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793年季夏的一日清晨，英国派往中国的首位使节、利萨诺尔伯爵（Earl of Lissanoure）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身着巴斯骑士团（Order of the Bath）的长袍，鸵鸟羽毛垂于头顶，在乾隆皇帝面前下跪，双手将一金匣举过头顶，金匣外嵌钻石，内含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件。[1]乾隆是17世纪入主中原的满族勇士的后裔。他能讲汉语和满语，同时也懂得足够多的蒙语、藏语、维吾尔语，接见来自这些区域的使团时无须翻译，他也颇为此自豪，但此时此刻却须得有翻译不可。[2]

年少时曾遍游欧陆的马戛尔尼，此时讲的是意大利语。他的言辞由跪在他身后的一位年纪稍轻的人译成汉语，此人身着英式服饰，戴有粉状假发，自称姓梅（Plum），但真名李自标，是来自中国西北边区的天主教徒。[3]李氏在那不勒斯受学，讲的是简单的汉语而非朝廷中的官话，对皇帝却极为恭敬，同时也有一种他自带的引人亲近的真诚。当他转向马戛尔尼时，则是将皇帝的话以文雅且正式的意大利语转述出来。皇帝听了一小段陈词，问了几个礼节性问题，之后赏给马戛尔尼一块玉如意。

当马戛尔尼退下时，上前的是他的副手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这是一位接受耶稣会教育的爱尔兰新教徒，热衷于当时的科学发现，信奉卢梭，蓄有奴隶，支持新近的法国大革命，也是马戛尔尼长期的朋友、秘书和亲信。老斯当东一辈子的大事就是教育他的儿子，年方十二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此时也跪在他身旁。李自标仍在翻译，这次是译成拉丁语，小斯当东能听懂两边的话：他父亲自他三岁起就开始同他讲拉丁语，他在前一年见到李自标后就开始学习汉语。当乾隆帝询问英人中可有能讲汉语者，此前已见过小斯当东的大学士和珅颇懂得如何逗老皇帝开心，便禀报有个男童能讲些许，并将他叫上前。小斯当东有些腼腆，不过当皇帝解下腰间的黄色丝绸荷包并赏赐给他时，他也能用汉语讲出几句致谢的言辞。[4]

御座旁边，一起观礼的是当世最有权柄的三位大臣：后来成为嘉庆皇帝的亲王、刚刚在西藏平定廓尔喀人且最受乾隆赏识的将军福康安、掌控帝国财政的和珅。在场的还有松筠，蒙古族，此人原本是从事满蒙翻译的生员，那时刚从北方边境归来，他在那里同俄国人议定了《新恰克图条约》。在接见和宴请英国使团后，乾隆命福康安、和珅和松筠带马戛尔尼去花园赏玩，相较于和珅的闪烁其词和福康安的傲慢无礼，松筠则热切地打听俄国政治和政府的信息，令曾出使俄国的马戛尔尼颇为受用。

这是中国同西方交往的历史中最著名的时刻之一，而乾隆皇帝不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处于舞台中央。此时他已年过八旬，简单地穿着深色长袍，盘着双腿坐在御座之上，不过他作为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专制君主已近半个世纪。即便是和珅和福康安同他讲话时也需要下跪，他也乐于被人颂扬他在位时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经历朝代更迭带来的百年战乱之后，人口剧增，农商俱兴，清帝国在对西北的蒙古人和准噶尔人用兵之后达到全盛，在他的赞助之下，艺术与学问也日益繁荣。远在华南海岸，中国的物产令欧洲人慕名而来：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尚无法在欧洲复制。近来同英国的贸易也兴盛起来，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和美国人渐尚饮茶，而茶叶只能在中国种植。

