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认识风险

我们对风险这个概念并不陌生，金融尤其是微观金融要谈风险，企业管理也要谈风险。现在需要重新认识风险，这对于我们构建自身所需的确定性来对冲风险是非常必要的。

（一）风险与不确定性

世界的本质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掷骰子”，但是量子力学让我们不得不相信，“上帝似乎是掷骰子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大家认识到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而非原来认为的确定性。风险与不确定性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这个世界都是确定性的，那就没有风险可言。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处处存在。弗兰克·H.奈特在其代表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从企业视角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区分，这是微观视角。从宏观角度来看，风险既是研究对象，也是研究方法。风险是未来世界在当今世界的投影，研究风险意味着从未来看今天，未来的风险决定今天的行动。当今社会关于风险的讨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投资决策，未来赚不赚钱决定了今天投不投资，如果预期悲观就不会投资，反之就会投资。

风险讲的是一种可能性，不能通过物理学方法证伪。我们所处的物理世界是一个“实体现实”，可以通过实验进行验证。风险属于“虚拟现实”，区分于“实体现实”，不是“有”或“无”，而是二者的叠加态，要用新的概念去描述它，那就是概率思维、量子思维。概率思维和量子思维显然不同于传统的确定性思维、机械化思维。风险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是不确定性。按照一般的定义，风险就是事件发生的概率，可能是0.2，也可能是0.9，但这只是概率大小的差别，只有到了事后，才能知道是不是已经实际发生。其次是隐蔽性。“薛定谔的猫”是量子力学的经典实验，猫处于生和死的叠加态，到底是生还是死，只有打开盒子观察才知道，如果不观察就永远处于叠加态。风险也处于一种叠加态，比如现在进行投资，未来赚或赔是不确定的，实际上处于赚和赔的叠加态。最后是传染性。由于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所以容易传染。风险的这三个特征，跟我们在现实中见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二）个体风险与公共风险

个体风险即微观风险，是个体可能受到的损害。个体是什么呢？企业、居民、政府、国家等都属于个体，因为从全球来看，一个国家也是“个体”。个体风险可以转移，也可以分散。个体之间依据契约来分配风险，比如经济契约，做生意要签合同，表面上是在做交易，实际是在分配风险，如果没有风险，做生意就没有必要签合同。再比如社会契约，自愿组成的家庭和婚姻就是一种社会契约，受到法律的保护。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公共风险，即宏观风险，是集体或共同体可能受到的损害。一个集体或共同体面临的共同风险，显然不可转移，覆巢之下无完卵，只能靠集体行动来化解，而集体行动要靠政府来组织。比如新冠疫情就是一种公共风险，要靠政府进行社会动员来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不可转移，意味着这个集体的成员受损害的概率是一样的。再比如空气质量恶化，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要呼吸空气，空气质量恶化对他们健康的损害是一样的。从历史角度来看，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就是公共风险导致的。如果每一个个体都很强大，不会受到其他的伤害，那么人类也不会构成一个社会。正是因为个体很弱小，只有以“类”的方式组织和团结起来，人才能生存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风险是组成“社会”的原动力。按照这个逻辑不难发现，公共风险也是组织、规则、道德、秩序和权力形成的原动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指出：“为了……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国家。”英国思想家霍布斯认为，建立公共权力，即国家，是人们寻找和平、保护自身安全的要求和愿望，否则自然法不能实施，人们的安全根本没有保障。二战后之所以产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就是因为面临世界大战等公共风险。

从个体风险和公共风险之间的关系来看，个体风险是公共风险的源头，公共风险是由相互依存的个体风险转化变异而来的。在分工高度发达、相互依存的社会，任何主体的行为都会产生外部性，每一个个体都是潜在的“风险人”，个体的风险不断向公共风险转化，即风险的公共化、宏观化。比如在疫情防控期间，如果发现一个病例但没有马上采取隔离措施，这个人就会成为风险人，一传十、十传百，导致更多人被传染。在经济活动中，风险的分配通过私人契约来约定，但是私人契约也有不完备的时候，会出现违约。如果债券违约不能偿还，会对债券市场产生影响，如果大企业或大量企业出现违约，这种影响就不可小觑。个体风险向公共风险的转化随时可能发生，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二者形成风险循环累积，即“个体风险—公共风险”不断循环累积扩散，这时就需要公共契约来解决问题。公共契约是共同体、个体之间分配风险的工具。

（三）人类文明进入“风险社会”新纪元

风险无处不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对自然风险的防控能力比过去大大增强，但是人类活动自身产生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日渐大于自然风险。全球充满了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很难预测，当前的形势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德国社会学者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他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产物，越是文明进步，大家越是相互依赖，于是地球变成“地球村”，人类的风险社会到来。人类原来构建的规则不断失效，秩序被打破，不确定性风险增加。而且新规则的建立慢于旧规则的失效，因为风险的冲击加剧了不确定性，风险频发，应急手段多于对规则的考虑和构建。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呈现“加速度”态势。农耕社会是慢变社会，变化是匀速的，可能一千年都不会有大的变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差不多。工业化之后，变化开始加速，进入快变社会，一百年一大变。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数字化、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速度更快，可以说是十年一变。在社会加速变化的背景下，风险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

风险与参照系有关，同样的风险事件在不同的参照系中，造成的损害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在一个低速度的参照系里，两辆汽车剐蹭不会造成很大伤害；如果在高速度的参照系里，两架飞机相撞就会机毁人亡。再举个例子，过去说到某种食品有问题，由于慢变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有限，对产业和企业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如果现在网络上出现“香蕉有问题”的谣言，信息就会迅速传播，大家不再买香蕉，就会对香蕉产业造成巨大影响。

风险公共化的后果取决于风险的广度、强度和烈度。以病毒的传播率、致病率和致死率为例，有的病毒传播快、致病率高，但是致死率低，比如病毒性感冒；有的病毒传播率高，致死率也很高，那就是重大风险。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风险越来越多，后果也越来越严重，一个不经意的事件就可能产生巨大风险，引发“蝴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