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户生存条件与生活环境的巨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户遭受着残酷的剥削。一是地租剥削。高额的地租压榨，使得农户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则就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二是高利贷的重利盘剥。农户常常在青黄不接时，被迫向地主或高利贷者借粮借钱度荒，承受高利贷的盘剥，支付的利率普遍在3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100%。农户在借高利贷时，大多要用自己的土地或财产作抵押，一旦到期无法偿还，只能听由债主夺占。三是苛捐杂税，犹如架在农民脖子上的刀子。农户生存与生活环境极其恶劣，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经济长期凋敝。加上资金极端缺乏，耕畜和农具严重不足，农业生产萎缩，农民生活极度贫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广大农村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到1952年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尚未解放的台湾省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共没收、征收了约7亿亩（约合4700万公顷）的土地，分给了约3亿名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60%～70%的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土地改革前，农民每年要为耕种的7亿亩土地交出超过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土地改革后，原先需要交的地租留归农户。[1]农民还分得了生产所必需的耕畜、农具和房屋。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兴修水利，增加农业投资，到处呈现一片兴旺的景象。[2]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明显增加。1949～1952年，农业总产值以年均15.4%的速度恢复和发展，3年共增长53.4%，农民净货币收入增长86.7%，农民收入增长30%，平均每人消费水平增长20%。[3]

经过土地改革，农村贫农户数减少，中农户数上升，富农在土地改革中受到削弱，其收入已低于中农，农村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4]中国小农表现出舒尔茨所定义的“理性小农”的特征，他们积极利用各种机会“点石成金”，用于生产方面的借贷所占比例明显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