在接见英国使团之后，乾隆果断拒绝了英国人在京师派驻使臣和在岸边觅一小岛作为贸易基地的要求。很快在欧洲，人们便传言乾隆此举是因为对马戛尔尼不悦，马戛尔尼仅愿单膝跪地，而非行朝廷中正式的三拜九叩之礼。[5]此后，此次出使的失败便归咎于乾隆皇帝：作为天子，自诩为文明世界的主宰，却对崛起的英国势力一无所知，也未能意识到马戛尔尼绝非仅是一位远方君主派来护送贡品的使臣。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乾隆皇帝身上移开并转向在场的其他人时，这次出使便有了新的意义。这是一本关于译者的书：为马戛尔尼勋爵翻译的李自标以及凭借父亲所写的使团官方记录而大获称赞的小斯当东。他们的经历引人入胜，因为他们都是难得的通晓多国语言的人，两人知识渊博，精通并由衷热爱彼此的文化。两人都曾在年幼时游历，因此在理解对方的文化时颇为无碍。这一点还得到

了强化，因为两人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都与一般的同龄人疏离：就李自标而言，他在那不勒斯天主教神学院学习时，年纪较其他中国学生小了很多；就小斯当东而言，当他被派往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工作时，当地的英国年轻人排斥任何他们社交圈子之外的人员得到任命。这种疏离促使李自标和小斯当东两人在少年和青年时期都形成了超出寻常的跨文化友情，而这又塑造了他们后期认知世界的方式。两人都常常思乡，从来都将自己视作另外一个大陆上的异客，但是当他们返回故国时，却又往往显得不同于常人。

戴粉状假发的李自标和跪在中国皇帝面前的小斯当东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和英国的接触并不是初次相遇的文明之间发生的冲突，而是早期现代世界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的结果。把英国人带到中国的茶叶贸易，实则源于16世纪葡萄牙和荷兰海员将香料从东南亚贩至欧洲的航行。在很多地方，这些贸易已扩展为领土统治，荷兰人控制了大部分爪哇，在一段时间内也在台湾建立了据点，而葡萄牙人则在果阿、马六甲以及华南海岸的澳门建立了贸易基地。随葡萄牙人而来的是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其后来者仍然在清廷担任艺师、技工和星象师。近两百年间，天主教传教士遍布中国：李自标祖上是最早皈依基督教的家族，也因为天主教会的全球机制远赴欧洲。

同期英国定居者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也因为美国革命而丢失大部。到马戛尔尼使华时，英国对外扩张的重心已经转移至印度，在那里原本的一些小型贸易据点已经转变为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老斯当东与马戛尔尼初次相遇于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岛，而马戛尔尼那时刚获任此地总督。当格林纳达被法国人占领时，马戛尔尼觅得新职，这次是去印度东海岸的马德拉斯任总督，老斯当东则担任他的助手。然而，迈索尔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张，马德拉斯长期受此威胁；两人回国时相信，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新帝国会崩塌，一如之前在美洲建立的帝国。英国政府意图通过扩大对华贸易来支持和资助在印度的扩张，所以派出使团，两人也因此来到了中国。

小斯当东生于1781年，也是他父亲出发去马德拉斯那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得到扩张和巩固，这重塑了整个已相互连接起来的世界。位于中国西藏南境的廓尔喀邦不断扩张，马戛尔尼使华时，福康安正忙于征讨廓尔喀人，因此听说了英人在印度的势力，但彼时对于他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问题。英国在印度海岸占领的一连串地盘原本并不大，而且朝夕不保，然而在此后的数年间却转变为一个庞大的殖民政权。拜这一进程所赐，在与法国人和美国人的战争中，英国海军的巨型战舰也在中国南海游弋，令人心悸。

到马戛尔尼使华之时，通过贸易、宗教、金融方面的交流，中国已同英国、欧洲、美洲之间互通互联，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幼年经历也充分展现了其程度之深。从李自标的视角来看，此次出使取得了成功：即使英国没有达到原本的目标，双方已开展了有意义的谈判，当使团离开时，英国和清廷的官员都对结果感到满意，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到了19世纪前期，对于掌握居间翻译技能之人，其处境却变得日益险恶。小斯当东后来成为著名的汉文译者，亦在英国对华贸易中成为银行家，但当英国海军于1808年武力占领澳

