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严酷洗礼与炽烈撞击中的创作转换

在社会动荡与变革中，人们总是不断调节和转换自己。在一次次的转换中，很多作家顽强地保守转换动机，且对自己的转换原因讳莫如深。当然也有一些“觉醒”的作家在晚年突然“醒悟”，用一些文字来“忏悔”自己的“不端”。至于他们转换的理由，研究者就整体也就个体进行过多方面的考察，比如对丁玲、沈从文、周作人、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等的多角度研究，基本稳定了其在文坛的应有位置，并认为较准确地把握了他们的艺术价值以及他们与时代的特定关系。通过对众多作家的考察，我们只能找到为数不多的一直坚持自己的写作理想，并在一次次社会与生活变迁中坚守信念的人。大多数作家因为时代原因，既批评别人又被别人批评，以致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至于一些具有卓越文学才能者，由于热心政治、崇尚权力，而忽略文学的艺术性，让自己的艺术才能淹没在追逐权力的潮汐中，甚至最后演变成悲剧。这些都是严肃性的，甚至是个人性的悲剧性事件。为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合理评价，1991年冯至在香港《诗双月刊》发表的《自传》一诗里毫不隐讳地说：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

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才明白，

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冯至用此诗表达了自己一生中的不断转换，以及心难安静，诗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无奈，流露出把握自我的艰难，流露出对过去告别的坚决。是不是作家们都有这样的告别？

笔者以为，有一个作家属于例外，他就是周立波。因为顺应形势太自然，许多人对他不以为意。我们检索周立波成长史，不难发现：从亭子间到左联，至延安和解放区，最后到新中国，他的转换都是自觉的。在亭子间，当左联之雄风似乎风去人走，他却加入左联并成为革命者；在延安，当许多作家遭遇批评时，即使他写出了《麻雀》等与延安文坛气氛不一致的小说，他也没有受到像丁玲遭受的那样严厉的批评；在鲁艺，讲授外国文学的种种，同样没有人因他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而对他有异议。本处于安静之中，他却以《后悔与前瞻》《思想、生活和形式》等文章来自我剖析与自我批评，自我确立为被改造对象，并引起人们关注。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为了和大众保持一致，他毫不犹豫地以记者身份随王震部队南征北战，并在东北为剿匪和土地革命鼓与呼，进而写下带给他极大声誉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由此可见，他身上已经固有的左翼文学理想，和已经付诸行动并确立的革命姿态，都足以证明他的文学立场与时代立场的一致性。总体来说，他的转换在集体的转换中完成；在集体的排队中，在加入合唱与交融中实现独立。总之，他的每一次转换都可以被视为历史性事件，其中的根由就是他从一名亭子间作家转换成左翼作家不仅仅代表他这一个体，转换中还有随行的大众，只是他的转向总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