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关于马尔库塞，我们今天还能够再说些什么新东西？”这是涂鹏在向我提出他想将马尔库塞的社会理论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之后，我向他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马尔库塞，是一个曾经被人拿来与马克思、毛泽东并称为“3M”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他的思想为主题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一个尚未出茅庐的年轻学子，要想在这个领域说一点新东西，哪怕只是一点点，恐怕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带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涂鹏踏上了他对马尔库塞社会理论的研究之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在本书中，我们发现，在对国内外与马尔库塞相关的主要研究文献进行了一番梳理之后，作为一名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作者明智地将自己的研究主题限定在了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现有研究也相对薄弱的一个问题，即马尔库塞晚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思想与同期兴起的西方新左派运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叛”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一问题上，期待这项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尔库塞晚期思想的演变，而且还可以借机对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一次社会学意义上的经验考察。通览全书，我觉得，尽管我们不敢说作者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一期待，但本书的确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新东西。

例如，一方面，通过对马尔库塞晚期主要著述进行梳理，作者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左派运动发生之前，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呈现一种逐渐走向悲观消沉的趋势。这种趋势比较典型地反映在《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这两部著作中。在前者中，马尔库塞还对人类解放的前景抱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还在努力地探索实现人性解放的根本道路，但在后者中，这种乐观态度似乎消解殆尽，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似乎只是一个尽管处处充满着对人性的压抑但又通过各种机制完全消除了反叛之可能、几乎使人看不见人性解放之光明前景的社会。然而，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后，马氏的写作风格和理论观点很快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乌托邦的终结》《激进反抗中的暴力问题》《反革命与反抗》《从富裕社会解放》《论解放》等论著中，“马尔库塞一扫之前的悲观语调，用更为大胆激进的论述来表达革命解放的必然性与现实性，并继续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设定一个可期的未来”。[1]之所以会发生这样一种变化，通过考察，作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马氏先前的一些理论主张，如“大拒绝”等，在新左派运动中得到了回应，从而使马氏受到了鼓舞。从写作风格上看，“在新左派运动之前，他的作品仍偶尔流露出对社会重建蓝图的怀疑。因而，尽管他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不遗余力，但在涉及特定对象或具体方案时亦有所迟疑和保留，只是尽力在其身处的思想脉络中发掘社会重建的理论依据。这表现出传统欧陆思想家在这方面的克制品质”，[2]“但是在新左派运动的支持下，马尔库塞的行文风格开始变得直接而犀利。出于两者对话的需要，他经常用慷慨激昂的语言作为武器对时下社会结构发起正面攻击，也不惧暴露自己鲜明的立场和判断，更不惜号召人民参与到正在发生的社会革命当中”。[3]而“这种风格上的转变只是其思想内容激进化的表达，而最为明显的是在革命策略上的激进化”。[4]激进化倾向进一步给他带来了对革命前景和未来的信心，给他更多的理由去相信激进行动能够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找到突破口，为彻底的革命以及非压抑性新社会的建立打下根基。在革命的动力问题上，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开始把工人阶级的概念扩展到比以前更大的范围等。这些变化只有通过将马尔库塞的思想置于与新左派运动的联系和互动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我觉得，这的确是社会运动对社会思想产生影响的一个良好实例。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作者认为，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包括其中的优点和不足，反过来又对新左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马尔库塞从“爱欲”与“文明”的关系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做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道路所做的探讨与新左派青年的一些实践追求似乎具有高度的亲和性，从而对后者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成为后者一些“反叛”行为的理论依据。“20世纪60年代，性解放、迷幻剂、摇滚乐和东方宗教都被纳入反文化运动的具体内容，它们对快乐的满足、对自由的追求、对制度和礼俗的逆反吸引着新左派前仆后继地加入这场‘狂欢’。而新左派也随即在《爱欲与文明》中找到了理论对应，如‘文明对爱欲的压抑’‘爱欲的升华’‘爱欲的多样表现形式’‘快乐原则的满足’等，此类表述与感性体验的要求高度相似，这也成为他们追随马尔库塞的重要原因之一”，[5]“受马尔库塞思想的激励，这种崇尚在‘爱欲’的名义下愈演愈烈。他们时常居无定所、四海为家，在汽车上、在森林里、在废旧工厂、在露天音乐节吸食迷幻剂，而后不分性别地疯狂做爱，追求极致的感官体验”。[6]再如，虽然新左派在全面接触马尔库塞的思想之前，就已在学校开展各式各样的民权活动，如“言论自由运动”以及针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的各种抗议，但也是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为他们带来了一系列关于应然表述、实践伦理、反价值中立的思想，从而为新左派运动在校园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学理基础。正是因为有了马尔库塞的理论支援，新左派运动才如虎添翼，并逐步转向更为激进的策略：“激进派不光把暴力手段当成唯一的表达方式（以“气象地下组织”为代表），他们还把政见相左的人都视作‘妥协者’或‘投降派’而进行无差别的批判或攻击，就连马尔库塞也未能幸免”，[7]等等。这些都体现了马氏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新左派运动这样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所产生的现实力量。尽管后来马氏认为新左派人士对其思想的理解并不符合其本意，新左派以其理论为旗帜进行的许多行为与其真正的主张并不一致等，但这似乎正是各种社会思想在受其影响的社会实践中常见的命运。