门后，他的两位华人密友被发配边疆，而乾隆的后继者嘉庆皇帝威胁要捉拿他时，他也不得不以走为上计。嘉庆同样对作为外来宗教的天主教严加镇压，李自标只得隐匿起来，自16世纪耶稣会士来华后便在宫廷中效力的欧洲传教士也被驱赶殆尽。1838年，林则徐前去接管广州，虽然他为人机敏，也乐于了解英人，但其禁烟政策则主要基于现成的中文书面材料，有时他掌握的情况甚至不如早前的乾隆皇帝。结果他引发了一场战争，而曾旅居海外或在广州城同洋人打过交道的中国人都知道这场战争不可能打赢。

本书聚焦于作为翻译的李自标和小斯当东，自然也关注外交事务，大的背景是中国与早期近代世界的互通互联，而此时的世界日渐成为帝国主义和暴力冲突的舞台。长期以来，这些冲突被解释为源自清廷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尤其是从古老的朝贡体制调适为近代国际关系的新世界所遇到的困难。自19世纪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以此作为开战的理由以来，这一观念便牢牢地扎下根来。嗣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亦以此攻讦清廷，以正革命之名，于是更是将这一理念嵌入中国近代的国家历史之中。[6]

中国作为文明的中心，外人前来纳贡以示恭敬，这一理想既历史悠久又根深蒂固。实际上，这一理念近来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中有所复苏，他们以此来解释中国当下在东南亚及其他地方施加更大影响力的愿望，并为之张目。[7]然而，对清朝而言，这只是一个强大的理想，而非对于现实世界的表现，至少在清朝皇帝眼中是如此。清朝由17世纪入主中原的满洲武士所建，他们为了管理帝国所建立的制度中包含了诸多本族传承的元素，这些与汉族固有的古老传统大不相同。[8]即便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处理与外国关系的决策仍是皇帝和近臣的特权，他们也多为满人。我们越是了解他们制定政策的细节，就越会发现他们的决定也受到当下现实政治的左右。朝鲜一直被视为标准的朝贡国，而清朝同朝鲜不断变化的关系便是一个例证，作为国家收入来源的贡品的价值同样也是。[9]

我们一直以来都清楚中国同欧洲以及后来同美洲接触的重要性：16世纪以来耶稣会士在华传教以及18世纪贸易的大扩张。马戛尔尼使华之后的数年，是这些对外接触的重大转捩点。丧失美洲殖民地后几近崩塌的大英帝国重心东移，在巩固了对印度的控制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英国人在心理上免不了要证明印度殖民统治的正当性，这急剧改变了他们对欧洲之外族群的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人。同一时期，欧洲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也为法国大革命所改变。数百年来，欧洲的外交都是由王子和皇帝们所议定，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有正式的层级，而到了19世纪初，基于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这一现代理念开始生根发芽。[10]

这一时期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转折，乾隆驾崩后显现出来的财政危机，在整个19世纪里支配了政策制定的过程。由于要同法国开战，英国已习惯于发行国债这一新手法，也使其能够造出威胁华南海岸的巨型战舰，而清政府为维持日常运转已显得左支右绌，根本无力再在军事上进行大的投入。[11]这场危机驱使清朝官员制定了限制对外接触的政策，这又深深影响了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人生。窃以为，这些政策属于更大范围内中国人看待世界方式的重塑，官员们重振了传统思想的元素，其中便有朝贡体制的仪式，这也是他们面对英国海军威胁的政治因应。

