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理念：读懂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著 王贤青主编
- 10626字
- 2025-03-26 17:25:15
大变局下的中国式现代化[1]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提出来后，得到的国际反响是非常大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我个人觉得是全方位、综合、系统的。二十大报告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实际上非常有意义。讲中国式现代化，仅仅看中国可能看不清楚，通过比较来看更有意义一点。
五个特征，大家已经知道，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把它称为“五位一体”。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定义？从国际视角来看，它的意义很重大。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我们有14亿人口，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大的国家进行那么大规模的现代化。现代化的英文modernization，以前翻译成“近代化”，后来才叫“现代化”，是同一个概念。近代化的概念从西方文艺复兴开始，但真正的现代化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到现在为止也只有250年左右。
现代化从英国传到西欧各个国家，再到北美；从西方传到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再到中国等经济体。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然后是“亚洲四小龙”，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规模的现代化在中国展开。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国家或者经济体进行的都是非常小规模的现代化。英国当时没多少人，现在好多欧洲国家都只有几百万人口。中国这样大规模的14亿人的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经验。美国现在是最现代化的国家，它的人口也只是3.3亿多。
当然，印度人口比我们多，印度也在进行现代化。但如果比较一下，印度的现代化估计比中国迟二三十年还多。印度尽管在加速现代化，但没有中国这样的体制，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从以前的世界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业化就很难展开，城市化也很难展开。现代化不是抽象的，它跟工业化、城市化关联在一起。印度的土地是私有的，它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全国性的政党组织。印度有100多种主要语言，说英语的只有约10%的人口。
还有一个资源的问题。美国现在为什么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因为世界上的资源有限。以前有人说，我们现在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接近13000美元，大家已经觉得中国在竞争世界资源了，如果成了像美国那样的现代化国家，人均GDP达到76400美元，那14亿人要消耗多少全世界的能源？
所以，我们的现代化是不是一定要达到美国的消费水平，或者达到欧洲的水平？我们人口规模巨大，实现这样的现代化不仅仅比较困难、比较艰巨，还有外在影响，不仅是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还有对地球的影响。我们现在讲碳排放，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的碳排放量跟美国的加起来就占全球碳排放份额的40%以上了。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提出来以后，很多企业家对此有所担心，共同富裕是不是要“劫富济贫”？但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写入了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我们要追求的。问题是，什么叫共同富裕，很多人对此的认识还不太清楚。
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共同富裕不是分“大饼”，而是在继续做大“大饼”的基础上分好“大饼”。但这里面还有很多误区，尤其是经济学界一直在讲的所谓三次分配。
大家说，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三次分配是补充。但这个说法也不全面。一次分配是不是光讲效率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大部分收入都是一次分配，来自我们的工资。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基本公平，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也不会公平。一次分配不仅要讲效率，也要讲公平。
一次分配很重要，要给员工有相当的工资才行，并且一次分配的公平也有利于企业发展。如果企业没有给员工支付足够的薪水，它生产的商品谁买呢？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就是要把员工（从前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转换成中产阶级，因为只有员工成为中产阶级，福特汽车才卖得出去。
二次分配讲公平，是不是只讲公平呢？二次分配当然要讲公平，通过国家税收财政实现社会福利。但二次分配不仅要讲公平，也要讲发展。如果二次分配只讲公平，就会打造出一个福利国家、养懒人的社会，谁来干活呢？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干预经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二次分配。
一次分配其实不能叫分配，因为这是工资。二次分配通过国家的才叫分配。三次分配更不能叫分配了，它是企业家捐款、做慈善的自主行为。如果说某一次分配跟政府相关，那么只有两条：第一，在一些国家，通过国家法律形式规定最低工资制度；第二，通过一整套的法律法规，鼓励企业家去捐款，为社会做善事。美国最好的大学很多是企业家办的，比如常春藤联盟，最好的智库也都是企业家办的。美国的企业家都乐意捐款，因为它有一整套政策，通过免税鼓励企业家，企业家得到了社会名望，比如哈佛大学几乎每一栋楼都被冠以企业家的名字。
所以，我们要理解清楚。如果不理解清楚，光强调分配，社会思想会乱。三次分配一提出来，有些人情绪就高涨起来，认为是要“劫富济贫”。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种论调对企业家的伤害还是很深的。当然，企业家平时确实要为社会做好事、做慈善，但要有自己的判断。
