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

《翻译的危险》一书的中译本即将与中国读者见面，我非常欣喜。罗马天主教廷档案中存有李自标的信件，信中讲述了他作为一名中国人在18世纪穿越欧洲的旅途，从发现这些信件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确信中国读者会为他的故事所吸引。

此外，李自标的信件还将我们带至英国首个访华使团的事件中心，这一事件在英国和美国都广为人知，但是在中国可能更是家喻户晓，中国读者应该都在课堂上学过。使团中还有在孩童时就学习汉语的小斯当东，随着他的故事，本书延伸至广州贸易的黄金时代并收尾于鸦片战争前的辩论。这本身也是一个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故事，但是通过聚焦于李自标和小斯当东，又变得有所不同。这不再是一个由马戛尔尼勋爵、乾隆皇帝和林则徐占据主角的故事，我们转为透过译员的视角来观察，所以有别于一场文明的冲突或者一个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的大清帝国，这成为关于彼时的欧洲和中国之间所存在的友情和联结的故事。

除了看到一个新的讲述中国近代史的方式，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吸引众多曾经在海外游历、学习和生活的中国读者，因为这是曾经和他们有相同经历的一代人所留下的故事。中国留学生的故事通常被理解为始于容闳、美国传教士和洋务运动，但是在此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中国人在欧洲学习。那不勒斯的中华学院创办于1732年，当十三岁的李自标于1773年到来时，共有十五名中国学生在此学习成为神父，同时还有一群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学生，而学院的本地学生则主要来自那不勒斯的贵族和精英阶层，他们因为学院提供出色的人文教育慕名而来。同后来的许多代中国留学生一样，这些幼童和青年都需要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对他们而言是拉丁语），并使用这门语言开展学业。李自标到来的时候年纪尚小，便掌握了近乎完美的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在宗教培训中他们还学习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与后来历代出洋学习的中国学生一样，尽管置身海外多年，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故土，也经常思乡，一位已经归国的年长的同学还给李自标寄来了一首诗鼓励和宽慰他。这些中国人时刻记挂故乡，但他们也结下了超越国界的友谊。李自标的年纪比其他中国学生都小得多，而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位和他年纪相仿的意大利男孩—瓦雷梅赞公爵的继承人乔瓦尼·马里亚·博尔贾。我所遇到的最令人动容的一份档案是李自标写给博尔贾的一封信，写信时他藏身于山西的一座小村庄，且已是风烛残年，信中讲的却是他们年少时相互交织的灵魂。在使华之后，小斯当东于十七岁时返回广州，就职于东印度公司，为了能够从事翻译，他学习并提升了汉语能力，同样也同许多华人结为好友。实际上，正是这些友人使得他在尚没有汉英词典的时候就能够开展《大清律例》的翻译工作。

许多出国留学的中国读者会有口译的经历，至少是在非正式的场合。他们会天然地理解本书的一个主要论断，即翻译在塑造所要传递的信息时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这在谈判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亚洲，翻译研究以及口译的历史是重要的学术领域，针对这一主题的许多重要研究都用汉语书写。在本书中，我主要关注口头翻译，但这是一个远早于留声机的时代。我希望能够将读者带离那种翻译职业化的叙事，因为这指向的是精准无误、不偏不倚的译文，相反，我希望读者转而将翻译视为总是复杂且不完善的，而口译—特别是在外交中—总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正是如此，那些做过口译的人会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此事。而这种情况也给口译者赋予权势，但这也会将他们置于潜在的危险当中，这也是书名“翻译的危险”的由来。

为了从事这项关于译员及其生平故事的研究，我使用了一些中国学者无法轻易获取的档案材料，并将它们同我在电子数据库中所能够找到的史料联系起来。长久以来，天主教会都是一个全球性的机构，其档案虽使用多种语言，但主要是欧陆的语言，直到20世纪末期之前都很少使用英语。现存的李自标的信件乃是用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写就，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翻译史学者或许未曾读过这些信件。我随即使用网络搜索来追踪那些我辨认出来的人物。例如，罗马的档案中有一封意大利语信函提到李自标的兄长李自昌，我也找到了他名字和军衔。随后通过电子数据库，我在《平台纪事本末》中找到了与李自昌相关的材料，此前从未有人想到这一材料会与马

戛尔尼使华有关联，同时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也有相关的材料。为英国人担任翻译的李自标和他的这位兄长之间的关联也成为我就马戛尔尼使华所发掘的最为精彩的故事之一。

我也感到很有必要摆脱那些已经发表的档案汇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所取舍，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关于使团的档案有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中国学者刊印的《掌故丛编》，其中强调了清朝拘泥于叩头仪式而忽略了军事防御，还有差不多同期出版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在这些文献中，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有别于此，我使用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于1996年所刊印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中的全部档案，也通读了现存于大英图书馆的印度事务部档案中所录的中国商馆档案[Adam Matthews出版社于2019年在网上发布了《东印度公司：中国、日本及中东的商馆档案》（East India Company: Factory Records for China, Japan and the Middle East）]。

最后，我也想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译者赵妍杰表达衷心的感谢。多年以前，她翻译了我之前的作品《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她在译文中所展现的“信”和“雅”以及她本人作为一名备受尊重的历史学者所体现的认真负责，让那本书广受中国读者的欢迎，我相信《翻译的危险》一书也能获得同样的认可。

沈艾娣
2024年4月25日于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