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人生经历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变化，因为作为翻译，他们使得我们能够聚焦于国与国交往的机制。王宏志将翻译问题视为理解清朝早期对英关系的关键，就这一时期的译员写过许多文章。尽管在此书中，我认为英国海军力量的威胁驱使清朝采取禁绝西方的官方政策，我也认同王宏志的论点，即翻译对于外交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对于汉语、英语这两种彼此迥异的语言来说，翻译的过程不可能是简单而透明的。[12]外交翻译的角色不可或缺，特别是在罕有他人具备必需的语言技能的情境中。在马戛尔尼使团中，李自标既要译成汉语又要将汉语译出，绝大部分时间没人能听懂他在讲什么。当今专业的口译者通常是女性，她们被想象为隐形的声音，即便如此，外交翻译仍然颇具分量：上层领导人可能有专属的翻译，而重要的谈判可能会让高级别的外交官参与翻译。[13]

口译者的力量源自翻译的特性。今天我们经常谈论信息由一地到另一地的流动，但是对于所有的信息，呈现即塑造。翻译者开始要先选择他想传达的内容，然后必须决定是严格对照原文—这样会显得外国腔十足，还是用读者使用的语言本身的表述方式重新写出来。当这些信息被呈现给政治决策者时，这些决定通常至关重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夷”字，中国人经常用它来称呼英国人。李自标和小斯当东都将它理解为“外国人”，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支持战争的英国作家坚称它的意思是野蛮人，这也广为英国议员所知。小斯当东为此大声疾呼，认为这种翻译在道德上即属错误，因为它“倾向于加深我们与中国人的裂痕”。[14]

口译者面临着与书面译者一样的选择，而且需要速度更快，同时需要置身于一种社会情境中，即双方在文化上的态度可能截然不同。即使是今日最精准和最专业的口译者，也仅能做到部分传递，除非事先能够获取文件并提前准备。同声传译要求译员做到边听边讲，这直到20世纪才出现。在此之前，所有的口译都是讲顺序的：译员先听取别人讲的话，然后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15]在这种情境下，口译者的选择和决定变得更加重要。

口译对于历史学者而言是一个难以处理的主题，因为在录音设备出现之前的时代，言出即逝。我们仅能从小斯当东和李自标的书面译文中猜测他们如何开展口译，而李氏的大部分材料已散佚，仅余残章，因此也更为困难。据我们所知，李自标并未做笔记，他也不太可能逐字逐句记住马戛尔尼所讲的话，因此他一边听一边需要决定传递哪些要点。他同样要选取正确的语调和方式，以适合马戛尔尼希望传递的内容并且能够为乾隆皇帝所接受。李自标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塑造了皇帝和大臣所听到的内容以及他们对此的反应，这丝毫不亚于马戛尔尼的话。

成功的翻译远非仅是一项语言能力。同这一时期的诸多译员一样，相较于翻译者，李自标的角色更像是谈判者。尽管理想的译员应当单纯把讲话从一种语言转成另外一种语言，但在18世纪通常的期望并非如此。[16]在北京为马戛尔尼和清朝官员翻译时，李自标经常穿梭于两边，他们甚至不是同处一室。他将此举描述为向清朝官员阐释“特使心中所思”。[17]这给了他很多自己做主的空间，最明显的是他把一条自己的主张塞进了商谈之中。

正是这种权力使得翻译变得如此凶险。译员要获得语言技能，不可避免要深深沉浸在另外一种文化之中，而民族身份也显然是一个引起猜疑的问题。然而引发猜疑的绝不止于此，还有社会阶级、机构利益和宗派政治：李自标在英方的要求中夹带私货时，显然不是忠于马戛尔尼或是中国，而是以天主教徒的身份行事的。出于同样的原因，英、清两国政府都极度担心广州贸易的既得利益会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商谈。马戛尔尼选李自标做翻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代表英国政府行事，因此要避免起用与东印度公司有联系的译员。在多年后的鸦片战争中，清朝负责谈判的官员宁可接受他们憎恶的英国翻译，也不愿任用能讲英语的中国商人及其雇员。

