教育心理学系，章颐年先生任首任系主任。由于当时教育心理学系办得很有起色，教育部拨专款添置心理学实验室设备，并增设动物心理实验室和心理仪器制作室。[19]在学术研究方面，教育心理学系开展了动物心理研究、心理测验研究并自制心理实验仪器。心理仪器制作室或自行设计，或模仿国外仪器，制作的仪器坚固耐用，价格低廉，其他大学也用来作实验仪器。[20]此外，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和《心理季刊》都挂靠教育心理学系，因此学会的活动都属于该系活动的一部分。这使得大夏大学的教育科学在国内影响很大，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
第二，推动了我国各级心理学会的建立。如前文所述，章颐年先生创立了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并先后参与发起上海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并成为这些重要学会的骨干力量。事实上，他是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缔造者之一，但由于后来抗战全面爆发，这些学会的活动被迫中断。而待学会活动重新恢复之时，章颐年先生又调离上海。由于历史原因，章颐年先生后期未能继续参与国内心理学学会的建设工作，但他作为早期奠基者之一，其贡献是不容磨灭的。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以推广应用心理学知识为目的的教育学会，比如，他曾发起浙江省中等教育学会，并任常务理事。另外，他也是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早期骨干之一，并担任该学会编译委员会委员。由此可见，章颐年先生对我国心理学学术团体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创办了心理学的通俗刊物《心理季刊》和《新垒周刊》。在20世纪初我国心理学学科创立之初，先后有好几种心理学刊物创刊不久又停刊。例如，在1940年之前的有《心理》（1922～1926年）、《心理学半年刊》（1934～1937年）、《心理与教育》（1935年）、《心理教育实验专篇》（1934～1939年）、《心理教育研究》（1936年）。[21]由于时局不稳，当时的学术刊物很难持续办下去，而正是这些断断续续出现的刊物，将心理学这门学科延续下来，将那个时代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和思想延续下来。由章颐年先生创办的《心理季刊》就是这些刊物中的一种。就在该刊创办一年多之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得大夏大学历经庐山最后到达贵阳。到贵阳之后，因刊物未能复刊，大夏大学心理学会于1938年4月2日借《贵阳市革命日报·副刊》办起了延续大夏大学心理学之传统的《新垒周刊》。除了创办刊物外，章颐年先生在《心理季刊》《教育季刊》《金陵光》《幼儿教育》《教与学》等杂志上发表心理学科普文章多篇，对加强心理学的日常应用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第四，为西北地区的心理学学科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章颐年先生于1951年2月起在西北师范学院从事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直到他去世为止，前后工作长达近十年。而这十年正是西北心理学学科发展初期，章颐年先生与其他心理学前辈一起，为心理学科在西北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西北师范学院是我国西北地区最早从事心理学教学与科研的院校，它的前身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而西迁，先后改组命名为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后来西北师范学院从西北联大中最先独立出来，更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早在1951年，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下设心理学教研组，专门从事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当时非常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像章颐年先生这样接受过系统的心理学训练的高学历人才更是难得，自然成为学科的骨干。到兰州后，章颐年先生不仅从事心理学专业课教学工作，而且重新发挥了他早年在大夏大学自制心理学实验仪器的特长。在助教郭雅仙和张世清的帮助下，制造了一些简易的心理学仪器辅助教学，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他还经常向兰州广播电台等媒体撰写心理学通俗文章，以推广心理学的应用。1957年3月，在资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章颐年先生编制了《心理学史大事年表》，通过西北师范学院心理学教研组油印发行。但令人遗憾的是，章颐年先生在西北的经历并不顺利。由于他曾有在汪伪政府任职的经历，1953年曾被甘肃省人民法院判处机关管制两年。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章颐年先生又被划为“极右分子”，至此，他完全脱离了自己所热爱的心理学事业。尽管如此，在今天国内心理学界占有重要学术地位的西北师范大学的心理学学科，同时也是为数不多具有心理学院建制和心理学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及心理学博士后流动站设站单位，在立足西北的艰苦环境中，能有今天的成就，章颐年先生作为西北心理学学科开创者的贡献不应该被遗忘。
当历史的错误降临在个人的身上，作为个体的我们总是难以承载。尽管章颐年先生后来被平反，但对于一个执着的学者，他更希望看到的是他曾努力追求的事业得到延续、他热爱的事业得到人们的认可。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中国的心理学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心理卫生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心理卫生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章颐年先生曾工作过的单位也形成了阵容强大的学术梯队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忘记这位曾经为中国的心理卫生事业乃至中国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1]杨法宝：《余杭年鉴》（下），方志出版社，2007，第352页。
[2]郭沈昌、陈学诗、伍正谊、许律西：《缅怀前辈 开拓未来》，《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0年第4期。
[3]章颐年：《心理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36，第187页。
[4]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学林》1940年第1期。
[5]胡延峰：《留美学者章颐年与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6]杨鑫辉：《心理学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172页。
[7]杨鑫辉：《心理学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174页。
[8]《关于错划章仲子同志右派问题改正结论的报告——师党落〔1979〕406号文件》。
[9]章颐年：《心理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36，第13页。
[10]章颐年：《心理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36，第13、21页。
[11]章颐年：《心理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36，第21页。
[12]章颐年：《心理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36，第53页。
[13]胡延峰：《留美学者章颐年与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4]胡延峰：《留美学者章颐年与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5]章颐年：《创刊话》，《心理季刊》1936年第1期。
[16]《心理学会创办〈新垒周刊〉》，《大夏周报》1938年第14卷第2期。
[17]杨鑫辉：《心理学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172页。
[18]《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缘起》，载章颐年《心理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36，第233页。
[19]侯怀银、李艳莉：《大夏大学教育系科的发展及启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3期。
[20]杨鑫辉：《心理学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166页。
[21]高觉敷：《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第368～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