我们需要实现共同富裕，因为共同富裕有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过于由资本主导的社会，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吸取美国、欧洲社会高度分化的教训。在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保护社会。社会如果不被保护，就不稳定，经济发展肯定会出问题。中产阶层一旦壮大，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
20世纪60年代，美国既有反越战运动，又有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还发生了总统被刺杀的事件，为什么社会没有乱？因为美国有60%的中产阶层。民主党左一点，共和党右一点，但无论哪一个党执政，都必须照顾到这60%人口的利益。政党不会走极端，它走中间路线。
那么，美国今天为什么乱呢？跟20世纪80年代正式走到台前的新自由主义相关。美国的里根革命、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开启了一波全球化。这一波全球化是英美主导的，是资本主导的，为整个西方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它的收入分配出现了问题。全球化创造的巨量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所以，美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加大了社会分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中产阶层萎缩。美国的中产阶层所占人口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70%一路下滑到今天的50%左右。
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人，比例只有不到30%，但我们中国人从贫穷到富裕，比较有耐心。奥巴马执政8年，美国中产阶层的比例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为民粹主义的崛起准备了社会基础。
经济发展如果不能保证基本社会公平，是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坚持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绝对不是劫富济贫。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产阶层如果用货币形式表达，其实没多大意义。但衡量中产阶层最不困难的就是用货币，因为这很简单，比如按照收入划定区间。真的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看“文化中产”，这是中国最稀缺的。“文化中产”的概念更为重要。对于现代化，如果没有建立这样一种文化，很难发展。
我觉得，民营企业家应该多研究道家的文化，独立、自主、进步，这是很先进的。要从事什么职业，如何保持独立，这些都包含在道家思想里面。实际上，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如果把儒家经济学、道家经济学、法家经济学的逻辑梳理清楚，可能会对我们有更大的启发作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也很重要，要和谐共生。我在英国工作时就发现，很多研究机构还在整治100多年前维多利亚时代污染的环境，整治不完。美国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有环保运动，德国、欧洲现在也有环保运动。
中国为什么要提“两山理论”？好多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提这个。我说因为我们有一个深刻的教训。2000年左右，像浙江的很多地方，就进口日本或者其他国家的垃圾，建洋垃圾处理厂，结果造成大量污染，导致有的村的许多村民得了癌症。如果经济发展了，但身体因此受到损害，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和平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西方早期的现代化、工业革命使得这些国家变得强大起来，但它们走上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道路。虽然说“西方完全靠掠夺起家”这一说法过于极端，它们的很多技术发展跟掠夺也没什么关系，但对国际社会的剥削的确是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获得资源的一种手段。
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做，所以要另外想办法。这些年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西方很多人污蔑我们是搞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债权帝国主义等等。我跟那些美国朋友、英国朋友说，你们要实事求是地去看，你们前辈搞殖民主义屠杀了多少人，但是我们中国没有。我们给发展中国家建的都是基础设施——公路、桥梁、体育设施、学校、医院，这些都是有利于当地发展的。当然，在这些方面，中国需要把自己的故事讲好。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来以后，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经常会提，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是要取代美国式现代化，或者日本式现代化呢？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参照意义？
我觉得我们要强调，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表明我们也承认有欧洲式现代化、美国式现代化、日本式现代化或者新加坡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要取代其他形式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定义是多元的，模式是多元的，路径是多元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是给世界现代化大家庭贡献了一个新的模式。
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表明我们是成功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找到了符合我们自己文明、文化、国情的现代化方式，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都能找到符合它自己文明、文化、国情的现代化。