译员的经历告诉我们，同另外一种文化打交道时，拥有外语技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也会带来许多信任的问题，以及当两国关系交恶时会身处险境。19世纪初期，随着英国扩张在印度的势力，这种情况就出现了。本书认为，当时的中国有为数不少的人对欧洲知之甚多，但是英国的威胁让拥有这些知识变得危险，因此便无人愿意显露。

马戛尔尼使华令历代历史学者着迷，部分是因为事件本身充满谜团。马戛尔尼的日记中到处都是他对遇到的中国官员的抱怨，他难以理解这些人为何那般行事。今天我们从清朝档案中了解到更多乾隆皇帝做出官方决定的过程，但是仍有诸多方面尚未可知：为什么马戛尔尼被问到了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英属印度边界处正在发生的战争？清朝西北边疆的专家在制定对英政策中发挥了何种作用？他们对于欧洲列强知道多少？而乾隆本人又知道多少？我们仅能通过被书写且保存下来的东西来了解过去，但是在云谲波诡的清廷政治中，离权力中心越近的人，越少留下私人记录。我们认为口头翻译颇有价值，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把非正式会面和谈话带回政治决策的核心，这也提醒我们有多少东西是我们无从得知的。我们清楚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强大的政治工具，而这也把知识问题带回至我们对中西关系的阐释的中心。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认清在外交谈判中欺诈是常有的事，甚至真正的无知对政治决策者而言可能有战略意义。[18]中方和英方都写到对方天性狡诈。但这实际上并不是实情：广州贸易之成功，就是因为双方在打交道时都小心翼翼地诚实以待，大额买卖完全依赖所涉商人的荣誉和信用。然而在外交互动的过程中，双方无疑都时不时地欺骗对方：在马戛尔尼是否在乾隆面前下跪叩头这一最为著名的问题上，中方和英方的证据互相矛盾，很显然有人讲了假话。甚至当我们面对这些谈判的书面记录时，我们也不能总是完全相信。

这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何清朝政府在1839年对英国如此无知，以至于他们挑起了一场压根就无望获胜的战争？在鸦片战争前夕，被派往广州取缔英国人主导的鸦片贸易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向皇帝上奏称，英人“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19]在同欧洲人密切接触两个世纪之后，这种荒唐的说法居然出现在关键的决策过程中。一种可能的解释无疑是中国精英历来崇仰本国文化而轻视他国文化，这也是长期以来的论调。同样真实的情况是，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成年男性精英都想从书本中获取学识，而非向仆人、水手甚至翻译这样的普通人学习，而恰恰是这些人对世界的了解更多。

回顾李自标和小斯当东以及他们生活的世界，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此时的中国人对西方一无所知。可能本书的读者最终仍然会认为1839年的中国依然封闭且对西方缺乏了解，但我希望你最终会相信我们仍需更加努力地思考究竟是谁无知，且原因是什么。在19世纪早期的中国究竟对欧洲有何种了解？而这种知识为何不能传递到最高决策层？这些都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但是即便如此，思考这些问题依然重要。

李自标和小斯当东被请去做翻译，是因为他们具备必要的语言和文化技能。他们都不是职业翻译：李自标是天主教神父和传教士，而小斯当东在中国的职业是作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从事贸易。然而不同于后文会遇到的对华贸易中的专业通事，他们两人都是在重要的外交场合做翻译，因此我们能够对他们了解得更多。李自标将他参与马戛尔尼使团活动的情况都写信报告给那不勒斯书院和罗马教会里的上级。在之后的生涯里，他每年都持续向他们写信报告，同时也给那不勒斯书院的学生写了大量的信件。小斯当东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也有足够的家赀来出版十七本书，大部分都是自掏腰包，其中呈现了他想要传递给后代的人生际遇。出于谨慎，他烧掉了几乎所有书信，却保留了他儿时访华时的日记，他母亲也留下了他从中国寄来的信件。这些材料又引出了其他材料：李自标胞兄在清军的履历文件、小斯当东友人李耀在广州狱中所写的信以及其他诸种材料。

