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理论反思与范式创新的自觉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在此巨变中，中国社会生活如何得以再组织？社会秩序如何得以再协调？实践和时代对中国社会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学肩负着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的历史使命，社会学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不仅要熟知本国的文化历史观，也要具备全面把握中国与世界动态联系的能力，如此方能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制度的合理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中国社会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化”；而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不断提速。如何理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巨变？社会管理、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与“社会”紧密联系的领域，成为中国社会学界进行实践总结与理论思考的重点。制度结构和社会领域的变化使社会理论范式变迁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凸显出来。这需要理论家与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社会理论范式的基础、框架要素等。特别是在大数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传统的调查方式、理论建构方式都将发生极大的改变，大数据可能改变传统理论对相关命题的基本假设。因此，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面临坚守传统认知框架和更新认知框架的重大挑战与选择。对于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其所关注的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性跨越以及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之大、影响之深，不仅仅表现为它在很短的时间内浓缩了人类社会变迁的诸多历史进程，更在于它具有文明转折的深刻意蕴。

中国的社会变迁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转型，中国的社会转型呈现一系列挑战既有西方理论范式的“悖论”，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总结与学术研究，不仅对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构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是让中国与世界“相通共进”的重要支撑。中国社会学针对中国社会整合实践和社会运转机制的阐释话语，在认知、分析和理论对话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坦率地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多年来，仍存在比较严重的依赖西方话语的学术倾向，在对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提出的复杂、深刻的问题进行阐释时经常出现“集体失语”现象，这也最终导致社会学本土话语体系建设总体水平不高、学术理论的原创能力不强。

自缘起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就进入了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人类文明也在现代性的实践中持续发展。从欧美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经济领域的变革开始，发生了迅速波及政治、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整体性社会变动，由此带动了社会类型的整体性跃迁。在此过程中，西方理论家分别提出了进化论、循环论、系统论、冲突论、风险论等不同的社会变迁理论，直至后现代理论等。这些理论主要基于对西方社会变迁实践的观察，重点讨论了社会变迁的方式、动力及其路径等问题，试图对社会变迁进行普遍性解释。但目前来看，理论概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对现实的探索实践，而探索实践本身意味着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也意味着建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经验的社会理论仍然有其局限性。

从东西方社会变迁的理论成果来看，方法论决定了其理论逻辑，进而直接影响其理论判断。既有的理论范式包括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现代化理论，以及全球化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等，这些理论都不足以用来深刻理解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实践逻辑。一方面，西方理论自有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这些前提条件与理论唇齿相依，如果不考虑这些理论的文化预设及其产生的背景，就很容易出现（在中国使用时的）“水土不服”问题，还容易不自知地陷入对方理论的价值预设中；另一方面，西方理论自身也需要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时，中国的社会变迁处于不断加速的过程中，由此出现了既有西方理论对中国社会变迁实践的“双重水土不服”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快速的社会变迁使得今天的“水土不服”与30年前的“水土不服”已经不一样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超越治理权“收-放”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探索更加多元的治理方法，并将这些治理方法统筹安排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既是重要的实践议题，也是重要的理论命题。面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变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崛起”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西方学者也在对已有的理论与研究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新观点，但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作为“旁观者”的观察很难替代“在场者”、“亲历者”的体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基于对本土社会变迁实践的理论自觉，我们近年来提出的“制度与生活”的分析框架，是试图在制度与生活的互动实践中展现中国社会变迁机制与逻辑的一种更接近本土方法的努力。

面对新时代更加复杂多变的社会变迁实践，尤其是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工业社会强调纪律性、普遍性和合法性的社会团结纽带发生了巨变。在实体社会与网络社会并存互生的情况下，社会风气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差异化，并对整体性和集体性服从提出质疑，社会心态也因此日趋复杂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应当如何转变？在社会整体上不断出现新结构和新问题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学应该以何种方式有效介入？具体应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范式？给整个社会展现一种怎样的预期？怎样以自身的研究成果有效促使社会心态逐步趋稳，进而推进社会在总体上有序发展？这是研究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同时，新的产业革命对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预期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更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及时做出回应，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社会治理方案，是中国的社会学者所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

我们有理由相信，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变迁的历程、总结我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不仅有助于为未来的中国国家建设提供前瞻性理论，也能够为现代文明的发展贡献智识。这不仅仅需要我们有能力回到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实践进程中去体会，更需要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学存在的认知偏差问题，需要我们从认识方法上不断探索，形成既符合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趋势，又能够贴近中国复杂国情实际、解决中国复杂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通过自觉的创新，中国社会学不仅要与西方最新的中国研究成果进行对话，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已有的本土方法论（如“制度与生活”的分析框架）。

余论：社会的变迁犹如时间的河流，始终处于流动和变动之中。在变迁的洪流面前，人们并非只能被动适应。无论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通社会成员，还是社会精英，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对社会变迁的复杂认识。对于这些多样性和复杂性认识的观察与提炼，便构成了社会学研究者们的重要任务。当今的中国和世界都处在前所未有的分化、巨变和重组之中，在社会变迁的多线性进程中，始终都有一些关键的、重要的、若隐若现的力量发挥作用，但是无论变迁的形式如何，我们始终相信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变迁有其自身“驱动型”的内在逻辑。变与不变都是社会生活的本质。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中国不再是世界变化的被动“追赶者”和“适应者”，而是已经成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和“影响者”，甚至某些领域的“引跑者”。中国在自身文明脉络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正处于全球政治经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阶段。世界密切关注着中国这一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拥有最多人口且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将如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续写繁荣发展的新篇章。大变革时代的思考呼唤着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正在这风云际会中赓续创新，探索着兼具学术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社会学。知易行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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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友梅，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汪丹，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2]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第2页。

[3] 国家统计局住户办：《扶贫开发持续强力推进 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8/12/content_5420656.htm，2019年8月12日。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交通运输铺就强国枢纽通途 邮电通信助力创新经济航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8/13/content_5420891.htm，2019年8月13日。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交通运输铺就强国枢纽通途 邮电通信助力创新经济航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中国政府网，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13_1690833.html，2019年8月13日。

[6] 参阅传化公益慈善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7] 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就业形势长期稳定——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8/20/content_5422616.htm，2019年8月20日。

[8] 参阅费孝通《基层行政的僵化》、《再论双轨政治》，《费孝通全集》（第五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34～52页；渠敬东：《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社会》2016年第2期。

[9] 李友梅：《秩序与活力：中国社会变迁的动态平衡》，《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

[10] 李友梅：《谈谈改革开放中的倒逼机制》，《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4日第7版。

[11] 张静：《个人与组织：中国社会结构的隐形变化》，《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

[12] 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就业形势长期稳定——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8/20/content_5422616.htm，2019年8月20日。

[13] 该部分的主要观点，笔者以“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密码”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2019年7月26日第8版。

[14]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31/c_1123931806.htm，2018年12月31日。

[15] 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

[1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交通运输铺就强国枢纽通途 邮电通信助力创新经济航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8/13/content_5420891.htm，2019年8月13日。

[17] 李培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

[18] 韩秉志：《提升职业技能：让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有底气》，《经济日报》2019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