事实上，不仅新左派在与马尔库塞的互动中不是简单被动的接收者，马尔库塞在与新左派的互动中同样如此。作为现代社会充满主体性的行动者，双方其实都是在积极主动地利用对方。像本书中的案例那样，当互动的一方主要是思想者，另一方则主要是实践者时，我们很容易陷入“思想者为实践者的实践提供思想指引，实践者为思想者的思想提供应用和检验的机会”这样一类简单化的说法之中。但事实却比这种说法复杂的多。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所谓“思想者”还是所谓“实践者”，都不会单纯被动地接受对方的影响，都会作为一种能动的主体来对对方提供的信息进行解析和重构。在这方面，本书作者也通过对马尔库塞和新左派之间的互动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例如，尽管马尔库塞期待新左派的行动将自己的批判理论付诸实践，以实现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因而他在自己后期的不少著述和演讲中都努力地去适应新左派运动已经呈现的趋势和倾向：“比如，新左派对感性体验的崇尚鼓动了马尔库塞感性解放论的激进化，让他把感性解放与政治革命联合起来。又如，新左派在校园发起的系列抗议启发了马尔库塞教育政治化的想法，使其发出‘政治性教育’的主张。还有就是，新左派运动的形势改变了马尔库塞对未来社会的预判，让他重新审视之前略显悲观保守的理论基调”。[8]再如，“此前他的劳动本体论强调经过负担性劳作来实现人的本质，而这与新左派对日常生活的逃避蔑视态度格格不入”，[9]为了不使自己的理论被新左派抛弃，他不得不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微调：“淡化劳动的负担性和否定意义，突出劳动过程中爱欲、自由和解放等新左派关心维度，赋予劳动概念更加积极的意义”。[10]还有，新左派运动与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逼迫马尔库塞重新审视新左派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提出“联合战线”方案来化解两者因争夺革命领导权而产生的矛盾；等等。尽管如此，马尔库塞并未因此而就放弃自己最核心的一些理念，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同时也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分析，坚持只有改变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解放、工人阶级至少是革命的主体之一，等等。同样，虽然新左派期待利用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来为自己的行动提供理论依据和引导，并奉马尔库塞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但也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他们也并没有完全被动地接受马氏理论的指导。实际上，自始至终，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一套理念（尽管可能是一些不系统、不成熟的理念，也正因为此，他们才需要并拥抱马尔库塞的理论），如对无政府主义等激进理念的青睐、对传统工人阶级之革命作用的怀疑和轻视等。这些理念和马尔库塞的思想并不相容甚至对立，马尔库塞也始终希望他们能够放弃这些理念，但他们并未让马尔库塞如愿，不仅一如既往坚持到底，而且因此对马尔库塞产生不满；等等。可以说，正是因为马尔库塞和新左派双方之间在理论立场上始终存在的这些裂隙，最终导致了二者渐行渐远，乃至分道扬镳。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他们双方的渐行渐远、分道扬镳就是他们双方各自的理论和实践最终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两个能动的主体在互动过程中既相互影响也有各自的坚守，这是非常正常之事。两个这样的互动主体没能够通过一种良性的互动来使各自的理论或实践更趋完善和合乎现实，而是趋于相反的结局，这也是常见之事。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这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应该被称为“教训”的东西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加以考察和汲取。

以上所述，当然只是我在阅读本书时所得到的一些主要收获。除此之外，作者在本书中所做的其他一些分析及得出的结论，如马尔库塞思想（包括后期思想）中存在着诸多两难选择、马尔库塞后期思想始终面对着来自内部的张力和来自外部的压力等，我觉得对我们理解马氏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启发。相信读者通过阅读也必会有自己的独特收获。

本书是涂鹏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作为他在马尔库塞研究或社会理论研究方面的一项初步成果，本书自然不会毫无瑕疵。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有潜力也很努力的年轻学者。他已选择以学术为业，我相信并期待，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他一定能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谨以此序与他共勉。

谢立中

2020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