为了将这些故事置于历史情境当中，本书使用了当时主导了中西关系的三大机构的档案：清朝政府、天主教会和英属东印度公司。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人生皆为这些机构所塑造，也通过它们为世人所研究。樊米凯（Michele Fatica）是第一位述及李自标及其在马戛尔尼使团中的角色的人，他也正是研究那不勒斯书院历史的专家，而该院自18世纪中叶便开始将中国人训练为天主教神父。[20]陈利在小斯当东的观念如何影响西方人理解中国法律方面写有不少文章，也研究了广州的混合司法实践，彼时商业和刑事案件都在具有不同法律传统的双方之间反复交涉。[21]

这些档案中的任何一个都卷帙浩繁且复杂无比，单独研究其中一个都意味着学者要穷其一生。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获得出版并数字化，搜索引擎使得我们能够将这些档案联系起来，大大转变了我们对于此时中西关系的理解。通过研究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我们知道了乾隆的祖父康熙掌握西方算术，令朝臣叹服，同时欧洲和中国学者之间也建立起了私人社交网络。[22]广州贸易的海量档案，远远超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资料，经过探究也为我们展示了另一个世界，其中数以百计的中国人每日进出外国库房，英国富商同华商共餐并享用鳖汤，甚至华人精英能讲英文并在美国投资。[23]现在的学者也逐渐发现，以这些贸易的规模之大、价值之高，总有途径能够通往英国和中国的政治高层，不仅是通过例行的税收体系，还能借道乾隆皇帝的内廷度支以及英国私人投资者的政治影响力。[24]

在这些档案里，斯当东和李自标都有诸多别名，这反映了当时复杂的起名习俗，并融入了作为本书主题的跨文化历史。小斯当东在获洗礼时被母亲起名托马斯，这是他儿时使用的名字，而当乔治·伦纳德·斯当东（老斯当东）从印度回国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随自己叫乔治。在父亲故世之后，小斯当东也经常被称为乔治爵士，而出版时的署名为乔治·斯当东爵士。在汉语世界中，他则以“斯当东”一名为人所知。为了避免混淆，笔者使用他的全名—乔治·托马斯·斯当东（译文中为“小斯当东”或“斯当东”），同时也使用他父亲的全名乔治·伦纳德·斯当东（译文中为“老斯当东”）。我也在行文中使用了李自标的全名，而实际上他可能并未用过此名：幼年时，在中国他可能会有一个小名，而他现存的信件通常落款为李雅各（Jacobus Ly或Giacomo Li），后来他又改了姓，成了梅雅各（Jacobus May）。英国人称他为梅先生（英文中梅子与李子为同一词），但是当面则称其为神父（Padre）或教士（domine）。时至今日，在他工作的村子里仍有人记得梅神父，这可能是“李”对应的英文单词重新译为汉语时变成了“梅”，但在广东话中的意思则是“谁”神父（又有了无名之辈的意思）。

同样的复杂情况也出现在本书的其他人物身上，特别是在广东的人们，这里经常英语同汉语混用。本书在讲述李自标和斯当东的生平的同时，也讲了许多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其他人的故事。有的年轻人的小名后来成了他们的英文名字，例如到了英国的阿辉（A Hiue）和斯当东的另外一位朋友吴亚成，又被称为阿成（Ashing）。曾是小斯当东保人的资深商人潘有度，他最为人知的名字是潘启官，这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经商时的名字，也传给了他的儿子，但是潘有度同样是一位汉族文人，还有亲戚在朝里做官。我尽可能使用了这些中文名字的现代拼音转写，即使这经常并非他们最广为人知的称呼。如果使用他们的英文名字，能够起到消除中国人同欧洲人实实在在的差异的效果，但很不幸也会暗示这些中国天主教徒或是从事对英贸易的人并不是真的中国人。由于这样的一种机制，生活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人长期被排除在国家历史之外。与之相反，我希望本书能够让读者相信这些人正是这些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