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词：让我们共同推进金融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让我们共同推进金融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这是时代变迁的需要，这是知识进步的需要，这是社会建设的需要。

如果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社会变迁的主要特征，那么二战以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趋势就是金融化和智能化。经济和社会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已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金融已经与宏观经济、政府管理、企业经营、家庭生活和心理体验等诸领域密不可分。金融化表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在宏观层面，金融资产规模及其增速超过实物资产、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部门中的利润占比提升，利润向金融部门集中。在中观层面，非金融企业的利润越来越来自金融渠道，而非商品生产和贸易，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占比、金融渠道获利占比和金融资产持有比例日益提高。在微观家庭层面，金融资产（主要是证券、保险和住房）占家庭资产的比例提高，家庭债务（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和信用消费）与收入的比率提高。金融化的趋势并不仅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现象，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当然，我们不能仅关注金融化在全球的共同发展趋势和普遍特征，更要挖掘金融化进程的国际差异。因制度和国情不同，金融化在不同的国家肯定会有不同的表现特征、驱动力量和影响后果。经济社会金融化的大变革需要社会科学去研究其背后的驱动力量及其潜在影响。

社会科学要回应金融化这一时代变革所提出的研究议题，需重新认识金融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关系。诞生于20世纪50～70年代的现代金融学，试图用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来认识金融市场，提出了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其核心命题是证券价格总是可以充分体现可获得信息变化的影响，当前证券价格是未来基本价值的最好估计。即使市场上存在非理性的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后果的相互抵消、理性投资者的套利行为和市场自身力量很快会消除非理性行为的影响，价格会与基本价值相符。但是现实市场中证券价格对基本价值的背离现象以及不时发生的市场剧烈波动引发了学者们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质疑，这催生了行为金融学的诞生。行为金融学建立在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关于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的假定基础之上，它认为传统经济学忽视了套利行为的限制以及投资者心态对投资决策和市场结果的影响。由于许多证券没有完全相同甚至差不多的替代品，套利者可动用的资源也会受到风险规避、有限的操作实践和代理问题的约束，套利行为的作用不可能充分发挥。另外，社会大众并不像传统经济学假定的那样，他们不是完美的信息处理者，而是会频繁地出现认知偏差、犯错误及产生幻觉。正是由于认知偏差的存在，才会有反应不足、反应过度、正反馈交易行为的发生。投资者心理和公众舆论的变化是投机性市场价格变化的重要原因。虽然现代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在关于金融市场是否有效上存在根本分歧，但是它们都把认识金融市场的价格形成和变化作为核心旨趣。需要反思的是，除了研究资本价格形成和金融市场有效性外，我们是否需要和能够从其他角度与观照点去审视金融活动和金融市场。金融并不单纯是实现资本资产跨时空配置的一个市场体系，也不单纯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部门，它还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子系统。金融通过法定货币和市场机制与社会大众建立起密切联系，金融机构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性关系。金融不仅影响着资源的配置效率，还成为财富分配的主要渠道。谁将获得更多和谁将失去更多取决于金融体系所内含的政治社会结构。金融发展既受到社会结构的形塑，又形塑着社会秩序的演化路线。在金融化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深入探究金融市场本身的社会意涵以及金融活动的社会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金融不是专属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金融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影响需要来自其他学科视角的研究。

深入研究金融与社会的关系也是构建好的金融制度与建设美好社会的需要。知识生产的目的不仅在于描述和解释世界，而且要影响甚至改造世界。学术界关于金融的理念、原则和学说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构建。金融部门在过去几十年的不断膨胀，特别是2007～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了公众对金融体系的强烈质疑和批评，金融学家也在反思金融与社会的关系。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教授写了《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认为虽然不断进化的金融体系仍存在一些缺陷，但不能因为这些缺陷而取消金融市场，人类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撑，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持续的创新和改造，不断提升金融体系的包容性，更好地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希勒，2012）。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在2014年就任美国金融学会主席时发表了题为“金融有益于社会吗？”的演讲，认为金融经济学家要重视社会大众对金融业的负面认知，要在研究和教育中揭示坏的金融形式，减少金融对社会的有害影响（Zingales，2015）。一个竞争性、包容性的金融体系的存在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和对法治规则的尊重。尽管竞争性、包容性的金融体系的建设绝非一蹴而就，但是如果在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演进过程中，参与者始终把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风险控制、是否有利于社会公正等标准作为基本原则，无疑会加快这样一个金融体系的建设进程。当前，中国正处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借鉴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向社会大众进行金融赋能的同时避免金融化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推进金融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需要开放社会科学的视角，需要多元的方法，需要学术交流平台的建设。