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表明我们不会像美国、西方那样，把自己的现代化方式强加到其他国家头上。我们强调多元性，这一点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否则西方会又一次恐慌，又会出现“中国式现代化威胁论”。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既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上，也建立在西方的历史经验教训上。但它还是一个目标，并不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现在已经实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分为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果用人均GDP作为衡量指标，2021年我们是12800美元左右，到2035年达到目前韩国32200美元的水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让我们从以前的贫穷社会走到全面小康的体制机制，能否支撑我们从全面小康走到2035年甚至2050年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强调高质量发展、科教兴国、科技创新、制度型开放等，但很多人还没有搞清楚。
什么叫高质量？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现在大家只有一个GDP数据，但GDP增长不等于高质量发展。尤其对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大家对一个国家的GDP高一点、低一点实在感觉不到，老百姓追求的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租房、幸福程度。我们需要增进国民财富的GDP，如果是无效的大规模投资，不仅不能带来国民财富，反而会损耗、减少国民财富。
激发民间投资的三个关键问题
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靠的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但它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
投资方面，2023年一季度各个地方的投资增加都很快，但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长非常小，表明企业信心还不够足，俄乌冲突、中美关系的影响也很大。但我们也要反思。像前些年整顿的房地产、教培、互联网这三大领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大本营，虽然整顿的初心是好的，是为了造就一个更好的长远发展的营商环境，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这当中还凸显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从汉朝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经济结构一直是三层资本、三层市场。顶端是国有资本，对国计民生很重要的一些领域国家占主导地位，底下的广大中小型、微型企业都是民营资本，中间是国有资本跟民营资本互动，进而形成了近代所说的官办、商办（相当于现在的民营企业）和官督商办三类企业。三类企业比较均衡发展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发展得好，比较稳定。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家说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极端化，这三层资本还是要比较均衡地发展才行。那么，现在我们的民营企业为什么不去投资？我觉得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为什么要投资。保证财富安全和企业家的生命安全很重要。这两个安全的保证并不是资本主义才有的，它的出现远远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道理很简单，如果做了以后不安全，你肯定不做了。如果你做了，赚了钱，有一天发现这个钱不是你的，你肯定也不做了。
所以，通过法律保护财富安全和企业家的生命安全很重要。民营企业要的是确定性，最重要的是从法律上把民营企业的地位巩固住，而不仅仅是给予政策上的优惠。营商环境的“三化”，就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其中法治化尤其重要。
二是要做什么投资。当经济下行时，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会鼓励甚至督导央国企加大投资，这自然会挤占民营企业的投资空间。加上房地产、教培、互联网行业的变化或调整，很多企业遭遇既有投资空间的关闭。国有资本很难做好风投，因为风投就是长线的投资，少则8~15年甚至更长。现在央企的布局是比较合理的，但大量的地方国资占据了太多经济空间，导致很多企业失去投资空间，国企和国资应该改革。
三是怎么去做投资。这方面很难，因为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企业拿不到钱，大型国有银行缺乏足够的理由和动机去服务中小型民营企业。大家看美国的经济往往看华尔街，但是美国的中小型银行尤其是社区银行起了非常大的作用。2007—2008年金融危机是华尔街制造出来的，但帮助美国走出危机的是中小型银行尤其是社区银行。
中国需要改变金融结构。有两个办法，一是成立一大批中小型民营银行，可以限制其地域和服务领域，但必须有；二是成立一大批中小型国有银行，但对这些国有中小型银行的考核一定不要跟大的银行一样。
我们以前的经济发展是数量型经济扩张，只要投资就有收益，但这样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我们如今一定要精耕细作，从制度上思考怎么利用民资来推动发展。
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了我们过去很多年的经济增长，现在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完成了，东南沿海地区已经饱和，中部地区也不错。西部地区还有一点投资空间，但西部地区本来经济活动就不多。经济活动不多，过度投资就是浪费。以前日本北海道边缘地带的投资非常好，但是随着人口萎缩，投资越来越集中到东京等大城市，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就废弛了。
贸易方面，大家都感受到了。首先是世界经济形势都不好，其次就是美国跟我们系统脱钩。所以，用贸易来支撑、拉动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很困难。
消费方面，想要迅速提高消费很困难，虽然“五一”假期的消费情况不错，但光靠旅游还拉动不了中国经济，尤其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消费社会。从学术上说，消费社会跟中产社会是同一个意思。任何社会，哪怕是最穷的社会，也有小部分人是消费过度的。穷人永远是消费不足的，只有中产阶层才能充分消费。
从世界经济史看的话，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的比例跨过50%的门槛，达到60%甚至70%，才是中产社会。我们现在只有不到30%的中产阶层，所以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如果到2035年我们的中产阶层能达到六七亿人，那可能就是中产社会了。当然，如果年轻人不生小孩，那会是一个非常老的社会，可能也消费不动了。