金融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包括广阔的研究议题，需要开放社会科学的视角。就变量间的关系而言，不能单向地研究金融变量对社会变量的影响或者研究社会变量对金融变量的影响，而应研究金融世界与社会生活如何相互影响和双向建构。从研究层面上讲，既包括微观层面的金融素养、金融行为与金融社会工作研究，也包括中观层面的金融组织与金融市场研究，还包括宏观层面的金融制度变迁、金融制度跨国比较和金融的经济社会影响研究。就社会学而言，实际上在其诞生之初就把金融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经典议题，马克思（Karl Marx）的《资本论》（马克思，2009）和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货币哲学》（齐美尔，2019）开创了古典时期的金融社会学，他们主要关注货币化和资本化对社会结构与情感体验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社会学在英语学术界迎来复兴，涌现出社会网络、制度分析、文化分析、述行理论、政治分析等多种理论视角。塞蒂娜（Karin Knorr Cetina）和普瑞达（Alex Preda）组织编写了《金融市场的社会学》（Cetina and Preda，2005）和《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2013，参见塞蒂娜、普瑞达，2019），使金融议题再度成为社会学的显学。社会学家们不仅把社会性变量引入对金融行为、金融组织和金融制度的分析，而且研究金融变量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比如，社会学家肯-霍·林（Ken-Hou Lin）和托马斯科维奇-德维（Donald Tomaskovic-Devey）的研究发现，在1970年至2008年间，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美国劳工收入份额下降、管理层收入份额增加、员工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把社会互动、文化、人口结构等因素引入对金融行为和市场结果的分析。比如，魏尚进和张晓波两位华人经济学家从性别比失调的角度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上升问题，提出了竞争性储蓄动机理论。他们认为，男女性别比失调导致适婚男性在婚姻市场受到挤压，为了提高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男孩及其父母竞相储蓄，而且这种储蓄压力也可能会通过提高住房价格而传导至有女孩的家庭（Wei and Zhang，2011）。家庭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数据都支持这种理论假说，性别比失衡是1990～2007年中国家庭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总之，研究金融与社会的关系需要我们突破人为设置的学科间的壁垒，回到社会事实和研究问题本身，采取开放社会科学的立场。本集刊欢迎采用社会学、社会工作、人类学、组织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视角研究金融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文章。

我们倡导运用多元的方法来研究金融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科学可以生产描述性知识、解释性知识、理解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等不同形态的社会知识，甚至试图基于已有知识运用干预和行动的方法改变他人与社会。社会科学认识和影响社会的多重知识目标也决定了研究方法与手段的多样性。同样，就金融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而言，我们不仅追求描述性知识和解释性知识，而且追求理解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无论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无论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还是个案研究，无论是历史分析、理论分析还是统计分析，无论是问卷调查、实验研究、观察和访谈还是文本文献和大数据，只要扎实严谨、富有新意的文章，我们都欢迎。

推进金融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还需要学术交流平台的建设。金融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正日益受到中国社会学界和中国社会工作界的重视。中国社会学会经济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近年来举办的学术论坛都包含金融社会学方面的专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在中国社会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期间联合主办了首届“金融与民生福祉”分论坛。2019年12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社会学系举办了首届金融社会学工作坊。2018年11月，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系举办了“金融赋能与资产建设：金融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与实务国际研讨会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建设发展论坛”。2019年11月，上海商学院举办了首届长三角金融社会工作论坛。经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同意，金融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处于积极筹备阶段。据了解，金融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也在酝酿筹备中。可见，国内学界围绕金融与社会之间关系研究的学术交流越发频繁，并逐步建立起制度化的学术论坛、组织化的学术团体。《金融与社会》集刊的创办是为金融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搭建一个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交流平台，以积累这方面的知识。非常感谢冯小双、桂勇、黄震、刘少杰、刘世定、刘玉照、邱泽奇、沈原、汪和建、王剑锋、王水雄、杨典、周长城、周雪光等诸位学界前辈和同仁欣然同意担任本集刊的学术委员会成员，非常感谢各位作者在当前的学术评价标准之下毅然将高质量的文章赐给本集刊。我们衷心希望在学界同仁的支持下，把这本集刊办成一个守正创新、开放包容和持续发展的学术交流平台。

让我们共同推进金融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为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而努力，为建设好的金融社会而努力。

参考文献

华勒斯坦，1997，《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卡尔·马克思，2009，《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

卡瑞恩·克诺尔·塞蒂娜、亚力克斯·普瑞达，2019，《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艾云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罗伯特·希勒，2012《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

齐美尔，2019，《货币哲学》，陈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邱泽奇、陈介玄、刘世定主编，2017，《当代社会的金融化与技术化——学科路径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Cetina，K.K.and Preda，Alex.2005.The Sociology of Financial Marke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n，Ken-Hou and Tomaskovic-Devey，Donald.2013.“Financialization and U.S.Income Inequality，1970-2008.”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5）：1284-1329.

Wei，Shang-jin and Zhang，Xiao-bo.2011.“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3），511-564.

Zingales，Luigi.2015.“Presidential Address：Does Finance Benefit Society？”The Journal of Finance LXX（4）：1327-1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