高质量发展的投资之道
不过，对于传统的“三驾马车”，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就说投资，我觉得我们要投资质量，不要投资数量，要走质量型经济发展之路。
比如城市更新还需要大量投资，也照样有收益，这方面公租房非常重要。中国香港地区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公屋制度”（即公租房）解决了30%左右人口的居住问题。新加坡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新加坡的政府组屋解决了70%以上人口的居住问题。目前，中国内地的城市还没有一个地方的这一数据达到20%。有些城市有“城中村”问题，为什么不多盖一点公租房呢？公租房的条件更好，如果把公租房的房租价格跟“城中村”的价格拉平，甚至更低一点，“城中村”的问题就解决了。
还有一个停车场的问题。停车场经济是非常好的经济。新加坡、中国香港的停车场产业很大，都有立体停车场，既能避免小区停车过度拥挤产生的安全隐患，又能获得较多收益。新加坡政府的停车场收益很高，因为停车场产业基本不需要人工，一个闸口就行了。现在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有很多空置的楼房、写字楼，可以把它们改成停车场，既能获得收益，还可以提升城市品质。
还有养老院的问题。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是先富后老，我们是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速度非常快。但现在在建的很多养老院都在边缘地带，这样很不好。新加坡就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养老，即便无法做到过去四世同堂那种，现在年轻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了，李光耀时期也用了很多政策来保护家庭。比如，你与父母不住在一起，但如果房子买在同一个小区，政府就会给一个很好的折扣。如果买不到同一个小区的房子，而需要从其他小区开车到父母所在的小区，停车就是免费的。我们有14亿多人口，养老完全靠政府承担是不可能的，因此还是需要回归家庭、保护家庭。
更高质量的城市化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好方法。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走上了日本、韩国城市化的道路，如果把国家的优质资源都放在几个大城市，其他的三、四线城市就会衰落。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口萎缩。城市越大，生育率越低，儒家文化圈的人口萎缩最快。大城市化只产生GDP，不生产婴儿。光有经济活动，没有小孩的城市化是没有希望的。
京沪生育率不到0.7，杭州为0.96，但生育率达到2.1才会有人口增长。虽然就整体来讲，杭州也很年轻化，但这是用优越的条件把其他地方生的小孩吸收过来，结果就是三、四线城市衰落。要改变城市化的方式，不要把所有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而是要分配更多资源到三、四线城市。
在革命时代，我们有“三大法宝”，就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今天，我们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其中开放最重要，只有开放才能有改革，不开放就没有改革。今天强调开放，不仅仅是国际层面的开放，内部开放同样非常重要。
美国强大在哪里？不是美国人所说的自由民主，而在于它的开放。我总结了一下，美国的成功在于其有三大开放系统：第一，开放的教育和人才系统；第二，开放的企业系统和企业制度；第三，开放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这三大开放系统缺一不可。
首先，要有开放的教育和人才系统。人才非常重要，美国基本上是世界人才的平台。美国本来是一个移民国家，一战、二战期间吸收了大量欧洲科学家。二战以前，美国没有基础科研的说法，应用技术也不讲。美苏冷战期间，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苏联跑到美国的人才，跟苏联竞争，苏联能竞争得过吗？所以最后苏联失败了。
今天也是一样，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中国去的人才，跟中国竞争，那我们怎么跟它竞争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美国输送了几百万的人才，都是北大、清华、浙大等一流大学的，当然也有些人回来了，但绝大部分还留在那里。
我们讲的营商环境“三化”里面有国际化，但我们的国际化程度远远不够。旧金山湾区跟纽约湾区，外国人口占40%，虽然不都是人才，但表明它的国际化程度很高。硅谷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是一代移民、二代移民办的，而不是美国本地人办的。说美国制造，其实不是美国人制造。美国人为什么得那么多的诺贝尔奖，包括很多华裔去美国后得了诺贝尔奖？所以，一定要有开放的教育和人才体系。
其次，要有非常开放的企业制度。比较中国的企业制度跟美国的企业制度，比如新能源车领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有什么不同呢？中国企业的运营逻辑一模一样，都是封闭的，没有供应链，或者供应链非常短，全供应链自己去做。国有企业这样做可以理解，但民营企业也是这样。
再看特斯拉的供应链，它的好多供应商都是宁波企业。特斯拉的供应链非常长，这样至少能达到三个效果。第一，美国企业有技术进步的机制，供应链长，相当于每个零件之间都是竞争关系。一个零件进步了，另外的零件也要跟着进步，否则就被淘汰。第二，这表明这个企业是开放的，向其他企业开放，不仅向国内的企业开放，还可以向国外开放。西方企业怎么进入的中国呢？它们都是将一些产品放在中国，由中国企业生产，这样容易走出去，容易国际化。第三，企业互相开放，可以做标准、做规则。中国国有企业之间互相不开放，国有企业更不向民营企业开放，民营企业之间也很少有开放。美国的企业是互相开放的，互相打通，所以一加起来又大又强。中国企业很多，一个个加起来量很大，但是不打通，大而不强，一直受制于人家的规则。标准决定价格，标准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只讲外部开放，不讲内部开放，企业之间不开放，甚至区域之间都不开放。现在国际环境不好，如果国内各个区域之间能打通，效果会非常好。东部地区有制造业优势、资本优势、开放管理经验的优势，西部地区有阳光、风、土地等资源优势，劳动力也便宜。但是这些生产要素很难组合，如果组合起来，就能够促进内循环，促成国家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欧洲二十几个主权国家都形成了一个统一大市场，我们一个国家为什么就形成不了统一大市场呢？如果不内部开放，就很难有统一大市场。
外部开放也是重要的。苏联是一个因不开放而失败的案例。冷战开始以后，苏联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被孤立了。不开放至少从技术上来说有两个缺点。第一，科技的进步需要不同的思想碰撞，封闭起来以后，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慢慢地技术就衰落了。第二，科研技术需要大量的投入，这些投入必须从市场上得到回报才能再投资，科研技术才可能可持续发展。苏联因为计划经济封闭起来，导致没有市场。
中国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归功于天时、地利、人和。因为美苏冷战，美国从战略上需要中国，资本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们一接轨就造就了过去40多年的超级全球化。所以绝对不要脱钩，一旦和西方脱钩，再回去也难，苏联就是教训。
我个人提出要实行第三次开放。鸦片战争之后的开放，我们是被迫开放。1978年开始的开放，我们是主动开放。现在西方让我们“卡脖子”，系统脱钩，我们更要开放，并且是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的制度型开放。我把它称为第三次开放，是单边开放。哪怕一些西方国家不向我们开放，我们也要向它们开放。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能适应单边开放。美国从原则上一直强调门户开放、对等开放，但在它需要的领域永远是单边开放，比如人才领域。
金融支持是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必要条件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金融系统非常重要。
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无论是欧美国家早早成为发达经济体，还是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抑或有些经济体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都是因为技术进步。
一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升级。旧的“三驾马车”——投资、贸易、消费也是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升级。如果没有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升级，国家很难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新的“三驾马车”就是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研的大学和机构；第二个条件，必须拥有一大批能够把基础研究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第三个条件，必须有足够支撑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的金融支持。
金融非常重要。金融要支持企业的技术转化，在美国表现为风投。我们对金融的重要性认知还不足，对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没有解释透。为什么要把金融跟实体经济区分开来呢？当然，像美国那样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过度虚拟化是不对的，但如果缺少了金融，经济也是不行的。
从历史上看，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只有两个—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这两个国家都有强大的金融系统。因为金融是世界经济的血液，我们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就要看血液流到哪个角落。日本曾经想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金融大国，德国也想过，都被美国打压下去。中国下一步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就看金融，没有金融，中国走不出去。
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哪一个诺贝尔奖是资本主导出来的？没有的。如果一定要使用密集型的概念，就是自由密集型，自由追求自己的学术兴趣就行了，科学发展有自己的逻辑。
应用技术转化才是资本密集型的，但是应用技术转化风险很大，所以才发明了风投。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金融支持呢？因为政府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做风险大的投资，传统银行也不能这么做，因为拿着人家的存款。
对我们而言，中等技术陷阱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较少。必须承认，近代以来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大部分还是来自西方。而在应用技术领域，如果用1到10来衡量，中国在4到8之间，8到10的很少。我还发现，凡是能做0到1的，也能做到8到10。不能做0到1的，只能做4到8，很难再上去了。我们无论从价值链、供应链还是产业链来说，就是要突破中等技术陷阱，不仅要爬上8到10，更要实现从0到1的突破。
理性对待中美关系
美国的意图是遏制、围堵中国，以前有很成功的例子。它既不允许体制内的挑战，比如日本20世纪80年代挑战美国，德国、法国的挑战也都被打压下去了；更不允许体制外有人来挑战它，比如曾经的苏联。今天美国打压中国，更像以前美国打压苏联，但问题就是打压现在的中国很难。中国跟苏联不一样，除了用核武器互相威慑，苏联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而中国跟美国到现在为止还脱不了钩，因为中国经过40多年的发展，确实在中下层技术层面占领了优势，美国也不可能全部收回去。所以对于中美关系，我们要有耐心。
我最近提出一个“战略忍耐”的观点。首先，美国自己的民主制度正在经历危机。其次，中国政治经过这些年的变化，形成了三权分工合作体系，“三权”即决策权、执行权、监察权。在制度竞争方面，我们拥有自信。
只要中国是开放的，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两个国家就脱不了钩。现在要脱钩的只是美国的行政当局，只是冷战派或者反华力量。但这种脱钩是政治逻辑，不符合资本逻辑，更不符合市场逻辑，也不符合技术逻辑。同时，我们也绝对不要帮着美国人脱钩。比如，全供应链、全产业链都自己生产，朝这个方向走下去很危险。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分裂为两套技术系统是可能的，但几千年历史表明，这个世界只能有一套技术系统，没有两套技术系统。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现代化技术进步，跟世界层面的全球化是两股力量相向而行、互相强化、互相促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美国“卡脖子”，以前的世界形势是超级全球化，现在是逆全球化，那我们如何应对呢？所以说，一定要第三次开放。
[1] 本文根据作者于2023年5月10日在国研东海智库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整理。